宗教精英与公民抵抗:阿根廷、智利和萨尔瓦多1970年代的运动

演示1:标题

莎伦·艾瑞克森·耐珀斯塔德(Sharon Ericson Nepstad)

新墨西哥大学

主持人:莎伦·耐珀斯塔德是新墨西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她的研究领域主要在社会运动、宗教和公民抵抗。她撰有多篇文章和4本专著,包括《非暴力斗争:理论、策略和动力》(201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 《非暴力革命:20世纪末的公民运动》(201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 《犁头运动中的宗教与抵抗》(200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灵之信:中美洲团结运动中的宗教、文化和组织》(200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她曾在普林斯顿宗教研究中心和圣母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现在有请莎伦·耐珀斯塔德。

莎伦:谢谢各位!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探讨“宗教精英与公民抵抗:阿根廷、智利和萨尔瓦多1970年代的运动”这一课题。在公民抵抗研究领域,有一些研究侧重于运动的结果,导致运动成败的因素的确是个问题。这些研究表明,许多因素可以产生不同的后果,包括运动参与程度、政治机会、斗争的持续时间以及运动内部的战术创新和韧性程度等。

 

演示2:公民抵抗战略

非暴力运动(收回公民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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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权的支柱为目标(分化政权盟友的忠诚)

许多战略模式强调,一个运动有两个部分组成,一方面是抵抗者的担当,他们收回权力,拒绝合作,如他们的技能、物质资源、以及拒绝服从;另一方面,是以政权的支柱为目标,这些支柱机构是向政权提供各种权力的部门,包括商界、教育界、媒体、军事和宗教团体等。因此总体计划是将公民运动与其目标及瓦解支持政权的支柱结合起来。

 

演示3:军队倒戈

现在我们确实了解一些关于这些政权支柱内的精英和这些重要机构的支持者如何切断与政权的关系,站在运动一边。也许我们最了解的是关于军队的角色。有很多研究都阐明了军队如何倒戈与反对者联手,这一点非常重要,在陈诺威和史蒂芬的著作《为什么公民抵抗会成功》(2011年)中,证明赢得军队是多么重要,他们发现如果军队倒戈,公民抵抗的成功机率高出40多倍。随后其他一些研究则探究了什么因素可能使军事人员改变。研究表明,如果忠诚不能使其得到经济的、民族的或政治的利益,  安全部队更可能倒戈。另外如果他们与公民抵抗者有相似的集体身份认同,或保持忠诚会付出巨大代价,以及政权倒台可能性极大的情况下,他们也容易与抵抗者为伍。我们对引起军队倒戈的因素有所了解,但我们对引起其他机构保持忠诚与否的因素知之甚少,如:什么会使媒体精英制造一种反对的氛围?什么会使教育精英推行的课程具有挑战政权合法性的功用?什么会使商业精英对运动给予支持或提供财政资源?

 

演示4:为什么宗教领袖很重要?

在我的演讲中,我会对宗教精英进行分析,来探讨一下什么因素会使他们反对当局,而对公民抵抗斗争给予支持。人们可能要问:在公民抵抗中,宗教领袖具有什么作用?这很要重要吗?我们知道,宗教精英能够提供不同方面的资源,这在1950-60年代的权利运动中尤为明显。

 

演示5:有益运动的宗教资源

道德合法化的原因

利他、公义、牺牲的理念与价值

抵抗文化的自由空间

激励仪式和音乐

经济资源

招募网络

跨国关系和建立团结的共同身份

学者们发现,宗教精英可以提供的资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他们能提供道德合法化,一旦宗教领袖支持公民运动,政府就很难抵毁公民抵抗者,很难指责其为狂徒或寻衅滋事者;

同时宗教强调利他、公义、牺牲的理念价值,这是公民运动的重要价值;

宗教有时也提供抵抗文化的自由空间,如果想在威权国家组织运动,有时连一个自由的空间都很难找到,在那里大家可以讨论战略、发展抵抗文化理念。在许多案例中,宗教都有一些场所,政府很难闯入,不论是庙宇、清真寺还是基督教堂。因此宗教可以提供组织的基本空间;

宗教还有激励仪式和音乐,人们可以将公民抵抗的内容融入;

宗教可以提供经济资源;

在美国权利运动中,宗教提供了抵抗者招募网络。在蒙哥巴利巴士抵制运动中,在短短几天内就组织起来,一个最快的方法就是通过信徒的网络动员,牧师演讲,通过宗教人员电话联络,动员人们加入到巴士抵制运动中来;

最后,宗教更有天然的跨国关系,宗教团体分散各处,然而共同的身份认同使他们与其他地方的信徒团结起来,这会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建立国际团结,支持公民运动。

 

演示6:关键问题

1、影响宗教领袖决定支持或反对抵抗运动的因素是什么?

