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新战术(二)

预防战术

仅仅十多年前,人权组织的焦点主要还集中在公开谴责过去或者仍在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上。人权“工具箱”中的主要工具是大棒,人权工作者所依赖的手段是“点名揭露”有侵犯人权纪录的国家。虽然这也是有价值的工作,但是,现在人权工作的许多新的参与者已经将这一“工具箱”里的工具增加了许多。

过去的十年中,人权环境有了惊人的改变。人权议题已经从创建国际法律框架转向认真讨论实际执行的问题。与此同时,人权工作也从国际转向地方,而地方团体的目标常常包括干涉和预防。例如,一个地方的NGO可能需要就某一具体的酷刑案件与警方打交道,并讨论今后如何防止此类事件发生。这些团体使用的战术是传统的人权组织无法使用的。他们不仅批评政府,也和政府部门形成伙伴关系来促进改革和立法;他们为警察部门提供培训课程;他们在关键的地方展示自己的存在。

我们仍在继续发展、促进和改善保护人权和预防侵犯人权事件的工作。本章所涉及的战术或许会使今后的十年变得更好。

莫顿·凯依若姆

丹麦人权研究所主任

 

为了预防侵犯人权事件,当人们遭遇人身危险时,当迁徙自由、工作权利和获得适当住所的权利受剥夺时,当一个团体在社会中有失去自己声音的危险时,或一个社区有陷入贫困的危险时,或原住民的生活方式面临消失时,我们必须能够分辩出这些属于侵犯人权的事件。

本章中的战术,旨在预防迫在眉睫的侵犯人权行为。有时,最有效的方法只是有人出现在那里。他人(无论是一位来自某个大国的志愿者,还是一群围观的群众)的现身就能阻止侵犯人权行为的发生。

有时,侵犯人权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没有预防侵犯人权事件所需要的信息。让信息传达到合适的人(因为侵犯人权事件而直接受到影响的人,或者能够动员起来反对侵犯人权事件的人),就能制止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

有时,保护人权的最佳方法就是消除侵犯人权的可能性。了解侵犯人权的模式,就有可能改变这一情境,大大减少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

本章中的战术分为三节:

1.通过他人在场来防止伤害的人身保护战术。

2.让重要信息传达到合适的人,以防止侵犯人权事件发生的战术。

3.预测侵犯人权事件,制造障碍来制止它发生的战术。

 

人身保护

当他人遇到危险时(或遇到危险之后),如果我们出现在现场表达支持,能够充分展示我们的团结。本战术不仅是一种象征,也是利用志愿者出现在现场来保护他人的安全。这个想法相对简单,却很有力量,因为安全来自支持者的数量。想伤害他人的人可能害怕目击者,害怕媒体的负面报道,或是害怕伤害了某个背后有强势团体或政府支持的人产生的后果。这也带来了另一个有用的方法:告诉对方你在高层有朋友。

人权护卫者:国际志愿者到现场去保护和鼓励遇到危险的人权活动家。

国际和平营(PBI)派遣国际观察员陪伴受到政府或准军事组织威胁的人权活动家。如果目击到侵犯人权事件,观察员就会警告该国政府、自己国家的政府和全世界的活动家。侵犯人权者预期会有国际反应之后,就有可能停止计划中的侵害行动。与此同时,他们的陪伴和支持也使活动家获得了力量,可以继续并发展自己的人权工作。国际和平营是第一批将陪伴的想法制度化的组织之一。陪伴行动始于1980年代初的危地马拉。目前国际和平营有超过八十名志愿者,在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从事实地工作。

虽然这一战术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志愿者,但该战术要取得成功必须有全世界许多人的参与。在攻击或威胁发生之后,志愿者要能立即吸引国际关注。为此,国际和平营的志愿者在本国建立了活动家网络。志愿者还动员家人和朋友也加入到自己工作的网络中来,这种方法增加了活动家的经验,扩大了他们的关系网。

对人权活动家和志愿者来说,国际陪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常常会遇到危险和压力,个人生活也会受到限制。国际和平营强调为草根活动家赋权和鼓舞士气,只有在活动家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才会提供陪伴,并且绝对不干涉被陪伴者的内部事务。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或参考利亚姆·马奥尼、路易斯·恩里克·艾古仑《非武装保卫:为保护人权而进行国际陪伴》一书(1997年出版)

