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二)

案例分析

为了建立抵抗组织类型和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我们检验了3个案例。它们发生在菲律宾,缅甸和东帝汶,而且均使用了暴力和非暴力手段。我们选取这3个案例有如下原因:第一,菲律宾和缅甸的案例是反对本国政府的,而东帝汶的案例是反对外国占领的。这样可以尽可能涵盖运动目标的多样性。第二,这些案例中的非暴力运动有成功也有失败。第三,这些案例的选取受最接近案例分析设计的影响。根据这一设计,每个案例都可以和同时期相同的统治政权的回应进行比较。更重要的是,这些案例中的运动都没有接受外国政府的援助,这使我们不必讨论“外国政府的物质援助”这个因素对运动变化的影响。

这一比较方法有多重目的。第一,可以为理论检验提供严格的案例筛选方案,以避免受到样本选取有所偏向的指责。因为我们的样本既包含了期望(运动成功)又包含了偏离(运动失败)的结果。第二,这一研究方案可以改进理论模型。因为对于失败的运动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解释。巢式方差分析(译者:一处抽样调查方法)既包含了期望的结果(非暴力运动成功)——菲律宾和东帝汶的案例,又包含了偏差的结果(非暴力运动失败)——缅甸的案例。对于偏差案例(失败)的分析进一步说明数据库需要更多的变量敏感度,以及是否有其它被遗漏的因素来解释这一成果的差异。

东帝汶,1988-1999

30年前,印尼入侵了东帝汶这个坐落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半岛国家,1975年东帝汶成为印尼的一个省。这个盛产锡和离岸天然气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在印尼总统苏哈托1975年11月对其大规模空袭和地面入侵之前,刚刚摆脱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苏哈托入侵东帝汶的理由是东帝汶左翼民族主义团体——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简称革命阵线)在一个月前宣布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是一个共产主义团体,它的独立威胁了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印尼知识界挑起了帝汶人之间的矛盾,并且支持不同的帝汶派别之间进行内战。帝汶民主联盟和帝汶人民民主委员会与印尼政府签署了《巴里布宣言》协议,同意东帝汶并入印尼,以此来反对他们的政治对手——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巴里布宣言》成为苏哈托政权入侵东帝汶的借口。印尼的入侵造成接近三分之一帝汶人死亡。

尽管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了印尼对东帝汶的入侵,但由于没有采取强制措施,使联合国的谴责成为一纸空文。同时,印尼在帝汶首都帝力成立了由印尼军队和东帝汶各反革命阵线派别组成的傀儡政府。政府用经济优惠政策吸引超过10万印尼穆斯林移民到信仰天主教的东帝汶。这个小岛被印尼占领后,所有国际媒体对东帝汶局势的报道都被国家严格管制。

早期抵抗组织主要是独立革命阵线武斗派——东帝汶国家解放武装力量(简称国解武力)。国解武力依靠葡萄牙军队遗留下来的武装,在东帝汶的山区丛林展开广泛的武装斗争。尽管早期有所成就,但1980年印尼的反扫荡战争无情地摧毁了武装抵抗,并且杀死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东帝汶人。东帝汶抵抗组织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变。

这次转变的领导人凯伊·夏纳纳·古斯芒是国解武力幸存的指挥官。他徒步走遍全岛,和不同的抵抗小组会面,调查支持抵抗运动的潜在人数。一个备受尊敬的天主教大主教说服了古斯芒放弃马克思-共产主义倾向,以取得教会和西方政府的支持。古斯芒放弃了国解武力的领导权,成立了新的无党派抵抗阵线——东帝汶抵抗全国委员会(简称帝国委)。帝国委由3个主要力量组成:武装阵线,民主阵线和秘密阵线。这个新的抵抗组织之所以强调无党派,目的在于尽可能包容各方面力量。

秘密阵线原来是国解武力的分支,20世纪70年代成立的学生组织。该组织从1988年开始在东帝汶、印尼和其它一些国家的首都领导了一系列非暴力运动。由于大量的东帝汶年轻人在印尼读书,因此该组织在印尼和东帝汶的支部发展了一个大型的去中心化的运动团体。他们通过教育和非暴力运动提升公众对东帝汶局势的认识。秘密阵线最初成立的目的是作为武装斗争的辅助网络,但最终角色转换,变成了支持独立抵抗运动的主要力量。