2、宗教的支持或反对如何对运动产生影响?

因为宗教领袖对公民运动的重要性,以此引出我以下的问题,这是今天报告的核心。首先,影响宗教领袖决定支持或反对抵抗运动的因素是什么?其次,宗教的支持或反对如何影响运动、运动的轨迹以及运动成功的机率?

 

演示8:方法

罗马天主教领袖的历史比较:

阿根廷“肮脏战争”[1](宗教领袖大部分支持国家政权)

智利反对皮诺切特将军[2]的斗争(宗教领袖反对国家政权)

萨尔瓦多解放运动(宗教领袖意见分歧)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将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观察在1970到80年代发生在三个国家的抵抗运动,在这三个案例中,宗教精英采取了不同的立场。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我试图解释:为什么在“肮脏战争”中,天主教领袖大部分支持阿根廷政权?而在智利,为什么教会实际上支持运动在军事政变中驱逐皮诺切特和建立民主?第三,为什么萨尔瓦多教会领袖对人民的斗争意见严重分歧?为研讨这三个案例,我会从文献中梳理一下,强调几个重要因素。

 

演示9:影响精英反叛的因素

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假设1:在那些政府为宗教机构提供物质或政治利益的国家,宗教领袖更有可能保持对政府的忠诚;相反那些没有物质和政治利益的地方,宗教领袖可能更具批判性而与抵抗者同盟。

一是教会与国家关系,我认为国家与宗教的历史关系决定其对国家的忠诚度,具体地说,在那些政权为宗教机构提供物质利益,或使其更有权力的国家,宗教领袖更有可能保持对政权的忠诚。然而,如果政权与宗教有对抗的历史,像在东德,牧师的孩子经常被剥夺大学教育权利,他们没有获得国家住房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认为宗教领袖更意愿反对政权。因而我这里提出假设:在那些国家为宗教机构提供物质或政治利益的国家,宗教领袖更有可能保持忠诚;相反,那些没有物质和政治利益的地方,宗教领袖可能更具批判性而与抵抗者同盟。

 

演示10:影响精英反叛的因素

激进派

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艾克斯

二,关于激进派。公民抵抗研究人员对激进派如何影响非暴力斗争颇感兴趣,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些激进派的存在对运动是有益还是有害。一些人认为,激进派的存在,无论是目标激进,还是手段激进,对公民抵抗是有积极作用的,使运动显得更有理性,更有谈判价值;另一些人则认为激进派有负面作用。以北爱尔兰为例,与爱尔兰共和军的武装斗争,使政权将抵抗运动基本上定性为恐怖活动。因此问题是,激进派的存在多大程度上有损或有害于运动?在艾瑞卡·陈诺威(Erica Chenoweth)和库特·舒克(Kurt Scheck)的最新文章里,他们认为我们并没有真正区分意识形态导向的激进派和战术激进派,换句话说,公民运动有时可以有极端的目标,但如果让其显得平和一些,可能会使公民抵抗得益。如乔·弗里曼发现,当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出现后,中间路线的女权组织如国家妇女组织更强有力,因为前者令其显得更稳健而适度。这张照片引出的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黑人民族团体或黑人权力团体,如伊斯兰或“黑豹”实际上帮助了马丁·路德·金,实际上一些学者甚至声称马尔科姆·艾克斯在民权运动中的贡献,是激进派的威胁使得马丁·路德·金看起来更值得与其谈判整合目标。

 

演示 11:影响精英反叛的因素

假设2:如果有反对宗教的激进派存在,宗教领袖更有可能支持公民运动;他们更有可能支持公民运动以免除未来变化对宗教机构的威胁

有时一些团体具有共同的目标,但达到目标的手段却不同。因此当我们观察这些以推翻独裁者为目标的运动时,可能会出现有些人武装起来,另一些人则组织公民抵抗的情形。在公民运动努力实现自己目标时,武装游击运动有什么影响,陈诺威和舒克认为没有直接影响。但我认为,激进行动的存在可能会有间接的影响,会促使宗教精英决定自己的立场。

我的第二个假设是, 如果有反宗教的激进派存在,宗教领袖更有可能支持公民运动。在上面的事例中,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存在,无论是意识形态上还是战术上的激进,使得宗教领袖都会更支持公民运动,以避免未来对宗教机构的威胁。

 