这一战术建立在我们都会受到道德压力和政治压力的普遍现实之上。国家领导人不希望有负面报道,刽子手不希望有目击者看到他们干脏活。所有人犯罪时都希望匿名,不想被人看到。国际目击者出现在犯罪者面前,同时给领导人施加外界压力,就可能制止侵害行动。与此同时,也向受到威胁的活动家证明,国际团结已经扩大到能够与他们并肩作战,让他们更有勇气和力量去从事自己的工作。

陪伴战术也被用于以下类似的环境中:人们有人身危险,而侵犯人权的犯罪者有可能因为国际舆论而有所收敛。其他使用了这一战术的团体包括斯里兰卡的非暴力和平力量、约旦河西岸的基督教和平工作团、“全国与危地马拉人民团结一致”组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普世陪伴项目、哥伦比亚的和解团体、墨西哥的弗赖·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中心等。

这一战术也可以用于其他环境中。例如,在充满紧张和暴力的环境中,教会人员、记者的象征力量常常会起到保护人们或使人们冷静下来的作用,因为犯罪者不希望他们的行径被暴露。在海地,“健康伙伴”组织雇用了社区卫生工作者作为现场陪伴,这些陪伴者每天去看望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携带者、肺结核病人,这样做除了给他们提供医疗和情感支持之外,还让社区成员知道,不必害怕与病人偶然接触。第三方出现在现场的实际工作和象征意义,具有能够改变他人行为的社会和道德力量。

怎样让国际社会关注你们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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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携带者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B计划:在拘留示威者的警察局外抗议,以保护被捕的示威者。

在米洛舍维奇政权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一群年轻的活动家基于安全来自人员数量的观念,使用二次示威的手段,保护在示威期间被捕的成员,并且以此来告诉当局,逮捕的威胁是无效的。他们还用幽默和戏剧表演来减轻人们对政府镇压的恐惧。

“欧特珀”(意为“抵抗!”的塞尔维亚学生组织)随时做好准备,一旦有成员在抗议活动中遭到逮捕,立即在警察局外进行二次示威——B计划。警方知道外面有大量的民众和记者在等候时,就不太可能殴打或者继续拘留活动家,另一方面,活动家知道自己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之后,也不会感到太害怕。

一旦有成员被逮捕,“欧特珀”就动员其巨大的联系网络来执行B计划:

附近一位带着手机的观察员观察到逮捕事件,并确定被捕的活动家关在哪个警察局。

律师立即前往警察局协商释放活动家的事宜。

其他“欧特珀”活动家在一个小时之内会聚集到警察局外面。他们唱歌,做游戏,让人群保持欢快、平静和投入。活动家们会一直待在警察局外面,直到被捕者获释。

媒体中的联系人前往警察局报道抗议活动,在活动家获释后发表他们的声明。

反对党谴责逮捕事件,派其成员前往警察局。

当地NGO通知国际组织,要求他们谴责逮捕事件。

“欧特珀”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组建一个强大、团结,能够迅速动员起来的网络。他们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来说明逮捕发生之后谁通知谁,每个人要做些什么,让二次示威能够在逮捕发生之后立即进行。联络网中的联系信息都储存在每个成员的手机里,这样警方就无法抢走或消毁这些信息。

“欧特珀”的B计划是一个迷人的战术范例,正好符合本章所讲述的目标。人们使用这一战术来防止警察局内发生迫在眉睫的针对活动家的酷刑。他们的干涉行动削弱了警方的权力,制止了米洛舍维奇政权持续的侵犯人权行为。他们帮助被捕的抗议者恢复信心,帮助志愿者克服对被捕的恐惧。示威的曝光也使公众更加认识到:米洛舍维奇政权侵犯人权,民主抵抗运动日益壮大。

“欧特珀”的成功取决于很多关键因素。虽然该国受专制政权统治,但“欧特珀”的律师仍能会见活动家,并能对警方造成某些影响。而且该国警方和政权害怕国际舆论和大批民众聚集。但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中,要做到上述两点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你的B计划?

