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新战术(一)

——实践者资源手册

中国权利在行动翻译

人权新战术项目手册
酷刑受害者中心项目

版权所有:酷刑受害者中心;中国权利在行动经酷刑受害者中心授权翻译中文版本

严禁出售本书。我们鼓励各个团体免费复印和散发本书或其中的部分内容,这是对人权新战术项目和酷刑受害者中心的认可。如果你想翻译本书或其中部分内容,请联系我们。

本书英文下载地址:www.newtactics.org。中文下载地址:www.chinarightsia.org

印刷:加拿大
ISBN: 0-9759789-0-X
目录

序:
鸣谢
需要新战术
把本书作为一种资源
关键词
人权新战术项目

预防战术
人身保护
分享重要信息
减少侵犯人权的机会

干涉战术
抵抗战术
中断战术
说服战术
激励战术

恢复战术
记住侵犯人权事件
巩固个人和社区
寻求救济

建设人权文化和制度
建设支持者群体
团结合作
能力建设
提高认识

工具和资源
开发创造性的战略和战术
使你的战术适合本地实际
分享战术:用案例说明战术
自我照顾:照顾你最有价值的资源
更多资料
分享一种战术

过去二十年,世界上已经开启了一个人权新时代,国际法和国际舆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国际法方面的新机制已经改变了我们思考和实现正义的方式。与此同时,个人和组织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精神,也已经改变了我们思考实现人权的可能性以及我们所能达到目标的方式。
在全世界各个层面上——无论是在小村庄还是在国民政府,或是在最高的国际正义层面上,人们都在创造和使用新战术使自己的工作更加有效。人权新战术项目汇集这些战术创新,并将这些创新与其他致力于促进人权的人们分享。我邀请你一起从事这项工作,并且充分利用你已经掌握的这些宝贵资源。
在思考我所做的工作时,我看到最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的受害者有了获得正义的机会。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国际舆论的全力支持下创立的第一个审判战争罪行法庭)的建立,为正义打开了新的大门。为特别法庭工作的国际团队成员来自几十个国家,他们正在从事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制定新法,创造先例,起诉、控告那些以往在任何国家都未曾控告过的罪行。共同创造一种新战术,就能为另一种更加强大的战术——国际刑事法庭铺平道路。现在,无论反人类罪发生在哪里,犯罪者是谁,这个法庭都能提供一种实现正义的渠道。
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中,我们使用了另一种新战术:把强奸定为一项可以单独起诉的战争罪行,而不是附属于其他罪行的次级罪行。特别法庭指控了八名波斯尼亚塞族军官有计划地强奸穆斯林妇女,它代表了世界在性别犯罪与人权思考方式上的根本改变。这一战术使今后更多案件有可能实现正义。
十年前,法律专家们可能会对起诉和引渡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之类权倾一时的前独裁者的可能性报以怀疑,这似乎不是一种可行的战术。一个国家元首级的罪犯,无论其罪行多么残暴,都会得到世界的原谅。皮诺切特被逮捕和引渡,改变了我们思考实现国际正义的的方式。这给人权武器库中增加了一种新战术,这种战术将来肯定会被反复使用。
我赞赏人权倡导者们的努力,他们利用国内国际法庭和其他公共论坛,呼吁人们关注反人道罪行,无论这些罪行发生在哪里,他们勇敢地为正义大声疾呼。但这只是全世界的人们(他们的工作领域和地区就像人类的经验本身那么多样)为了提倡和保护人类的基本尊严而使用过的许多新型原创战术中的一小部分。
我很骄傲自己能够加入人权新战术项目,并且向大家介绍本书。虽然不能说它是一份详尽无遗的清单,但它是这种新型原创思维的丰富宝库,我希望它能对你的工作有所帮助。

理查德•戈德斯通
南非宪法法院退休法官
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
科索沃问题国际调查团主席
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工作组主席(该组织由国际律师协会建立)
鸣谢