演示12:影响精英反叛的因素

政权的镇压

假设 3:当政权的镇压变本加厉,宗教领袖更可能代表公民抵抗者进行干预。

三是政府镇压。我们知道,当人民起义时,所有的政权都会设法阻止它。有时政权会采用高度针对性的压迫,针对特定的政治人物或反对派人物,逮捕、监禁或暗杀;但有时也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有时会大规模镇压恐吓人民使其屈从。因此我的第三个假设是,当政权不顾一切地大规模镇压时,宗教领袖更可能代表公民抵抗者进行干预。基本上对有针对性的暴力,我认为宗教领袖可能觉得这是政治的而不是宗教的冲突,所以他们可能倾向于一个中立的立场;但当数十亿人都受到迫害时,这就成为一个道德问题,他们会意识到自己作为道德领袖的责任,会感到一种驱使的力量,使他们在无辜的人受到伤害时发声。

 

演示13:影响精英反叛的因素

宗教领袖的特点

假设4:宗教领袖出自于受害方,或与其有密切的个人联系,更有可能与抵抗者站在一边;相反,来自精英背景并与受难者联系有限,宗教领袖就不太可能打破与国家的关系。

最后,是关于宗教领袖的特点。我受到马歇尔·甘茨的启示,他对联合农场工人运动的领袖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从其他联合工会来的人很难组织起农场工人,最有效的实际上是那些与农场工人有着共同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组织者,对于宗教领袖也是一样。因此,我的第四个假设是, 如宗教领袖来自于受害者一方,或与其有密切的个人联系,更有可能与抵抗者站在一边;相反,来自精英背景并与受难者联系有限的宗教领袖,不太可能打破与国家的关系。这是我们要考察的四个因素。因为时间有限,我会很快地展开这三个案例。当然,历史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我这里只是强调那些影响宗教精英的因素。

 

演示14:阿根廷的肮脏战争

阿根廷肮脏战争

让我们从阿根廷的“肮脏战争”开始。从1976到1983年,阿根廷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军政府以残暴手段消灭一切左翼影响,建立专制政权,这其实始于1970年代初,阿政府认为它是反共产主义阵营的一分子,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范围内势力渐长,工会在扩大,群众组织在扩散,当然解放神学的影响也在扩大。而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武装游击队的出现,如城市游击队或人民革命军。为了消灭共产主义的威胁,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在1974年通过了一条“反颠覆法”,禁止一切形式的抗议行动。之后,政府指示军队消灭游击队。军队迅速组织了暗杀队,不仅瞄准游击队,也把目标放在了人权活动组织者、劳工活动家等,他们也瞄准作为第三世界和平运动一部分的神职人员。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到1976年3月,军政府通过政变掌握大权,阿根廷天主教会对此意见不一,大多数主教支持军队,主要因为他们希望军队能阻止这一切的政治混乱,但教会一般人士则不同,一些人参加了武力反抗,更多人变成了非暴力抵抗者。事实上军队没能阻止冲突,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非暴力运动中,政府则加大力度进行镇压。第二年,安全部队成员绑架、审问、拷打和处决成千上万的平民,估计有3万人在这一时期受害。在国家陷入专制统治下, 阿根廷的天主教领袖究竟采取了什么立场?许多基层宗教人士和神学院学生反对军事政权及恐怖主义,但教会领袖多数都消极沉默,拒绝声讨军政权。特别是阿根廷主教,包括80多位活跃人士,有教区主任、辅助主教和军事主教等。其中只有4位遣责人权侵犯,其他包括红衣主教在内否认绑架和人员失踪,无视大量暴行的证据。怎样解释天主教领导者在“肮脏战争”期间对政权的持续支持?有些学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与国家及精英人士密切联系的历史有关。在19世纪70年代,国家总统必须信仰天主教,教会和国家没有正式分离,教会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影响。另外,它也得到政权的资金支持,国家长期给予天主教私立学校大量的财政支持,包括为阿根廷天主教大学提供一半以上的预算。除了这些利益,人们可能会说宗教领袖应受到感召来声讨,政府的镇压是如此不分青红皂白。部分原因在于神学观点,阿根廷的主教很大程度上忽视从梵蒂冈和解放神学而来的进步神学观点,大多数主教认为教会在公共和政治事务上应保持中立。最后,我想谈一下武装游击队的存在。多数主教都会认为有马克思主义的潜在威胁,那就意味着潜在的新政权对宗教的反对,在这个案例中,游击队的出现,迫使宗教领袖支持政权而不是公民抵抗。

 