1988年11月,秘密阵线发起了第一次大型抗议活动。当时正值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受苏哈托总统的邀请访问帝力。教皇此行的本意是要授予印尼的占领更多的合法性。在数千人参加的教皇弥撒典礼上,一群东帝汶青年爬上圣坛高呼支持独立的口号,并展开多幅要求印尼撤军的旗帜。经过媒体报道,这次抗议活动羞辱了印尼政府,让外部世界看到了东帝汶事件的另一面,同时降低了东帝汶人对印尼政权的恐惧,更多的非暴力抗议开始了。其中包括1990年美国大使访问帝力时的戏剧性抗议和偷偷把澳大利亚记者带进东帝汶丛林采访古斯芒。

东帝汶独立运动最重要的转折点是1991年11月12号,这一天,印尼军队向东帝汶参加和平葬礼游行的人群开火,造成超过200人死亡。一个英国制片人用拍下了这场大屠杀,在现场的西方记者提供了目击证词和照片。这场大屠杀很快传遍了全世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怒,促使东帝汶人重新审视自己的抵抗战略。一位东帝汶领导人说:“在帝力大屠杀后,我们达成了共识:东帝汶人和印度尼西亚人有一个相同的敌人——印尼军队和苏哈托独裁政权。我们必须把印尼人拉入我们的阵营,因为这不仅是我们的斗争,也是他们的斗争。”

199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东帝汶天主教大主教贝洛,以及东帝汶抵抗全国委员会的外交发言人若泽·拉莫斯·奥尔塔。用来表彰他们在和平结束印尼占领期间的功绩。在颁奖典礼上,贝洛和奥尔塔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东帝汶未来的全民公投。

1998年一次大规模的非暴力抗争之后,苏哈托被迫下台。印尼的新领导人B.J.哈比比很快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重塑印尼稳定和国际形象的政治经济改革。国际社会对哈比比处理东帝汶问题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东帝汶已经成为印尼的外交丑闻和经济累赘。1998年6月,哈比比提出,只要东帝汶承认印尼对其拥有主权,可以赋予东帝汶特殊自治地位。但是哈比比的提案引来了铺天盖地的抗议和新一波潮水般的国际压力,他只好宣布,如果东帝汶人反对自治,独立也是可以选择的方案。1999年5月5日,印尼、葡萄牙和联合国签署了三方协议,同意在联合国监察下,东帝汶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东帝汶的最终地位。

在全民公投中,80%的东帝汶人选择了独立。随后民兵在印尼的支持下制造了纵火事件,引起了大规模的动乱。在大选后的暴力动乱时期,古斯芒严令国解武力的游击队留在军营里,不要抵抗军方。古斯芒在解释他的决定时称:“我们不要中计,不要掉进他们暴力和内战的陷阱中去……我们不要一个由流血屠杀带来的独立。”

2000年9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匿名表决支持了一致由澳大利亚领衔的国际武装到东帝汶维护和平。一个月后,驻东帝汶联合国过渡委员会成立。经过2年的过渡期,2002年5月,东帝汶成为了世界上最新的独立国家。

东帝汶:国际因素

在帝力大屠杀之后,支持独立运动的组织发起了“印尼化”和“国际化”的双重战略。印尼化战略目标是把斗争的中心推进到对手的腹地,和印尼知识学界,政治反对派和人权活动家联合起来。因此,东帝汶的活动家学习印尼语,使用印尼的法律体系,在印尼的学校上学,引用印尼的意识形态,接受印尼NGO援助,在印尼的街道上举行抗议活动。为了促进与印尼和国际活动家的合作,东帝汶的活动家成立了很多新的组织。他们在对暴力手段的价值进行激烈的讨论后,最终决定放弃暴力。