没有全世界无数团体、组织和个人的帮助、建议和支持,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感谢本书所提到的团体、组织和个人,感谢他们的奉献精神,也感谢他们花费时间来回答我们的问题,讲述他们的工作,其中有些人还撰写或编辑了本书的部分内容。我们还要感谢那些为本书推荐采访对象的人们。
凯特•凯尔茨是人权新战术项目经理,她撰写并协调了本书的早期版本,编辑并监督了本版的撰写,她对质量和准确性的热情投入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崔西亚•科内尔撰写和编辑了部分文本。尼科尔•帕拉斯撰写了战术索引,研究了战术,协调了战术研究工作,还负责战术的选择和组织工作。南希•皮尔森开发了培训资料。瑞秋•齐达提供了指导和技术。苏珊•艾弗森编辑了文本。帕姆•阿诺德、马修•雷扎克和明尼阿波利斯艺术设计学院设计项目的工作人员耐心、巧妙、热情地把本书从原材料变为成品。道格拉斯•约翰逊创造了新战术项目的初步设想和框架,没有他们的贡献,本书不可能完成。
许多慷慨的捐助者为本书的设想和内容提供了资金支持,其中包括麦克•阿瑟基金会、法尔曼慈善基金、鲁本和伊丽莎白•劳辛信托基金、美国和平研究所和一些希望匿名的捐助者。还有一些捐助者通过支持酷刑受害者中心参与新战术项目的其他工作,为本书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它们包括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全国慈善信托基金、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洛克菲勒基金会和该基金会在意大利的贝拉焦会议中心,以及美国国务院。酷刑受害者中心的项目伙伴也得到了许多组织的资金支持,使他们能够参与本项目。
我们还要感谢新战术国际顾问委员会和人权工作组的成员(完整的成员名单见第20-21页),以及其他审读和评论本书的支持者们。他们在促进人权方面的实际斗争经验,以及他们对全世界志同道合者真正需要哪些内容的了解,指导了本书的撰写,而且还将继续为新战术项目提供指导。
理查德•戈德斯通法官、穆拉特•贝尔盖、莫顿•凯依若姆、索菲亚•马赫、凯拉西•萨塔亚提都为本书做出了贡献,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还有一些人在审读各章时贡献了他们出色的编辑和分析能力,其中包括苏珊•阿特伍德、坦妮娅•克罗米、菲尔•迪尔林、巴兹尔•费尔南多、芭芭拉•弗雷、狄安娜•加拉赫、保罗•豪普特、卡琳•坎扎、萨尔曼•可汗、马克•里奇、利兹•谢甫琴科、布鲁斯•冯•沃利斯及其亚洲人权委员会的同事。保罗•达尔顿、克拉伦斯•迪亚斯、利亚姆•马奥尼、保罗•米尔恩、苏珊娜•米瑞克、鲍里斯•普廷塞夫、奈杰尔•罗德利爵士、埃德森•斯宾塞和拉杰什•坦登帮助我们形成了目前版本的思路。
目前的版本建立在之前两个版本的基础之上。在五十多名帮助我们研究、撰写、编辑、审读这些书稿的志愿者当中,我们特别要感谢阿伦•克拉默、班尼特•弗里曼、芭芭拉•弗雷、爱德华•哈尔平、艾琳•考夫曼、莫顿•凯依若姆、约翰•扎尔茨贝格、罗伯特•舒梅克和戴维•魏斯布罗德。菲尔•迪尔林编辑了第二版,狄安娜•加拉赫、科内•萨托和温迪•韦伯撰写了各章。
我们感谢所有这些人和其他无数人的才能、时间、洞察力和慷慨。本书中的所有疏忽和错误都由我们自己负责。此外,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发现、结论、建议属于新战术项目,不一定代表我们的资助者的观点。