演示15:智利反对皮诺切特的斗争

左:皮诺切特 右:抗议者

在智利,发生了驱逐、反对皮诺切特的斗争。智利专制政权始于1973年9月,军队推翻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军事领袖皮诺切特一上台,就着手彻底消灭任何左翼的影响,估计有5万名阿连德的支持者被逮捕和拘留。在政变发生后的几周内,国家体育场被改造成拘留中心。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估计在前3个月的军事统治中有一万零八百名平民死亡。这种镇压状态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常态,皮诺切特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其主要任务是消除异见。抵抗者迅速作出反应,试图帮助受害者。最早出现的是圣地亚哥大主教管区下的和平委员会,主要向那些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提供物质援助和法律援助,在最初的几个月,和平委员会的律师回应了1300个帮助请求。当他们经手这些案子时,他们收集了包括酷刑在内的证据,他们将这些信息传送给智利主教,主教谴责了政权的审讯、虐待和非法拘留。这是天主教会第一次公开批评军政府。在1975年,委员会处理了18,000多宗案件后,天主教会明确表态正式支持公民抵抗运动,声明教会不能消极和保持中立。军政府取缔了和平委员会,但教会重新开始了新的反对派组织,其中包括帮助受政治迫害的家庭的组织。教会还为各种人权捍卫者及公民抵抗提供资金资助,它从欧洲和北美获得了上千万的物资帮助。为什么智利教会与阿根廷完全不同,可以与政府切断关系?首先,和阿根廷相反,智利实现了政教分离,教会得不到任何来自国家的利益;第二,智利教会具有长期的社会正义传统,这主要源自进步神学的传统,它支持解放神学,特别是对穷人的关照。事实上,智利教会还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一度将教会的土地重新分配给穷人;第三,在智利也有武装反抗出现,但它的范围和力量有限,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捣毁电力设施和破坏交通,和阿根廷的城市游击队或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相比,智利的武装力量并不强,因此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支持警察消灭游击队;最后,智利教会有几个重要领导人与智利的社会边缘阶层有长期的关系,席尔瓦·恩里克斯曾担任天主教学校校长,那些学校的家庭主要处于经济上的边缘地位,他也曾进行天主教救济服务以帮助难民和罪犯,但真正影响他的事件是,当政变发生后,他曾去体育馆面见那些因为“颠覆”罪名而被拘留的人,人们控诉遭受的拷打,请求他给予法律帮助。与边缘受害者的见面成为智利教会领袖与公民抵抗站在一起的重要原因。

 

演示16:萨尔多瓦解放斗争

萨尔瓦多解放运动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萨尔瓦多解放斗争。在1970年代,萨尔瓦多政治局势持续紧张,主要是源自经济与社会的巨大不公平,于是有很多农民与工人的组织建立起来,他们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增加工资,进行土地改革。这些组织最终联合起来,发展为反对运动,提出了渐进政治改革主张。不出所料政府进行了镇压, 任何与此相关的人都成为暗杀队的目标,他们会被绑架和处死,其中有工会组织者、基督教社区领袖、人权工作者,还有他们的家属、同事和邻居,被不加区分地镇压。到1970年代末更是变本加厉,每月有500到800人死亡,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结果该国迅速卷入内战。因为战争,1977年大主教查韦斯退休,继任者的选举变得非常谨慎,奥斯卡·罗梅罗看起来比较稳健,成为理想的选择。因为他总是强调个人的虔诚和救恩,而不是社会变革,所以大多数人都期望他忽略政治混乱。事实并非如此,在他担任大主教后不久,他的同事和朋友古拉迪被暗杀,这使他开始面对暴力。正因为古拉迪的被杀,使他下决心实践梵二会议的原则,那就是号召受苦受难的穷人团结起来。在他发表反对军政府的讲话之后,更多的萨尔瓦多人向他讲述人们如何被绑架、被施以酷刑和处死。此后罗梅罗进一步批评政权,要求它停止镇压和实行改革。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天主教领袖都赞同他的意见,萨尔瓦多主教会议对于教会应采取的立场产生严重分歧,有些主教反对支持解放运动,他们抱怨梵蒂冈。梵蒂冈派代表召集萨尔瓦多所有主教开会,罗梅罗在会上解释了为什么他要带领教会支持解放运动,但是5位主教中的4位都坚定地加以反对。奥斯卡·罗梅罗对解放运动的支持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军政府视他为国家的敌人,他们最后像对待其他“颠覆罪”的人一样对待他,1980年3月24日,他在主持弥撒时被暗杀。怎样解释萨尔瓦多宗教领袖这种意见分歧或混杂的反应?我们知道萨尔瓦多没有接受来自政府的公开资助,但有些主教个人与政府存在关系,如阿尔瓦雷斯主教是军队牧师和上校,他在体制内有一定的影响;其他主教与经济和政治精英也有个人关系,如有些主教拥有前总统阿图罗·莫利纳赠送的大牧场,与萨尔多瓦的大地主一起分享政治观点。但另一方面,萨尔瓦多有宗教领袖支持农民、工会和人权捍卫者的传统,因此罗梅罗的前任大主教查韦斯鼓励神父下乡,实行梵二原则,为穷人提供帮助。因为宗教机构并没有从政府获益,也因为所有的主教都意识到广泛暴力的发生,我想有些主教能与政府切断关系,真正是因为他们的个人经验和特点。罗梅罗和里维达大主教支持抵抗运动并不难理解,这二位与社会下层有更多直接的联系,但我想强调的是,与穷人和受迫害者的联系并不是对之前存在的解放神学承诺的结果,事实上罗梅罗最初对解放神学持有相当的批判,他们对穷人的关注,源于与农民和人权工作者的接触。罗梅罗的转变,是由于他的同事和朋友古拉迪神父被暗杀,他的前任在1970年代开始批评政府,因为霍齐亚神父在提倡土地改革后被绑架和拷打,之后在同一年,尼古拉斯·罗德里格斯被政府暗杀,他开始公开遣责,称之为政治犯罪。因此这二位反对政府的主教与那些暴力受害者有密切联系。