国际化战略以多边机构和支持苏哈托政权的外国政府为目标。为推进这一战略,东帝汶的活动家采取的最具戏剧性的非暴力战术是“跳墙”。这一活动包括跳过西方国家驻印尼首都雅加达大使馆的高墙,在墙内发起静坐,借此传递东帝汶人权被侵犯的真相。1994年,亚太经合组织雅加达峰会期间,超过29个印尼和东帝汶示威者进入美国大使馆,并且成功据守在里面超过12天。这一卓越的行动吸引了媒体的关注,羞辱了印尼政府。

支援东帝汶独立的非暴力行动需要一个跨国角色。在美国,东帝汶行动网络在帝力大屠杀之后成立。这一行动网络由人权组织、宗教小组和其它草根组织组成。他们成功地迫使美国政府承诺,除非印尼结束他们对东帝汶的人权侵害并允许其独立,否则将停止对印尼的军事援助。尽管雅加达的盟友四处游说进行阻止,美国国会还是在1992年出台了新的军事方案,把印尼剔除出国际军事教育训练计划的资金支持名单,禁止向印尼出口F-5战斗机。1994年美国国会还通过法律禁止向印尼出口小型武器。虽然后来克林顿政府继续向印尼出口武器(甚至一度重新邀请印尼参加国际军事教育训练计划),但持续的压力使东帝汶问题成为了美印关系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

尽管印尼政府在东帝汶进行大屠杀,制造了数不清的人权侵权案件,但坚持暴力斗争的国解武力并没有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而非暴力抵抗运动却从国际社会获得了足够多的同情,并促使国际社会对印尼政府实施制裁。

东帝汶:国内因素

东帝汶的暴力运动引起了印尼军队和警察系统的高度警觉和仇恨,他们认为无休止的游击战是因为东帝汶百姓掩护游击队,这导致印尼军队对平民和武装力量无差别的残酷镇压和扫荡。虽然占领军的残酷镇压提升了人民对游击队的支持,但游击队最多的时候也只有1500个战士。而且游击队报复性的反扫荡行动使冲突进一步升级。已经解密的军事文件显示,印尼占领军对已方在这场战争中最终取得胜利持明显乐观态度。

另一方面,非暴力运动却导致印尼国内民众的忠诚发生了动摇。首先印尼学生引发了大规模的反对占领抗议行动,然后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商界精英也不再支持政府。在与日俱增的国际压力下,印尼军队内部也开始分裂。保守并享有特权的老军官和希望改革的少壮派军官发生观念上的冲突。后者认为印尼赢得东帝汶人全面的、由衷支持的企图已经彻底失败。

独立运动的领导层还拒绝了“自由亚齐运动”提供的援助,因为“自由亚齐运动”企图从印尼统治下获得独立,但采用的是暴力手段。在苏哈托政府民意支持直线下降期间,印尼军队领导层呼吁总统下台。

在贝洛和奥尔塔1996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不久,曾经敌对的几个东帝汶组织在一个新的支持独立的东帝汶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名义下成立了联合阵线,以应对印尼政府和国际社会。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为印尼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创造了条件。东帝汶独立运动活动家和印尼反对派活动家一起走上街头,要求结束腐朽的苏哈托军事独裁。1998年5月,苏哈托总统被迫下台。

在东帝汶,暴力革命最多只能凝聚1500人,而非暴力运动却凝聚了各行各业跨领域、跨阶层的数万名支持者。最终非暴力反占领运动产生的国内外压力迫使印尼政府在联合国监督下从东帝汶撤军。

 

菲律宾,1986

1986年,为了推翻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菲律宾发起了人民力量运动。在此之前,有学者曾经预测,马科斯政府有可能被共产党暴力颠覆,也有可能被军队政变推翻。但即使政府腐败,经济混乱,肆无忌惮的暴力镇压导致马科斯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两种结果却都没有发生。而一个由政治家、工人、学生、商人、天主教领袖和其他参与者组成的反对派大联盟,却成功地迫使该政府下台。