需要新战术

过去几十年中,现代人权运动在促进人权理想和建立特殊的人权保护机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人权运动导致了谴责酷刑和保护妇女儿童权利国际公约的制定,还在应该得到保护和支持合法政治活动的定义上形成了国际共识。保护政治犯免遭伤害,使其中许多人获得了自由。许多国家建立了完善的制度——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以促进对国际人权标准的坚守。这些成就之重要和取得这些成就之艰难,怎么说也不过分。
这些故事每一个都令人鼓舞,它们共同反映了人权领域所能实现的前景。
带来这些进展的主要有三大战术:1)建立国际标准。制定了许多公约、条约和标准;2)监督这些标准的遵守和执行情况;3)在政府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违背这些标准时,对其进行公开的谴责或揭露。近年来,这些手段所需要的基础架构和能力都有了明显的增加。
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战术带来了巨大的进展,应该继续支持和贯彻。同样显而易见的是,通过这些战术所能实现的目标也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些战术本身不足以解决某些复杂的人权问题。
以酷刑问题为例。我们已经有了更多的国际公约和标准,有了更多的宪法保护和国内立法来反对酷刑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有了更多的酷刑监督机制,不仅有条约机构的基础架构,还有国内和国际的非政府组织。为了加强这方面的能力,全世界还创立了超过二百五十个酷刑幸存者治疗中心,每个中心都利用医疗资源来记录成千上万名受害者遭受的酷刑,记录酷刑方面的法医学能力也在提高。在所有侵犯人权的行为中,被记录和谴责最多的就是酷刑。
然而,大赦国际在2000年发动第三次国际反酷刑运动时指出,酷刑的发生与该组织在1974年发动第一次国际反酷刑运动时一样普遍。
单单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就目睹了大量的侵犯人权事件,其范围之广令人震惊——波斯尼亚、卢旺达、塞拉利昂等超过一百五十个国家仍在实施或允许实施酷刑。我必须指出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有些做法没有起到作用。
本书的论点是,促进人权运动需要开创更大的空间,需要让更多个人和社会阶层加入这一领域。还需要开发更加全面的战略战术,只有使用比现在广泛得多的战术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全世界致力于人权事业的实践者已经开始了这一工作:开发新战术,建立广泛的战略联盟,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学习新知识。人权新战术项目的目标是把这些创新者聚集到一起,鼓励其他人与他们合作。本书包含了超过七十五个战术创新的案例——学生、农民和政府官员等,利用他们已经掌握的复杂技术和工具做出了这些创新。他们的议题多种多样,比如公平选举、清洁饮水和释放政治犯。
当前战略的局限性
酷刑的顽固存在,反映了国际社会面临的严重挑战。当以上三种最常见的人权运动战术未能显著减少酷刑的发生时,就是应该反思当前战略局限性的时候了。这种受局限的感觉有些会出现在我称为“战术制定”的过程中。
一个由十名酷刑问题专家组成的小组从施刑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入手,画出了一个关系图表,其中包括使酷刑得以发生的基本情况。例如,施刑者通常是一个有着很强等级关系的团体的成员,可能是某个特殊的警察系统或军事组织的一部分。我们纵向跟踪这些关系,以便了解计划、组织和资助酷刑实施的指挥链条。我们也横向观察每一层级,以便了解还有哪些可能影响的关系存在。例如,警察系统里也有平民和医生,他们与外界的关系也可能对他们产生某种程度的控制或影响。通过这一过程,最初的图表上有超过四百种关系,包含了从地方到国际社会的各个层级。
我们假定,关系图表上的每一种关系都能够进行干预,以打破或控制施刑者/受害者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关系图表的帮助下,我们给战术对象针对的各种关系配以不同的战术,然后,这些战术必须对这些关系的逻辑链条产生影响,以打破施刑者/受害者的二元对立关系(因此以“战术制定”命名)。
在此过程中,我们得出了以下重要结论:
1. 我们采用的战术往往距离核心问题很远,例如在国际层面上,这些战术要穿越许多关系层级才能间接影响到施刑者/受害者的二元对立关系。我们认为这可能会削弱或分散行动的力量。
2. 使用酷刑的系统往往是高度复杂的,而且是不容易打破的,从使用酷刑中获益的不同机构会互相支持。如果系统中的一部分遭到攻击,其余部分(例如警察机构、检察系统、司法制度等等)就会保护攻击目标,让它能够自我修复。这意味着系统不会对个别战术让步。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同时施加影响,使系统失去平衡,防止它自我修复。这需要将战术作为一种更加全面的战略的一部分,协同一致地使用多种战术。
3. 这一领域内的大多数组织只会使用他们熟悉的有限的战术。这些组织往往集中使用少数几种战术,而且很少协调或配合使用这些战术。这不仅把对一个相互强化的复杂系统的影响力限制在了几个非常狭窄的领域中,通常人们只做能做的事情,而不是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认为,如果战术之间有更多的协调可能会更加有效。
4. 关系图表上有许多各种运动目前还没有影响或涉及到的关系。我们没有把这些关系的力量和关切转变成行动。我们认为,需要有更多的战术来吸引这些潜在的关系参与到运动中来。
“我不是说战术思维或战术培训能够代替战略思维,而是说战术开发能够丰富战略思维。”
我认为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其他的社会和人权问题。我们需要找到新的合作方法和新的工作方法,以制定出有效的变革战略。目前的有些战略需要一个宏观框架,这一框架要能够更加有效地把许多组织的有限资源整合到一个统一的运动中。这可能需要有 “战略召集人”——一个拥有道德信誉,能够让我们团结起来形成新的工作关系的机构或个人。不过,各个组织也可以发起其他行动,例如给复杂的系统施加压力,或者在社交网站上激励新人参加行动。本书是一个大型项目——人权新战术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的目标是在人权领域发展对话,主题是如何达到我们的目标,以及粗略地说明如何使用我们手中的某些工具采取更有效的行动。