 

演示17:影响斗争结果的因素

因素 阿根廷 智利 萨尔瓦多
国家资助
强大的激进派
滥施镇压
精英与受害者关系密切 部分
结果 支持政权 反对政权 分裂

现在让我比较一下影响斗争结果的因素。在三个案例中,当宗教领袖确实从政府得到经济和政治利益时,他们或想保持忠诚,或至少隐瞒公众批评,像阿根廷那样;而智利和萨尔瓦多则不然,这支持了假设一,尽管这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宗教精英有时会与政府决裂。当我们观察激进派效应,我们可以看到假设2主要集中在这一点上,即这是否影响精英的决定,在三个案例中,都有游击队,但智利的游击队比其他二个国家弱得多,因此对政权的威胁要小,宗教精英较不担心他们会夺取政权,而更倾向于与政府决裂。在这里,我发现游击队的出现具有不同的效应,在阿根廷,宗教精英认为他们应支持军队全力阻止古巴式革命;但在萨尔瓦多,至少有二位主教认为因为游击队的暴力,他们应该和公民抵抗者站在一边,鼓励人们加入到公民运动的队伍,如果不这样,人们更有可能去参加游击队。因此激进派的存在可能有二个方面的影响,所以没有鲜明地支持我的第二个假设。如果我们看一下政府镇压,我预计不顾一切的镇压会引起宗教精英的反应。在三个案例中,都存在广泛的镇压。在智利,宗教精英为之呼吁;在阿根廷,他们否认那是事实;在萨尔瓦多,有些人说,残酷镇压不对,但他们在斗争中消除马克思主义对教会的反对是有道理的。所以广泛镇压的存在不会自动转变为宗教对政权的反叛。最后我想看看宗教领导人与政权的个人关系程度,我认为这个因素确实区分了宗教领袖是否支持运动,与政权结盟。很显然,在阿根廷,大部分宗教领袖与国家或其他部门有关系;在智利,他们与那些受难者有关联;在萨尔瓦多,宗教领袖因为这个原因出现意见分歧。

 

演示18:宗教如何影响抵抗

优势

1 跨国网络和身份认同促使国际团结和经济支援

2 为培训领导、招募参与者、促进抵抗文化发展提供自由空间

3 解放神学提供道德正义和灵感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宗教的支持如何影响公民抵抗运动?我们可以集中在智利和萨尔瓦多,从这二个国家,可以看到教会作为跨国网络中心所发挥的作用。欧洲和北美洲的天主教会为智利提供物质支持和财政捐助,以维持抵抗。同时身份认同促使国际团结,特别是在萨尔瓦多,因为美国人或天主教会内部,还有来自其他信仰传统的人都希望支持天主教会与穷人,和他们的斗争。跨国网络非常有效地动员了美国公民,大多数人愿意挑战美国政府,敦促其外交政策改变,不再提供武器和军事支持助燃内战。在智利和萨尔瓦多,宗教提供了自由空间,萨尔瓦多有基督徒社区,智利宗教提供了培训领导、招募参与者、促进抵抗文化的发展。第三, 解放神学提供道德正义和灵感。所以在这二个国家,公民抵抗部分或全部地得到宗教领袖的支持,对其大有裨益。而阿根廷则不同,较少有自由空间,组织运动在校园里展开,对学生缺乏保护。而且公民抵抗的信息更难传播出来,因为教会主要领袖否认迫害人权的情况。

 