“被捕的活动家都成了英雄,因为有成百上千的人正在警察局外等待他们。有了这些支持,活动家再也不害怕了。活动家们开始竞争谁是‘头号通缉犯’,谁被捕的次数更多。我们当面嘲笑这个政权,我们出了什么事的话,全世界都会知道。”

——塞尔维亚“欧特珀”成员佐拉那·斯米亚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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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现身:在可能发生侵犯人权事件的地点出现,监督和预防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

在整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检查站观察”组织的成员出现在现场,保护通过以色列检查站的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得到尊重。

“检查站观察”组织每天早上监督若干个以色列检查站,下午交通高峰期则会在检查站保护必须通过检查站的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并进行抗议活动。“检查站观察”的志愿者都是以色列妇女。2001年1月,该组织由三位女性创办,后来发展到有三百名志愿者。

监督者认为,检查站限制了巴勒斯坦人的迁徙自由,也限制了他们的教育、医疗和工作的权利,是对人权的侵害。

监督者在检查站主要履行三大职能:防止侵犯人权事件发生;记录所目击到的侵犯人权事件;表明自己与巴勒斯坦人民团结一致。

监督者和巴勒斯坦人都说,以色列妇女的出现阻止了一些士兵对通过检查站的人实施虐待的行为。当士兵企图不让巴勒斯坦人通过检查站,或是没收他们的身份证时,监督者会平静但坚定地进行干涉。当目击到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时,监督者会向高级军官投诉,并且鼓励巴勒斯坦人也这么做。

目击到侵犯人权事件的监督者会制作详细的报告,并发表在她们的网站上。她们还会邀请记者、政治家和她们一起前往检查站。她们佩戴标志,上面写着阿拉伯语 “不要检查站!”的字样。这种支持鼓舞了许多本来对以色列抱有敌视态度的巴勒斯坦人。

“检查站观察”的工作面临许多挑战,比如检查站太多,没有足够的监督者可以监督每一个检查站。志愿者承认,军方不认为有义务向监督者报告工作,也不认为有必要承认她们的存在。以色列士兵的轮岗相当频繁,因此,监督者无法与士兵建立个人关系。每轮新兵到来之后,有些工作就要重新开始,这使情况更加恶化。迄今为止,“检查站观察”组织未能成功实现其结束占领和撤销检查站的目标。但它让以色列民众和全世界人民注意到了发生在检查站的侵犯人权行为。

有些人背后有强大的联络网,能够迅速把信息传递给大量的人,或者传递给身居要职的人,这样的人出现在现场往往更加有效。“检查站观察”利用互联网广泛分享其监督经验,提高了以色列人和国际社会的认识。

如何动员社区中德高望重的人,帮助可能受到人权侵害的受害者?

“我们到达时,检查站另一边有男人、女人、孩子,出租车、载着货物的货车、一辆救护车和一长队小汽车。人们一看到我们,就向我们冲过来,好像我们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打了许多电话,最后,一辆吉普车载着一位高级军官过来了。一开始他拒绝和我们对话,他说我们来检查站只是为了出风头和给士兵找麻烦……一位医生和他太太刚刚把女儿送去拉马拉的医院,然后准备通过检查站回希伯伦的家。边境警察让医生通过,但不让他太太通过,因为她的助产士证明文件过期了。我们一直在求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军官的态度突然缓和了下来,他开始发布命令,允许人们通过。五分钟之内,检查站就空了,路上也没有了检查,但是医生的太太还在那里哭泣,因为士兵拿走了她的身份证。我们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她拿回了身份证,通过检查站和她丈夫团聚了。离开时,我们听到检查站另一边传来了喊声,还看到医生和其他人跳上跳下地向我们挥手,他们在喊‘谢谢! 谢谢!’。”

——以色列阿布迪斯检查站“检查站观察”志愿者马克森·沃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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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重要信息

让合适的信息到达合适的人手中,对促进人权和防止侵犯人权事件发生很有帮助。然而,即使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和新技术的时代,这件事也会给我们带来挑战。本节所收录的战术,展示了与能够帮助防止侵犯人权事件发生的人、遭受虐待危险的人、公开发言谴责侵犯人权行为人分享重要信息的新战术。其中有些战术需要依靠新技术,另一些战术需要依靠人与人的交往。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一个古老的格言:知识就是力量。