一个新兴的思想

酷刑受害者中心(CVT)成立于1985年,最初是美国的一个为酷刑幸存者提供综合治疗的机构。从一开始,酷刑受害者中心的领导层就设想,中心的工作要为人权领域开发一种新的战术使用方法。在开始了解我们的工作可以产生哪些战术的同时,我们也鼓励为酷刑幸存者开发其他的治疗项目。这些新机构给人权运动创造了新的战略机会。例如恢复由于镇压而失去的领导能力,帮助社群从恐惧的后遗症中恢复过来,动员医疗卫生界成为新的人权支持者群体。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也开始收集主流社会关注之外的那些从事创新工作的团体和个人的故事。
新战术项目构想于1995年。此后不久,酷刑受害者中心找到土耳其的咨询团体,和他们一起探讨召开“最佳实践研讨会”的想法,该研讨会将考察全世界用于解决普遍的侵犯人权问题的战术,或更加有效地与侵犯人权问题进行斗争的战术。我们希望把焦点放在“解决”而不是“问题”上,我们的出发点是:侵犯人权问题之所以继续存在,至少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公民社会和政府缺少成功的先例。虽然我们认为寻找问题的根源也是有意义的,但是主流的运动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多了,但在如何有效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人们更多关心“是什么”,很少关心“怎么做”。
这一想法得到了土耳其社会各界领导者的共鸣和关注。1997年,酷刑受害者中心与两个土耳其组织 “赫尔辛基公民大会”和“土耳其与中东公共管理研究所人权中心”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人权新战术项目。在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支持下,创新战术的系统性研究于1999年正式开始。我们建立了一个由九名世界级领袖人物组成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目的是提高我们的影响力,并给我们提供政治支持。我们还建立了一个人权工作组,由世界各地的二十一名人权领袖组成,目的是帮助我们发现新的战术,以及为项目的总体方针出谋划策。
2000年,人权工作组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土耳其顾问团的成员。加拿大前总理金•坎贝尔阁下代表国际顾问委员会主持了会议。有关组织参加了关于促进人权的创新战术的讨论,示范了交叉培训的方法,还为项目今后的工作制定了行动计划。
在人权领域工作了大半辈子的人们评论说,会上的思想和信息分享让他们在吸收新人的机会方面有了不同的想法,还让他们能够从新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我们在这一初步设想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我们的项目:我们提供工具(包括这本书和一个网站),还通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的一系列工作坊来给人权倡导者提供战术创新和战略思维方面的培训。

我们的思考框架

在酷刑受害者中心工作了十六年之后,我深知给酷刑受害者提供治疗有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它使我认识到,防止酷刑和照料幸存者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我们发现,照料幸存者能够恢复人权运动的领导能力,还能帮助社群克服恐惧带来的后遗症。我们还发现,康复的希望象征着创造一种更加安全的政治空间,让社群可以聚集起来一起学习如何承担风险。酷刑受害者中心之类的治疗中心把新的团体——例如教育工作者、医务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带入人权工作。而且,我们从治疗中心的立场出发,支持结束酷刑,支持能够改善酷刑受害者生活的政策和法律。在最初几年里,我们扩大了人权工作的定义,并且开始实施一些新的战术。
1970-1980年代我在国际婴儿食品运动中的角色,使我开始思考新战术的问题。1976年底,我领导了一个致力于解决饥饿问题的草根团体,我们一年只有五百美元的项目预算,还有我自己的最低工资。我们这个小团体开始在全国到处活动,还创立了一个婴儿食品行动联盟(INFACT)。就靠着这点可怜的资源,我们发动了一个抵制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公司——雀巢公司的行动,迫使它改变了婴幼儿乳制品的经营方式。我们建立了一个网络,在全美国有三百多个分会。我们创建了一个由一百二十多个全国性支持组织组成的联合会,有超过四千万名会员。我们创建了第一个草根国际抵制行动,在十个国家开展活动。我们组建了第一个跨国问题联络网“国际婴儿食品行动联络网”(IBFAN),在六十七个国家开展活动。我们还成为最早一批以平等身份与国家和公司一起被邀请参加联合国会议的非政府组织之一。最后,我们还参加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联合国企业营销准则谈判。后来,在令雀巢公司的收入减少了五十亿美元之后,该公司与我们签署了联合协议,雀巢公司承诺,将根据国际规则改变营销方式——有关协议被誉为“国际消费者运动史上最重要的胜利”。
我为这场远动和将近十年的工作感到骄傲。不过,就像所有的新手一样,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其中许多错误都可以归结于我的战术知识有限。例如,最初我把战术和战略混为一谈。我以为战略思维其实就是如何充分利用你现有的资源,既然在我的脑海中只有一种战术,那我就只能使用这种战术了。与许多从草根组织产生的领导者一样,我试图纠正我的错误,我开始从某个行动的层面上思考战术问题,然后使用我有限的概念来理解如何制定战略。
在制定组织战略方面有了更多的经验之后,我也更加明白,我们对战术了解得越多,制定新的战略时的灵活性就越大。我不是说战术思维或战术培训能够代替战略思维,而是说战术开发能够丰富战略思维。