演示19:公民运动可借鉴之处

1、评估宗教机构是否得到政权的经费和好处,以判断其对运动的忠诚度

2、提醒宗教精英作为道德领袖的作用

3、复苏宗教对社会正义的强调,不仅仅只是个人的灵性

4、在宗教精英和受难者之间建立联系

综上,对公民运动的启发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公民运动应观察这些政权的支持者,他们是否得到政府的利益,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运动的态度;没有任何形式的赞助或没有真正的重大利益,他们可能是一个重要盟友,应努力争取他们的支持;

2、公民运动应有意识地提醒宗教精英,他们作为道德领袖的作用,鼓励他们在政府的压迫面前与大众站在一边。应提醒他们,他们是弱势群体和受压迫人士的守护者;

3、复苏宗教对社会正义的强调,这存在于各大文化传统中。他们总可以说,宗教传统不仅真正解决个体的灵性,还影响个体生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4、最后,最重要的技巧是在宗教精英和那些受害人群之间建立联系。这些联系和个人接触使他们了解镇压,从而可能进行社会变革。我认为我们需要对这个主题进一步研究,探索如何在其他宗教传统中,如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或印度教中表现出来。显然,宗教领袖的支持对运动很有利。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我的演讲到此为止,现在可以开始问答时间了。

 

问答部分

问:我有一个关于耶稣会的问题。因为他们所处国家的不同,你如何将他们的态度与行为加以概括?你认为所有国家的耶稣会有共同的方式吗?

答:很显然,它在萨尔瓦多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并为之付出了高昂代价。我们知道中美洲大学的耶稣会士,他们因为支持解放运动的立场而被杀害。当我们考察这些案例时,我们发现他们政治因素与神学因素都很重要。在某些方面,我的演讲使多元机构的天主教会过分简单化,即使它可能有一个传统和一套神学教派团体,如耶稣会士比其他教派更加强调某些教义,它们之间有很多不同之处。在天主教会内,有一些人会拥抱社会正义,而另一些人则视自己为精神领袖。就耶稣会而言,他们有强调社会正义的历史传统,与穷人、社会底层、被压迫者联系起来,为之声援,这在萨尔瓦多表现得非常清楚。其他一些国家,如在阿根廷,有一点混合因素,许多主教反对政府,为民众发声,或觉得不会产生影响,或觉得没有人要听从。在这几个案例中,都可以找到那些个人为穷人声援的,但作为集体行为,在萨尔瓦多最具影响,最少发挥作用的是阿根廷。但重要的是认识到天主教会内的多样性,而且显然耶稣会比其他宗教传统更可能与公民抵抗携手。

 

问:谢谢你的报告。在什么程度你认为教会之前促进非暴力的习惯或技能,通过培训或 讲道等等,会影响宗教精英对公民抵抗的支持?想听听你的见解。

答:在一些国家,教会起了积极的作用。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1986年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主教辛海棉邀请了国际和睦默契,从教会到教会,去培训人们以方法,然后帮助了解如何在实际行动中采取行动,驱逐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很显然,那是起作用的。当然,有一点是共同的,在这些国家,崇信某种宗教的人口比例很高。在当时的菲律宾,有近90%的人口是天主教徒。因此,教会对公民运动抵抗的影响要高于那些信仰多元的国家。我选择这三个案例的原因之一,是我试图保持其他因素不变,而可能会产生的影响,我想要的是在类似的范围条件下,斗争结果却是不同的。阿根廷、智利和萨尔瓦多都是非常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在运动展开的那个时期,这些国家的天主教徒的比例分别是91%、76%和93%。他们大多数都是天主教徒,教会有很大的影响力。我们有证据表明教会进行非暴力培训吗?在1989年的东德和1986年的菲律宾是有的,可以肯定的是在基督教教区里有一些培训。梵二会议的影响之一是说,天主教失去了群众,没有足够的牧师和宗教秩序成员来满足所有的需要,于是他们要训练在地方社区举行崇拜服务和圣经研究的领导人,当他们训练这些领导人时,他们不仅给予神学训练,也教他们如何组织社区,其中就有如何组织运动的内容,如何将理念付诸于公民运动的实践。在某些情况下,强调非暴力。在某些情况下,更多是一个直接的社区组织的运动,强调非暴力战术,而不必讲究非暴力的哲学。在这些运动出现之前,教会实际做了什么,以及是否有不同影响,令人感兴趣。我并不掌握这方面的资料。但我们知道,提倡非暴力是宗教可以发挥的另一个作用。这不仅在运动出现时成为必要,在冲突升级时,维持这种暴力纪律也是必须的。

 

问: 艾瑞卡·陈诺威的研究表明,外来参与力量对非暴力公民抵抗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当教会提供一个跨国网络,这会对运动结果产生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