反暴力手机联络网:建立一个手机通讯联络网,在暴力升级之前制止暴力。

在复杂难解的北爱冲突中,天主教和新教的政治派别之间找到共识基本是不可能的。然而,双方都有人希望防止暴力的发生。这一战术包括找到各个社区希望预防暴力的领袖人物,给他们提供需要的信息。

贝尔法斯特互动项目(其前身是斯普林菲尔德跨社区发展项目)建立了一个手机通讯联络网,以防贝尔法斯特敏感街区之间爆发暴力事件。该项目给天主教和新教社区的志愿者提供手机,一旦有暴力倾向的人群开始聚集,或者有关暴力的传言开始扩散,他们就会与边界另一边的志愿者沟通。

“边界”是指天主教(民族主义/共和党)和新教(统一党/保皇党)街区相邻的地方,通常由坚固的墙壁隔开,边界两边往往是北爱尔兰经济上最贫困的街区。怀疑墙那边在发生什么事,常常会导致或者加剧暴力事件。

双方的志愿者每周会面一次,他们的手机一直开机。如果有可能导致暴力的活动举行,如体育比赛或新教徒游行穿越天主教街区时,联络网就会事先规划对重点地区进行监视。志愿者们坦言,他们的干涉对“娱乐性暴力”(年轻人寻求刺激或对传言做出反应)最有效,但是对有组织的暴力或准军事组织的暴力却无能为力。

当志愿者看到或听到边界两侧有人群聚集,或听到关于另一边要发生暴力事件的传言时,就会给边界另一边的志愿者打电话。志愿者们会在事件转向暴力之前让自己这边的人群冷静下来。

项目开始之后,手机通讯联络网既预防暴力事件,也在暴力发生时给边界两边的社区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志愿者每周的会面,也创造了一个定期参加跨社区对话的核心人群。这种关系发展成熟之后,手机通讯联络网也开始处理双方社区共同面临的其他问题,包括地区经济的长期振兴问题。

手机技术的普遍使用,使现在比以往更容易对迫在眉睫或仍在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在北爱尔兰,手机使沟通成为可能,在项目开始的时候,双方并没有期望能建立很强的关系,只是都希望结束暴力。

“当边界这边的孩子们聚集时,经常会有传言说他们打算要干些什么,然后边界另一边的孩子也会聚集过来……但是如果你能给另一边的人打电话,核实是否真有什么事怀要发生,你就能在自己这边的群众中平息传言。

在我们建立联络网之前,边界这边我们的孩子如果说:‘他们那边正在做这个’、‘他们那边正在做那个’,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现在,我们有了对付这些传言的手段。”

——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互动项目手机通讯联络网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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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让选举受到监督:用手机传播计票结果,防止篡改选票。

在另一些情况下,手机通讯联络网也很有用。例如,在选举投票期间和投票之后,控制投票箱和计票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在肯尼亚,手机通讯联络网被用于选票可能被篡改之前公布计票结果,以保证选举公正透明——藉此来保护人民参政的权利。

2002年,肯尼亚总统选举期间,独立监督团体利用手机保证选举过程公正,使用的方法是即时报告各个投票点的计票结果。

在此前的选举中,选票在计票结果公布之前会被运到计票中心。虽然这一过程有观察员监督,但拖延给舞弊——至少是舞弊嫌疑打开了方便之门。手机所提供的即时通讯(肯尼亚许多投票站没有固定电话线路),使改变选举结果变得难上加难。

负责监督选举的两个团体民主教育研究所(IED)和肯尼亚国内观察员项目(K-DOP)持有选举委员会颁发的证明,有权观察计票工作。民主教育研究所的志愿者进驻到肯尼亚二百一十个选区中的一百七十八个。志愿者使用自己的手机,会得到二千肯尼亚先令(约二十六美元)的津贴。计票工作一完成,他们马上打电话向民主教育研究所总部报告,计票数据立即被发布在互联网上。志愿者们也会打电话报告暴力和舞弊行为。民主教育研究所公布的计票结果甚至比肯尼亚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正式计票结果还要早,因为肯尼亚选举委员会公布计票结果的程序比民主教育研究所更复杂。