目标、战略和战术

虽然关注战术是必不可少的,但并不是组织的第一要务。一个组织首先必须要有一个总体目标(愿景),这个总体目标要反映其创建者、领导者和成员的价值和信念,还要融入其使命和意义。这些目标必须明确规划。组织还必须确定中期目标(行动),中期目标要更加详细地说明阶段性可实现的目标,还要将这些阶段目标纳入具有战略意义的、可行的总体目标之中。
虽然进行战略思维往往很困难,但战略并不神秘,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决定,而是许多决定的汇集:选择关键目标和合适的对象,了解需要的支持者群体和资源,决定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战术。2000多年前,中国的思想家孙子就曾经指出,战略就是了解对手(对手的目标、战略、优势、劣势)、了解自己(我们的盟友、我们的优势和局限)、了解形势(战场在哪里)。对手的战术是其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了解这些战术能够让我们知道如何对付他们。我们所能实现的目标——包括我们所知道的战术和我们能够成功实施的战术——会影响战略的构成。因此,战术思维是战略思维的关键组成部分。
战术是战略框架内的具体行动,也是组织资源以影响世界变革的方法。战术可能是一个活动、一个系统,在某一种情况下也可能是一个机构,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可能是一种技术。战术的表现可能各不相同,这取决于运动的规模、能力和组织资源。战术关系到如何带来变化,而战略则关系到决定使用哪些战术,哪些对象值得关注,哪些资源可以利用。我们的战术知识也能决定我们所选择的战略。
要想有效地争取人权,战术思维是必不可少的。让我们更具体地说明这一论证过程。
1. 我们做事情的方法会影响我们对于事情可行性的判断;战术有助于确定战略。
这里我不想过于绝对化。创新贯穿人类的整个历史,只要有人创造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创新就发生了。然而,人类历史上充满了不同的例子:一方面,一种已经无法取得成功的战术,但人们会反复使用,另一方面,人们不断用新战术取代旧战术。下面是军事史上的两个好例子:1)希腊人通过发明方阵——一种新的作战系统——战胜了无组织但数量庞大的游牧民族骑兵。2)亨利五世将长弓兵编入英军,战胜了法军的重装骑兵。战术创新为新的战略铺平了道路。
同样,如果我们只思考自己所能做的事,就会限制了我们看问题的视野。在开展国际婴儿食品运动的时候,我拒绝了很多好建议,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如何实施那些建议——也没有钱支付给那些知道如何实施的人!
2. 不同的战术能够有效地对付不同的对象。
不是所有的战术都能对所有的对象产生同样的影响。写信给民主政府肯定与写信给专制政府的结果不同。经济抵制需要抵制的对象关心自己的经济状况,还需要参与抵制的人能够打击到抵制对象的弱点。
我们必须学习根据对象来调整战术,找到那些能够充分发挥影响力的战术。当战术不能影响对象时,我们就必须创造新的更有效的战术。
3. 不同的战术能吸引不同的支持者群体。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风格。好的老师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来帮助我们学习。要想吸引各种各样的人参加人权运动,在社会变革的战术方面也需要有同样的态度。
有些人觉得在实施酷刑者的家门前示威非常可怕,另一些人觉得写信离所要实现的变革太远。我们可以辩论谁是对的,也可以根据人们的因果观念、风险承受能力、拥有的时间和处理信息的方式,组织不同反应的人参加不同的战术。
如果人权领域的应对方式是只提供一两种战术吸引民众参加,那我们就只能吸引到范围很窄的认为这些战术有意义的支持者。例如,法律战术除了少数专业人士之外很少有人能参与。我们需要利用其他的战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成为参与者而不只是观察者。
在遭遇镇压的国家,人们会退出公共生活。我们要在这些国家吸引支持者,就需要提供各种战术,这些战术要能吸引有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社会变革观点的人。
4. 战术灵活才能出奇制胜。
如果我们反复使用同样的战术,对手就会学会如何反击和控制这些战术的影响。
我们发起抵制雀巢公司的运动时,该公司反应过度,犯了许多错误,最后反而增强了我们抵制的力量。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雀巢公司也发展出了平息舆论批评的能力,并实施了有效的反击。因此,我们不断改变自己的战术,让雀巢公司的反击失效。
人权仍在遭到侵犯这个事实说明,我们的某些对手聪明、强大,有着大量的资源。大赦国际发动的第一场写信运动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该战术出奇制胜。但是三十年之后,多数国家都已经学会了如何官僚化地应对这一战术和保护自己不受这一战术的影响。
出奇制胜会让对手失去平衡,会让他们犯错误,削弱他们的地位,也会让他们有新的应对方法,或者开始明白他们需要有积极的变化。僵化会让我们思维重复,也会让对手思维重复。灵活性能促进双方的学习能力。
5. 战术能够告诉全世界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如何行动。
国际婴儿食品运动(1975-1985)创造了一种开展全球政治行动的新方法。这是一个挑战,因为运动在各个阶段都面临过去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此后,人们用同样的方法又发动了其他的国际运动,例如,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在短短十八个月时间,他们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但婴儿食品运动却花了将近十年才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现象有些类似音乐家练习乐曲,在肌肉学会了如何动作之后,大脑才有机会去规划微妙的差异和改进。我们越练习,事情就变得越容易。
另一个案例来自乌拉圭。乌拉圭宪法制定七十年以来,其中一个允许公民投票推翻国会立法的条款从未被使用过。乌拉圭人权界启用了这一条款,并且收集了25%的合格选民的请愿书,要求废除那些为在独裁统治期间迫害和杀害公民的人颁发的赦免令。虽然最后公民投票以微弱劣势失败,但乌拉圭民众学到了一种开展政治行动的新方法。后来的十二年中,乌拉圭人举行了八次公民投票。
6. 战术是吸引参加者和盟友参与组织工作的培训系统。
有些战术是短期的(比如游行),有些战术是长期的(比如抵制)。但是作为有系统的行动,所有战术都需要规划、协调和指导。这给许多公民创造了机会,让他们能够参与、学习,以及更多地投入组织或运动中来。战术层面上的参与对新加入的年轻员工和志愿者都是很好的培训机会。
当酷刑受害者中心最初计划将《酷刑受害者救济法案》(已成为美国立法,该法律的目标是发展一个针对酷刑的全面战略,为全世界酷刑受害者的康复提供支持。——译者注)作为美国国会的提案时(立法战术),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吸引人权组织、宗教组织和其他潜在的盟友参与进来。这些组织参与了我们的工作之后,更加了解了酷刑治疗项目的工作和酷刑幸存者的经历,开始把我们对酷刑的理解纳入到他们的思考之中。
要想在全世界成功地贯彻人权原则,战术创新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拓展了自己的战术和战略思维之后,人权领域的工作就可能变得更加有效。总结如下:
1. 战术范围狭窄,支持者的范围也会狭窄;战术范围广泛,则能吸引更广泛的支持者参与。
2. 过度依赖某种单一战术不仅有可能将战术用于错误的形势,还有可能使我们坐失扩大战略目标的机会。灵活的战术思维能创造改进战略目标的机会。
3. 过度使用一种战术会鼓励对手将应对手段系统化,使对手更容易巩固自己的地位。战术灵活会让对手出乎意料,也会让他们学到新东西。
我们不想让本书成为一本制定战略或推广任何具体战术的“菜谱”。战术选择必须由一个团体的组织能力、风险承受能力,对对手或不利处境的分析能力和使用战术的背景来决定。
我们介绍世界各地的人们所从事的创新工作,是希望鼓励人权实践者进行战略思考,丰富自己的战术词汇。我们也向自己提出挑战,我们将投资开发与政府和人权组织更加有效合作的新战略。