答:是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很高兴艾瑞卡·陈诺威的研究能放在这个问题上。外部力量对运动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我以前的研究中,我提到外部力量实际上可以对运动产生有害的作用。不同的是,在这些案例中,外部力量起着联结内外的作用,这与那种国际社会进入运动而宣称,他们要施加制裁而对运动产生影响的情况不同。在智利和萨尔瓦多,教会人士说,我们需要支持,需要团结,需要我们的兄弟姐妹的支持。不仅在这二个国家,特别是在中美洲国家,非常清楚,包括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向教会与国际社会的求援是来自这些国家的内部,这是我们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外部势力介入,指手画脚地说运动应该如何进行,他们如何施加制裁。他们希望发生的是,国际力量改变外交政策,在萨尔瓦多,美国当时在向他们提供各种军事援助,训练军队,并输送武器给军队。当然,美国政府在冷战的前提下,支持政府军队。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宗教的角色是表明,他们需要欧洲和美国的支持,但是不需要他们来指导运动。他们的作用是找出冲突的国际根源来施加影响。例如美国的活动家应该试图让美国政府停止向萨尔瓦多发送武器和资金支持。没有这些同盟和支持,政府将很难继续内战。我个人认为这与外来支持者来指导运动和施加制裁是不同的。国际社会不参照本地运动领袖的意见,是很成问题的。你看到权力核心在改变,国际社会并不总处于有利地位而作出决定,决定应该由当地的公民运动来做出。在某些方面,这些案例是有示范性的,同盟的概念就是,你的角色是和运动共存,我们需要美方停止输送武器的时候,就会告知你,那就是你的任务,而不是指导我们该怎么做。你的任务就是在斗争中与我们站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让外部力量卷入,而是激发起国外的同情者对造成冲突的国际根源而采取行动,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

 

问:在谈到宗教领袖的作用时,你用了“道德”一词,你能就此多谈谈吗?道德是如此具有弹性,有些事情对一个群体来说是,可能道德上是好的,而对另一群人来说,可能是应受谴责的?在暴力的使用上更是如此。传统上,宗教精英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裂,要求宗教领袖承担道德领袖的责任,还要看要求的是什么样的道德。你可以谈一谈这个问题吗?

答:是的,当公民抵抗呼吁宗教领袖,要看他们是否有特别的宗教传统,如解放神学、抵抗神学,或非暴力神学。人们完全可以说,拿起武器,推翻政权完全是正当的,因为我们要保护受迫害者,或者说要建立一个更为公正的社会。基本上,在冲突中的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道德理由和行为。我认为公民抵抗者应该学会用宗教领袖的话语体系,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典范。马丁·路德·金在自己的书信中,兼有政治与宗教的取向,非常策略地阐明自己的立场。他在伯明翰监狱中的书信,是写给当地宗教领袖与拉比,这些人指责他的非暴力直接行动计划。他的回信以圣经神学传统为依据来展开。他从圣经中直接引述非暴力直接行动的例证,以阐明他与指责他的人所共享的道德世界观,我又一次使其过份简单化了。当我们考察如天主教,或任何宗教传统,几乎所有的宗教传统中都有暴力的和非暴力的传统,或仅为防卫的战争。所以同样经文,可以适用来解释不同的斗争,包括宗教战争。重要的是,运用他们的语言与价值观。这不一定总是起作用,但会更有效,就像马丁·路德·金运用传统神学来说服当地宗教领袖。有时,他会运用不同的语言。在华盛顿游行中,他运用了民主的概念。公民抵抗运动应该学会针对不同的精英对象,采用不同的语言,对于军队、教师、宗教领袖及商人,所运用的语言体系和价值传统都不一样,于不同的传统中,采用其用语和价值是取胜的法宝。有效无效都是可能的,但是要学会运用宗教领袖所更明白道德语言。阿根廷的情况不同,主教认为支持政权是道德的,以防止他们设想的共产主义的未来社会全面的对教会的道德损害。然而,总体来说,如果公民抵抗采用宗教领袖明白接受的语言和共享的价值观,将会提高这些宗教领袖支持的可能性。

 

问:你认为社会经济和政治运动的领袖是否应该来自与宗教团体有关的成员?