肯尼亚国内观察员项目也使用志愿者联络网,不过他们没有手机补偿津贴。肯尼亚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在没有固定电话线路的情况下,也会使用政府提供的卫星电话或自己的手机报告计票结果。

这些团体独立而迅速地报告计票结果,使选举变得公开透明,这有助于防止选举失利的一方因怀疑对方舞弊而导致的暴力。迅速报告计票结果迫使两位主要候选人及其支持者承认选举结果的合法性。

手机正在越来越多地用于确保选举公正,保护人民在自由和真实的选举中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一基本人权。然而,即使快速的沟通,也不能加快官僚机构的反应速度。一位肯尼亚观察员注意到,官员们使用手机报告例如某些选民没有注册选民资格这样的问题,事实是,因为注册选民资格的程序太复杂,使得越来越多的选民不愿意注册。

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在最近的选举中也使用了手机。2000年,秘鲁大选期间,秘鲁的“透明度”组织派遣无党派监督员,到随机抽取的投票站调查投票人数,对投票和计票过程的质量评估,以及该选区的选举结果进行监督,然后用手机向他们自己的数据分析中心报告。有些报告来自偏远的安第斯和亚马逊地区。“透明度”的数据分析给当时的秘鲁总统藤森带来了巨大的国内和国际压力,迫使他接受了败选结果。

你们可以怎样使用手机或者其他技术手段来改进自己的工作,以帮助促进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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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知道问哪些问题:让侵犯人权事件的幸存者参与鉴定和营救可能的受害者。

侵犯人权事件的幸存者对侵犯人权行为可能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有独特的知识和辨别能力。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防止其他人遭受同样的命运。尼泊尔母亲之家招募曾被拐卖过的妇女来帮助解救其他妇女和女孩。

尼泊尔母亲之家的工作是阻止跨越尼泊尔和印度边界贩卖妇女和女孩的活动,她们采取的方法是与看上去可能被拐卖的女性谈话。由于尼泊尔母亲之家的谈话者中有许多是被拐卖的幸存者,所以她们更容易发现其他陷入危险境地的妇女。

印度的妓院和市场对性工作者的需求增加,导致尼泊尔拐卖妇女的活动也有所增加。对付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是防止拐卖者越过边界。但边境警察常常认不出哪些是可能的受害者,或者认出来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尼泊尔母亲之家在尼泊尔边界的十一个过境点与边境警卫密切合作,与可疑的旅客谈话。他们截停每辆汽车和人力车。如果有妇女或女孩与男人同行,边境警卫负责询问男人,尼泊尔母亲之家的工作人员则负责询问妇女。她们的问题包括:“你为什么去印度?”,“你认识这个男人多久了?”并且观察妇女的肢体语言、衣着和妆容。谈话期间,他们也会告诉妇女印度性交易的情况。

如果男人和妇女回答的不一致,男人就会被当作拐卖妇女的嫌犯拘押,妇女和女孩会被送往尼泊尔母亲之家在边界附近修建的过渡庇难所。妇女们在这里能够得到食物和咨询。如果这些妇女愿意的话,还能得到医疗检查和返回家乡的交通工具。如果亲属们不想把这些妇女领回家,或者发现这些妇女的亲属参与了贩卖活动,尼泊尔母亲之家会为这此妇女提供法律咨询和工作培训。

这一战术的结果是,有成百上千可能的受害者被解救,拐卖妇女的嫌犯被起诉。这一战术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压力,迫使他们打击拐卖妇女的犯罪者。

在涉及拐卖妇女、家庭暴力、儿童性骚扰、强迫卖淫的案件中,外人可能不像幸存者那么容易发现侵犯人权的行为。潜在的受害者可能也更愿意与那些与他们有相同经历的人谈话。因此,在实施这一战术时,侵犯人权事件幸存者的参与至关重要。如果受害者愿意帮助防止侵犯人权事件发生,她们对于侵犯人权的行为如何进行的独特知识,对致力于结束此类侵犯人权行为的组织是无价之宝。在实施这一战术时,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尼泊尔母亲之家与边境警卫的成功合作,并且该组织不会将被解救下来的女性送回到她们卖给人贩子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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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贩卖人口