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通过中央集权、国家垄断、卖官鬻爵、美国援助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聚集了大量的财富。1969年他再次当选总统后颁布了《戒严令》,宣布要解决南部由共产党渗透和穆斯林分裂分子带来的威胁。马科斯指责政治反对派和共产党勾结,因此剥夺了他们的财产,逮捕了为数众多的政治犯。政治反对党四分五裂,主要反对派领袖或者被禁声,或者被马科斯的人替换掉。

菲律宾共产党(CCP)和它的新人民军游击队游击队(NPA)从70年代末开始稳定地增长着力量,秉承马列毛的意识形态,并主导着整个抵抗运动。政府军队及其支持的民兵武装对各地的新人民军游击队围追堵截,但新人民军游击队越战越强,遍布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70年代末,为了应付美国政府,马科斯同意适度改革,其中包括1978年的议会选举。菲律宾最激进的反对派和政治流亡者小阿基诺再次竞选参议员。不过他的最终当选并没有使反对派阵营更加强大。一些参选失败的反对党成员随后参加了新人民军游击队,因参与纵火、爆炸事件遭到逮捕,而且被美国列入恐怖分子的黑名单。

1980年被流放到美国的阿基诺一直和菲律宾国内的反对派保持联系,同时游说美国政府撤回对马科斯的支持。1983年,因菲律宾经济危机,越演越烈的共产党暴动,政府军和民兵借镇压之名对人权的大规模侵犯,文官和武官司都想篡权等不混乱的局势下,阿基诺决定回到菲律宾。尽管之前得到马科斯保证其安全的承诺,但阿基诺在马尼拉国际机场刚走下飞机,即被军警随从人员刺杀身亡。阿基诺暗杀事件成为国际事件,并在菲律宾国内引发了多起反对马科斯政权的抗议行动。

阿基诺被暗杀之后,马科斯想通过1984年的选举重新分化反对派。但是很多中间党派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其他人在阿基诺遗孀阿基诺夫人的领导下,排除政府暴力、大规模选举舞弊和媒体限制等困难,赢得了三分之一的竞争席位。

1985年底,马科斯终止了总统选举,并宣布1986年2月重新选举。他自信可以在重选中获胜或者成功操纵选举。但要求改革的反对派聚集在国家民主主义反对派大同盟(UNIDO)的旗帜下,推举阿基诺夫人为总统候选人。阿基诺发起了人民力量运动,严令非暴力纪律,明确表示暴力行动是不可容忍的。宗教领袖也表达了对坚持非暴力原则的支持。

尽管马科斯控制了媒体,但隶属于教会,名为“真相”的广播和报纸报道了国家民主主义反对派大同盟选举的全过程。大主教詹姆·辛签署了牧师信,呼吁所有教徒为诚实并尊重人权的候选人投票。菲律宾天主教大主教会议也呼吁所有教徒使用非暴力手段抵抗选举舞弊。自由选举国家运动训练了50万个志愿者监督选举。

马科斯不顾选举监督员的计票结果,宣布自己在1986年的大选中胜出。阿基诺夫人率领200万菲律宾人上街游行,宣布是她自己和菲律宾人民赢得了大选。在马科斯宣誓就职一天之后,人民力量运动发动了民众广泛参与的大罢工,对国有媒体的全面抵制,对裙带关系控制下的银行大挤兑等一系列非暴力活动。

当几百万美国人在电视上看到数十万菲律宾人(包括天主教修女)趴在坦克前面这一画面的时候,美国政府完全不可能再继续支持马科斯政权,里根政府向反对派运动伸出了橄榄枝。2月25日平行政府成立,阿基诺夫人宣誓就职临时执政。当天夜里,美国军用直升机把马科斯和他的30多名家人护送到最近的美军空军基地。马科斯一家从那里登机,流亡夏威夷。阿基诺夫人正式就任总统。人民力量运动终于成功推翻了马科斯独裁政权。

菲律宾:国际因素

没有国家因为马科斯的行为对菲律宾进行制裁。但阿基诺遇刺后,美国国务院立即向马科斯施压,要求他进行改革。马科斯之所以同意放弃权力,是因为美国政府明确表示不再给他提供军事物资和经济援助以维护其地位。这种制裁——即使不会被联合国或者其它国际共同体列入正式制裁种类——才是外国政府对非暴力运动最有效的支持。