战术与战术思维

过去二十五年中,进行战略规划已经成为非政府组织的标准做法。但奇怪的是,战术观念却没有随着战略规划一起发展。对很多人来说,战术仍然是一个贬义词。我们常说什么事情或什么人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意思是说它或他受制于有限的短期思维而不是长期的核心思维。“战术”是指为了短期的目标或短期的收获而使用的策略,甚至是不道德的手段。因为“战术”这个词在人权领域不常使用,所以它可能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不是一个军事术语吗?”,“这个词让人糊涂!”,“战术是什么意思?”,“我们这里的人不用这个词。”所以,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不使用手段、方法、技术这类词,而要使用“战术”这个词?
在人权新战术项目中,我们使用“战术”一词,是因为它与“战略”概念的一体关系。战略决定哪些事情重要,战术则具体说明如何去做这些事。“做什么”和“如何做”之间的关系对理解和澄清战略与战术的概念十分重要。战术——可能是活动、系统、技术或机构——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战术这个词容易造成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人以为战略属于一个部门,而战术属于另一个部门。例如,政府要实施一个战略——建立一个保护人权的机构。而建立保护人权机构这一战略中的战术之一是建立国家人权委员会。但是国家人权委员会作为一个机构,必须要有自己的战略和用于实施战略的战术。
制定成功的战略,取决于战术的灵活性和可使用战术的广泛性。如同我在“需要新战术”(第7页)中所解释的那样,过于依赖少数几种战术的个人、组织和运动,可能会把战术用在错误的情形中,还可能会失去使用其他更合适的战术的机会。他们无法像使用多样战术的个人、组织和运动那样,吸引更广泛的支持者。而且,反复使用同样的战术,也会让战术所针对的对手或系统做出调整和改变,使战术的有效性下降。
国际人权领域正在使用的战术范围十分广泛,本书就是一个证明——虽然它不是详尽无遗的。本书既证明了人权实践者们的创造性,也证明了战术和战略思维的力量。