答:我不认为运动领袖应该总是来自宗教团体。真正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美洲国家的的团结的概念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受害人起来组织运动。甘地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印度人民可以自己解放自己,不需要外来帮助。但我认为宗教领袖应该为此作出回应。当然,一直以来的传统是,宗教不只是讲对人的精神需求,如果人们面临饥饿,人们担心被绑架、拷打和逮捕,精神需要又有什么要紧呢。宗教必须意识到政治和经济于精神的含义,运动的驱动力应该来自那些最受影响的、灾难沉重的、受压迫最深的人们,它可能出现在宗教机构,像之前提到的,宗教提供了最可能的自由空间,很多研究都表明了,在专制政权下,人们的行动始于宗教机构。因为那可能是仅有的自由空间。对政府方面来说,对清真寺、庙宇或教堂破门而入总有道义上的顾虑,最起码那是神圣之所。但是原动力还是来自受苦群众,不是由宗教精英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看美国权利运动,在南方的教会领袖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却源自罗莎·帕克斯,由她而起的导火事件使民众动员起来,她和宗教领导一起参与运动,但她肯定不是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出现。学生权利运动也是如此,运动起自民众,起自那些深受非正义之苦的人,而宗教领袖给予支持。

 

问:你认为宗教领袖更多地是作为外部力量来发挥作用呢,还是作为运动本身?作为外部力量的话,他们如何发挥作用?作为运动者本身,他们又如何起作用?

答:在不同的案例中,情况有所不同。在智利,宗教精英开始是作为外部力量,后来变成了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但他们不是运动的发起者,智利及萨尔多瓦都是如此,运动起自于其他人群。他们组织运动,但是串联宗教领袖,我再次强调,运动起源于那些寻求改变的人,但他们与宗教领袖一起参与。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宗教领袖开始作为外部力量,后终成为运动力量。罗梅罗就是如此,他刚开始时反对一些群众组织。当他与个人的接触中,发现人们的苦难时,他越来越多地卷入反对政府的力量。有趣的是,他从来没有和任何政治组织有特殊的关联,也从不特别支持某个派别,但他为他们说话。从这个意义上,他成为运动中的一员。作为主教,他是发挥作用的。但不幸地是,当他被刺杀时,人们更多地加以关注。有7万人在萨尔瓦多的运动中被杀,但我们听到的是,当罗梅罗主持弥撒时被杀,4个北美修女被杀。我们看到人们将自己与这些事件相联,那是因为他们和象征着宗教传统的领袖人物有着类似的身份认同。在这些案例中,宗教领袖响应运动并成为其中一员,但他们从某种意义上仍然保持着外部力量的身份,显示了他们的支持,为之发声,甚至帮助建立国际联系,但他们不必成为运动的领袖,支持某些特别的组织和派别。

主持人: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提醒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请写邮件至 webniar@non-violentconflict.com,欢迎在脸书和推特上加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是不是你认为宗教领袖通过给予反对派动员的优势而影响政权?或有任何机制,使他们可以直接影响政权?

答:很有趣。我还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要直接影响政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取决于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如果它们相当独立,宗教机构完全与政权分离,它们就有较小的权力,对政权的影响就要小。我想它们的权力主要以给予运动合法性、提供各种重要资源的方式,运动需要招募网络,需要道义上的合法性,在当今世界越来越多地需要跨国团结,宗教为此提供了平台。我并没有发现很多宗教与政权直接对抗的实例。当然罗梅罗主教确实与政权对立,他通过无线电台发表讲话,劝军队停止迫害,停止滥杀无辜。他确实与国家机构有直接对话,但他并无直接的权力,他更具有的是道德影响力。可能这是多数的情况,宗教领袖并没有什么权力,在其他领域亦是如此。我想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在中东就很不同,象伊朗,宗教领袖确实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我的研究仅仅着重于指出一些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但它们如何起作用还是要看具体的政治环境,以及政治与宗教机构的关系,中东国家、中美洲及亚洲的不同地区都会有很大不同。我的研究只是一个尝试,希望更多新的研究来展开宗教领袖在运动中如何发挥作用,及其最有效的途径。

 

主持人:谢谢教授的演讲。我再强调一下,如果还有后续问题,请给我们发邮件。我们会确保教授收到你的问题,并在我们的网站和报告的录像一起张贴出来。再次感谢!

 

视频网址:https://youtu.be/2EpcKtdHn-8

 

注释:

[1] 发生于1976年-1983年间阿根廷军政府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时期针对异议人士和游击队采取的镇压行动,在此期间,军政府非法逮捕、拷打、杀害或强迫9,000名(确认为遭到杀害的人数)至30,000名阿根廷人失踪。

[2] 皮诺切特(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1915年11月25日—2006年12月10日)智利政治家。1973年8月担任智利陆军总司令,当年9月11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建立军政府,次年正式当选为总统,任内实行独裁统治,迫害反对派,但同时实行大规模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1990年卸任,继续担任陆军总司令并获得终身参议员职务。1998年在英国就医时遭遇逮捕,2000年被允许回国,2002年辞去参议员职务,之后遭到多项罪名指控。2006年12月10日在圣地亚哥逝世,享年91岁。

 

何小莲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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