 

保护有时限的人权:在权利保护有时限时,告知潜在的受害者他们的权利。

有时候,法律给人们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权利强加了短暂而任意的规定。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住房平等权利中心(CERA)使用快速反应战术来告知人们的权利和采取行动的截止日期。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住房平等权利中心(CERA)与可能被驱逐的房客联系,给他们提供避免被驱逐所需要的信息。加拿大法律规定,房客对驱逐决定提出反对意见的时限为五天,许多人没有信息或资源做出免予被驱逐的快速反应。

1998年,安大略省通过了一项新法律,允许房东在出租屋空置的情况下,根据市场价提高租金,这造成很多房东驱逐房客,尤其是在房屋空置率较低的社区。安大略省每年约有六万房客面临驱逐。

住房平等权利中心向安大略房屋出租法庭请愿,要求获得面临驱逐的房客名单。该组织得到了名单,条件是要保护房客的隐私。住房平等权利中心通过邮件给每个已经被房东申请了驱逐令的房客发送信息包。然后志愿者进行电话跟踪,告诉这些房客,他们的房东已经申请了驱逐令,在五天的时效过期之前他们有哪些权利。志愿者与房客讨论可能的选择,介绍他们去有关机构。志愿者也会询问房客被驱逐的原因,以便给住房安全事业提供重要信息。住房平等权利中心和其他组织可以利用这些信息,从源头上防止问题出现。

住房平等权利中心每年联系约二万五千人。那些通过电话联系上的房客的被驱逐率下降了超过20%。但是,2003年3月,由于隐私委员会裁决禁止发布驱逐数据,住房平等权利中心无法再继续其驱逐预防项目。目前,住房平等权利中心正在就这一裁决进行上诉。

虽然安大略省的住房法给予房客就自己被驱逐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利,但并不是所有的房客都了解这些信息,也就不能在允许的时限内保护自己的权利。住房平等权利中心的战术帮助这些房客及时获得了这些信息,也就能够利用这些信息。住房平等权利中心确实需要获得面临驱逐者的名单,其他案例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是没有这样的名单,或者拿不到这样的名单。另外,不是所有的房客都能通过电话联系上,也不是所有的房客都愿意或者能够投入精力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你们的斗争需要一个快速反应网络吗?如果需要的话,哪种类型的网络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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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人群技能培训:利用非正式教育技术给高危人群提供所需要的技能,使他们能够在经济转型中取得成功。

1990年代,蒙古国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开始了从国有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许多妇女(和她们的孩子)有可能被经济改革抛弃,陷入贫困、饥饿和虐待的危险之中。戈壁妇女项目试图给蒙古偏远农村地区的妇女带去所需要的信息,让她们能够在新兴的经济体制中取得成功。

蒙古国政府利用广播、印刷品和家访教师等非正式的教育工具,向弱势和边缘化的戈壁妇女伸出援手,教给她们在市场经济中生存所需要的新技能。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蒙古也结束了中央集权的国有经济。在集体农场生活了一辈子的人们,分到了属于自己的牲口,生产和销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许多人没有技能和资源来做这些事。戈壁沙漠(该地区气候极端严酷,交通和通讯系统很差)中的游牧妇女尤其弱势。由于缺乏商贸技能,这些妇女和她们的孩子面临贫困和营养不良的境地,还可能面临暴力和虐待的风险。

政府成立了戈壁妇女项目,邀请所有生活在戈壁沙漠中的妇女参加社区规划论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戈壁妇女项目认为,有三个及三个以上孩子的单亲母亲是他们优先关注的群体,广播节目和其他非正式教育是影响她们的最佳方法。(非正式教育指的是在校外进行的非强制性的学习。)