菲律宾:国内因素

新人民军游击队在推翻马科斯政权的行动中,最大的失败是没有争取政府军和警察系统投降。在不能担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军人和警察很难同情新人民军游击队和菲律宾共产党这样的暴力运动。因此,马科斯能够成功地指挥军队镇压这些运动,同时也对周围的民众造成了极大地人权侵犯。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却得到了军人的支持。对现状感到不满的军官和士兵在胡安·彭斯·艾力尔将军的率领下,准备发动政变把马科斯赶下台。当局发现了这一计划,这些密谋的军官和士兵被处决,两个准备发动政变的军营附近被设置了路障。但随后拉莫斯将军也加入了艾力尔将军的队伍,宣布自己不再忠于马科斯,转而支持阿基诺。军队的变节成为菲律宾革命最重要的转折点。大主教詹姆·辛号召教徒支持变节的军队。数以万计的民主运动支持者聚集在设置了路障的军营周围,赤手空拳的修女、牧师和民众组成了一道血肉长城,阻挡坦克,保护变节的军人。在国际电视媒体的直播中,政府军全面撤退,全国范围的军队纷纷起义。

马科斯政权再也不能依靠军事力量耀武扬威,美国和其它国际组织也不再对其维持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马科斯政权就此终结。

尽管暴力的共产党组织在教会也有不少支持者(明显集中在低层牧师群体),而且和一些

政治反对党组成了临时同盟。但是由于共产党坚持武装斗争、党化管理和抵制选举,最终这些盟友与它分道扬镳。

马科斯对于非暴力抵抗组织的镇压也带来了反效果,阿基诺被暗杀使他成为反对马科斯运动的殉道英雄。200万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菲律宾人聚到一起参加他的葬礼。在马科斯政权《戒严令》期间,曾与他合作的天主教高层(当然也有一些教会自始至终公开反对马科斯的统治)也开始谴责马科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玛卡提市的商界每周到马尼拉的商业区组织反马科斯游行示威。

起初,受非暴力抵抗运动影响的各个社会组织自发地挑战马科斯对权力的控制。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后来演变成“街头议会”,“街头议会”与不合作是非暴力运动力量增长阶段使用最多的战术。到1984年,工人罢工使整个城市,特别是交通系统停顿,农民也走上城市街头参与静坐,教会让所有反对党(除共产党以外)和商人团结在一起。更加激进的教会和草根团体在郊县组织了泛基督教大联合,强化以宗教为纽带的动员效果,压缩了新人民军游击队游击队的招募空间。

像东帝汶案例一样,政府对非暴力运动的镇压通过媒体报道引发了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抗,军队变节,以及国际社会对当局施加压力,迫使马科斯政权最终妥协,非暴力运动取得了胜利。

 

缅甸,1988-1990

1962年缅甸军人发起了一场政变,从此缅甸从一个民主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黑暗独裁的政权之一。1988年,缅甸反对派团体组织大规模抗议,向军事独裁政权发起了史无前例的挑战。一开始只是一群学生自发地抗议警察在仰光使用暴力,很快演变成一场重建民主国家的运动。尽管政府承诺会做出让步,比如1990年实行多党选举,该选举最后由反对党国家民主联盟胜出,但是缅甸并没有摆脱高压的军事独裁政权。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失败的运动。

缅甸从英属殖民地统治下独立后开始的民主进程,1962年在奈温将军的军事政变后结束,从此军政府掌握了缅甸的政治和经济。随后腐败和经济崩溃在缅甸像病毒一样蔓延,零星的抵抗如同蚂蚁被强大的暴力机器捏死。1988年,一个缅甸学生警察粗暴地打死,学生领导的大规模民主运动在仰光爆发。数百名学生被杀,数千名被捕,学校被关闭。学生们再次走上街头要求重开学校,严惩屠杀学生的肇事者。学生和警察的冲突导致更多人死亡和政府对公共集会更多的限制。