道格拉斯•约翰逊
酷刑受害者中心执行主任
把本书作为一种资源

无论你在促进人类基本尊严的斗争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无论你是社区组织者、政府官员还是跨国公司总管,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改变你对自己工作的可能性的思考。我们希望你能从下面的案例中了解到有助于促进人权的新机会、新伙伴关系和新战术方法。
我们还想请你对自己提出挑战,让你从战术和战略方面来审视自己的工作。重要的工作是如此之多,资源又是如此之少,因此,人权倡导者可能会把这种自我审视当成一件奢侈的事。然而,如果我们能够用战术和战略思维来思考问题,就能更快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工作。“开发创造性的战略和战术”(第130页)或许能够帮助你理顺目标,找到突破口,制定战略,选择实施战略的战术。“需要新战术”(第7页)解释了战术思维在整个人权运动中的位置。
我们希望这本书成为你思考的起点,或者成为你们组织或其他任何致力于改善人权的团体讨论的起点。开个会,从后面的故事中寻找灵感,或者头脑风暴一下,想出自己的方案。本书中的问题能帮你更仔细地审视工作中可能用到的各种战术以及战术的各个方面。
在你阅读本书时,一开始注意到的,可能是那些用于你所在的地区或与你的工作领域类似的战术,但那不一定是对你最有用的战术。我们没有按照地理或是人权领域来编辑本书,而是把战术分为四大类:
1. 旨在预防迫在眉睫的侵犯人权事件的战术(见“预防战术”,第21页)。
2. 进行干涉以制止正在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战术(见“干涉战术”,第39页)。
3. 在侵犯人权事件结束后,帮助个人和社会重建、恢复的战术(见“恢复战术”,第66 页)。
4. 在理解和尊重人权的地方,通过社区建设和文化建设来促进人权的战术(见“建设人权文化和
制度”一章,第94页)。

你可能会思考你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例如干涉或预防,并开始阅读有关章节。同时,你可能很快会发现,这些战术常常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针对不止一个目标。无论你打算怎么做,我们都建议你在阅读本书时要有一个开放的思维,要思考你从每个战术中学到了哪些东西,或者可以如何调整这些战术。有些战术可能直接适用于你的情况,另一些战术可能需要做出更多的分析和调整。“开发创造性的战略和战术”一节有一个调整战略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清单(第131页)。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可检索在线数据库:www.newtactics.org。
无论是本书还是新战术项目,都不打算推销任何一种具体的战术,或告诉你哪些战术适合你的情况。你所处的环境——总体战略、奖金资源、人力资源、政治开放程度、文化因素——需要使用哪些战术,要由你自己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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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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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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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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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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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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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你会发现,本书是一个有价值的资源,能够激励你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看到新的促进人权的可能性。本书不是一个详尽无遗的战术目录,而是一个正在不断更新的战术目录。新战术项目还将继续寻找全世界正在使用的创新战术,并且通过我们开发的其他工具来促进这些战术——包括可检索的在线数据库(www.newtactics.org)、培训工作坊、战术案例研究(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等等。我们欢迎你的评论、补充和建议。请使用书后的表格,或通过newtactics@cvt.org与我们联系。

关键词

在本书中,我们使用了一些重要的术语。这些术语在其他语境中可能有不同定义。下面是它们在本书中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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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我们的努力所指向的目的或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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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实现目标的关键步骤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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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实施战略的具体行动。战术是执行战略的工具或手段。战略决定哪些事重要,值得做,战术是实现变革的手段。战术是关于“如何做”,战略则是关于“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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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战术旨在影响的人群、地方或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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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盟友——公开积极支持并参与你们的工作的个人、组织或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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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盟友——支持你们的目标,但尚未参与推进你们的工作的个人、组织或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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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过程——本书、新战术网站(www.newtactics.org)数据库和新战术研讨会提到的战术来自一系列广泛的工作。有些战术是人权工作者使用过的,另一些战术则是在企业、政府,执法、冲突解决,环境、劳工、妇女权利和其他争取社会变革和正义的运动中的人们使用过的。所有这些人都致力于促进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人类的基本尊严。
以下文件合称为国际人权公约:《世界人权宣言》(1948)、《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及其任择议定书,以及其他二十几项人权公约——这些公约都是对批准国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本书只包含了非暴力战术,因为我们相信,非暴力战术是最合适的保护和促进人权的手段。由于社会的不公而倍感挫折的人们如果使用暴力,往往会助长镇压性的社会措施,这反而会使人权受到更严重的侵犯。我们承认追求人权会涉及斗争。我们希望人们从世界各地学习到这些战术之后,能够找到有效的非暴力的方法来争取人权。
1999年11月,酷刑受害者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开始研究用于促进人权的战术。我们尤其注意寻找那些能够激励其他人的创造性思维和有效行动的战术。我们的网撒得很大,调查了公民社会组织、国际机构、政府机构、企业和其他组织,了解人们为了建立宪政、争取变革和促进人权都做了哪些事。志愿者们——包括学生、教授、医护人员、公共关系专业人士、商业顾问、记者、计算机专家等——为此贡献了无数的时间。新战术人权工作组和国际顾问委员会也提供了无价的帮助。
研究者联系了人权工作的资助者,出席了会议,检索了书面资料和互联网资料,还进行了无数的电话访谈和面对面的访谈。我们付出了一切合理的努力来联系有关组织以核实书中的信息。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新战术团队就要决定信息是否充分,是否可以使用,是否已经公开。如果一个组织不愿意把自己的战术总结或联系信息包括在内,我们就会将有关信息删除。
《人权新战术》第一版印刷于2000年9月,第二版印刷于2001年。第三版建立在前两版所做的大量工作的基础之上。
如同所有工作一样,本书也带有作者的倾向,包括我们思路的来源,我们研究技术的局限性。受时间及可用的信息和资源所限,有些章节和案例要比另一些章节和案例完整。读者可以给我们发送信息,指出偏颇和事实有误之处,给我们提供更多可以纳入本书的战术和资料,以此帮助我们改进今后的版本。我们欢迎你在这些方面或为本书其他部分做出贡献。