这一事件之后,奈温将军宣布自己不再担任总统和缅甸社会主义党主席。缅甸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仰光大屠杀的屠夫做了新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对此,反对派于1988年8月8日举行了全国罢工和大规模抗议。数十万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阶层的人们参与了这场运动,他们呼吁终结军政府,组建临时政府,准备多党选举。

缅甸政府用暴力回答了这场抗议,仅仰光就有数百人死亡。类似的血腥事件在缅甸其它地方也在上演,3天时间里有1000多人遇害。在这场运动中,僧侣们加入了游行的队伍,他们甚至在一些地方取得了城镇和村庄的统治权。

1990年缅甸举行了多党大选,反对派国家民主联盟赢得了80%的选票。军政府领导的国家法律和秩序维持委员会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年轻的国家民主联盟活动份子纷纷被捕、被杀,一些国家民主联盟的领导人被迫流亡。国家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从此被软禁在家。同时,由少数民族武装游击队占领的一些地区也被缅甸军队征服。

反对派的士气遭到重大打击,对政府的镇压束手无措,没有任何准备发起不合作运动做为还击。军政府的部队也异常忠诚,除了几百名空军在1988年短暂变节以外,几乎没有人投诚。国家法律和秩序维持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后仍然大权在握。

缅甸:国际因素

缅甸的民主运动引起了国际社会地广泛关注。昂山素季在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尽管美国对缅甸军政府进行了制裁,但这一制裁没能对非暴力运动产生明显的影响。实际上,美国的制裁开始之后,缅甸军政府转向中国和印度进口同类商品,美国的制裁的效果被大大的削弱。我们的研究认为,对于缅甸军政府的国际制裁没能增加他们镇压非暴力运动的政治成本。

缅甸:国内因素

1988年以前缅甸的民主运动没有充分地提高统治当局对其镇压的内在成本,没有成功地让公众相信反对派可以替代军政府,也没能有效地促使足够多的军队和警察系统的忠诚度发生动摇(官僚阶层也是如此)。而统治当局却成功地将佛教团体和世俗力量分开,阻止他们成立统一的联合阵线。一些暴力的少数民族起义军队从变节中受益,例如2005年著名的西塞义(一个掸邦军司令)变节事件。但是,即使如此重大的变节事件也没有给暴力起义带来明显成果,他们对缅甸军政府展开的军事行动往往是无效的。

起初,反缅甸政府的非暴力动员是大规模的,但是由于反对派各派系争斗造成无法调和的矛盾,使非暴力反对运动一致处于无序状态。而暴力运动在缅甸也是失败的,因为他们完全不能动员人民,只有小股游击队在分散的少数民族边界地区有少量的支持者。

1988年8月8日大屠杀之后的一个月里,政府解除了《戒严令》,释放了一部分政治犯,从城市撤出了军队。这次民主运动得益于民众的广泛参与:超过100万人在仰光和其它城市抗议示威,其中有些是军人;数千人退出缅甸社会主义党;学生、僧侣、工人组织总罢工委员会和市民议会,成立平行政府,在数十座城市执行日常事务。执政党和议会开始多党选举。在民主运动即将显示出成果的时候,反对派领导人却因为新政府的领导权问题而争吵不休。就在反对派领导人内讧的时候,缅甸军队发起了另一场政变。

1988年9月18日,政府重新成立了法律与秩序维持委员会。该委员会重启《戒严令》,禁止5人以上聚会。赤手空拳的抗议人群在街头被射杀,数千人被捕或者“消失”。法律与秩序维持委员会进行暴力镇压的同时,反对派示威人群开始撤退,大罢工停止,报道践踏人权案件的媒体被清理,数千名学生逃到边疆少数民族武装抵抗控制区,想组建一支反对独裁的军事武装。

一部分反对派领袖走到一起成立了国家民主联盟,并注册为政党。国家民主联盟秘书长昂山素季周游全国,呼吁多党民主制,废除控制公共集会法案,倡导国家联合和非暴力纪律。但1989年中期,国家法律与秩序维持委员会开始对昂山素季和国家民主联盟领导层实施恐吓,拒绝承认昂山素季1990年在大选中取得的胜利,并将其软禁在家,成功地抑制了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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