人权新战术项目

人权新战术项目的领导机构由许多国际组织和人权实践者组成,酷刑受害者中心(CVT)负责协调。本项目旨在促进国际人权领域的战术创新和战略思维。本项目致力于开发工具和网络,用来分享创造性的思想,并促进战术创新,以提高全世界的人权实践者和人权组织的工作效益。
本书是新战术项目开发的若干工具之一,例举了人权工作中各种可能的战术。
新战术网站www.newtactics.org上有一个可检索的战术数据库,还有供人们建立联系和交流思想的论坛。
我们网站上的“战术案例研究”中有一系列第一人称的深度案例研究,让人们能够仔细观察一种战术如何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培训工作坊在全世界各个地区举行,我们的工作坊让使用过创新战术的人如聚集在一起,互相进行战术培训,让他们掌握一系列可用的新战术,增强对自己培训能力的信心,建立跨越各个人权领域的网络。
关于酷刑受害者中心
酷刑受害者中心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制止酷刑,治愈酷刑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创伤。
酷刑受害者中心成立于1985年,是美国第一个,全世界第三个酷刑治疗中心。今天,酷刑受害者中心采用整体治疗模式,为酷刑幸存者提供咨询、医疗护理和社会服务;为可能要与酷刑或战争创伤受害者打交道的教育工作者和医务人员提供培训;对酷刑造成的影响和有效治疗的问题进行研究;在地方、全国和国际上进行停止酷刑问题的倡导。
酷刑受害者中心自己就是新战术的创造者,也是一个从独特的角度——治疗和恢复领导能力——来倡导人权保护的治疗中心,新战术项目就是从这些经验中产生的。
更多信息见我们的网站:www.cvt.org。
我们的联系方式:
The Center for Victims of Torture
717 East River Road
Minneapolis, MN 55455
+1612 436 4800
cvt@cvt.org
www.cvt.org

合作组织
美国:酷刑受害者中心
尼日利亚:“实现正义” 组织
丹麦:丹麦人权研究所
土耳其:赫尔辛基公民大会
土耳其与中东公共管理研究所
罗马尼亚:爱卡基金会(ICAR)
秘鲁:国家人权协调会
国际顾问委员会
前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前任美国驻土耳其和泰国大使:莫顿•埃布拉莫维茨阁下
前任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人、明尼苏达大学休伯特•汉弗莱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布莱恩•阿特伍德
前任加拿大总理、前任加拿大驻洛杉矶总领事:金•坎贝尔阁下
前任南非宪法法院法官、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理查德•戈德斯通法官阁下
土耳其人权问题最高协调理事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安娜•库苏拉迪
前任美国副总统、前任美国驻日本大使:沃尔特•蒙代尔阁下
土耳其作家:奥尔汗•帕穆克
前任法国总理、欧洲议会就业与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米歇尔•罗卡尔阁下
前任霍尼韦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前任福特基金会董事长:埃德森•斯宾塞
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维瑟尔
人权工作组
前任墨西哥政府人权和民主事务部副部长:玛丽克莱尔•阿科斯塔
巴西文化行动研究所主任:米格尔•达西•德•奥利维拉
美国国际发展法中心主任、“人权网络”董事长:克拉伦斯•迪亚斯
罗马尼亚爱卡基金会主任卡:梅利亚•多鲁
亚洲人权委员会中国区域执行主任:巴斯尔•费尔南多
瑞士布里斯托尔大学研究员:克劳丁•海尼
埃及开罗人权研究所主任:巴赫•艾尔•丁•哈桑
前任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主席和现任委员、孟加拉国国际女性协会董事:萨尔曼•可汗
丹麦人权研究所主任:莫顿•凯依若姆
加拿大盖博尔基金会执行主任:诺林•麦克唐纳
前任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前任秘鲁国家人权协调会执行主任:索菲亚•马赫
美国国际和平营董事、普林斯顿大学人权讲师:利亚姆•马奥尼
洛克菲勒基金会非洲地区办公室副主任:帕特•纳多
尼日利亚“实现正义”主任:约瑟夫•奥泰
俄罗斯“公民守望”主席:鲍里斯•普廷塞夫
美国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所长:马克•里奇
前任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调查员、联合国人员委员会成员:奈杰尔•罗德利爵士
印度南亚童奴问题联盟主席:凯拉西•萨塔亚提
印度亚洲参与研究会执行主任:拉杰什•坦登
阿根廷“公开的记忆”执行主任:帕特丽夏•瓦尔迪兹
前任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格伦达•维尔德斯屈特
德国“以食为先”信息及行动网络国际协会执行主任:迈克尔•温德福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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