广播节目提供的信息包括贸易技能(比如生产羊毛,加工骆驼毛,制作毛毡、马鞍和传统服装)、商业技能(比如规划和价格谈判)、医疗保健问题(比如计划生育、卫生、营养、急救)。广播节目每周两次,通常在晚间播放——这是多数妇女都愿意收听的时间。不能收听节目的妇女可以到当地的学习中心去拿录音带。政府还制作了和广播节目一起使用的配套教材,家访教师会检查妇女们的学习进展,并提供补充材料。

非正式教育手段成功地动员了妇女们把握自己的经济未来。妇女们组织了本地市场,启动了跨社区合作项目,还支持政府扩大该项目,以便将她们的丈夫和孩子也包括在内。

本案例中的技能建设战术是用于确保经济权利的战术,不过,类似的非正式教育手段也可以用于受其他问题影响的偏远人群。戈壁妇女项目的工作人员在设计项目和选择传播媒介时,考虑到了他们想要影响的妇女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何在你们的社区中使用非正式教育项目来促进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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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主张权利所需要的信息和技能:赋权,让人们能够利用法律制度行使自己的权利。

某些得到宪法保护的权利,在法律和实际执行中往往并未得到保护。俄罗斯“圣彼得堡士兵之母”组织为人们提供所需要的信息和技能,让他们能够主张不服兵役和遭到虐待时不归队的宪法权利。

“圣彼得堡士兵母亲”向应征入伍者、新兵和军属告之他们的合法权利,使他们能够有效地行使这些权利。

在俄罗斯,所有青年男子都要服兵役。虽然1993年的法律免除了健康状况不佳或处境困难者(如父母退休、生病,或者本人仍在上学)的兵役义务,但征兵委员会经常违反这条法律。“圣彼得堡士兵之母”记录了许多案例,例如患有身体或心理疾病,本应免服兵役的青年男子被迫服兵役。征兵委员会与警方合作,在街道上,在学校和宿舍里,甚至挨家挨户搜查年轻人而臭名昭著。一旦参军,年轻人就要面临可怕的处境,包括羞辱和低于标准的生活条件,殴打和精神折磨。

“圣彼得堡士兵母亲”为应征入伍者、新兵和军属开设了名为“保护我们的儿子”的人权学校,教给学生们如何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学校鼓励学生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克服恐惧,相信法律能够保护他们。

人权学校的培训课程每周举行一次,每次三个小时。培训内容包括如何给政府写申请,就法律与人权问题进行讨论和角色扮演。学校还每年出版一本指导手册。

多数人现在可以看到自己的医疗档案,并可以提交给军医。“圣彼得堡士兵母亲”有十名工作人员,还有许多俄罗斯和外国的志愿者,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通过问卷跟踪每位人权学校的参与者,给每个人和每个地区建立了档案。申请免服兵役取得成功的参与者会来介绍经验。在超过十二年的时间里,有大约十二万人参加了培训课程,有九万人保护了自己不服兵役的合法权利,大约五千在军中遭受酷刑者申请不归队取得了成功。

从理论上说,俄罗斯宪法中确实有条款保护那些害怕在军中遭到虐待或者已经遭到虐待的年轻人,但缺乏信息和不敢使用法律制度(这一制度常常不被使用),让许多人们无法利用这些权利。“圣彼得堡士兵母亲”提供了有关这些权利的信息,还向政府写信反应有关情况,指导士兵通过司法系统维护他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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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开透明反对腐败:在线追踪政府官员的工作来反对腐败。

在韩国,首尔市政府使其官员行为更加诚实的方法是在互联网上公开重要信息。

韩国的首都首尔市政府创建了一个在线数据库来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在线民事申请审批程序(OPEN)让该市居民能够监督民事申请的详细情况。该数据库包括住房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和城市规划等七十项被认为最容易出现腐败问题的政府工作。

开发在线民事申请审批程序之前,申请政府许可的人看不到自己的申请是怎么处理的,有关过程是不透明的,这就给了政府官员索贿的机会。

现在,官员们收到或者更新申请时,要填写一个标准化的数据表格。各部门都用这个表格来更新在线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申请者能看到自己的申请在谁那里,申请程序预计将于何时完成,推迟的理由和拒绝的理由——如果申请被推迟或拒绝的话——都是什么。

在线民事申请审批程序是和其他反腐败计划一起建立的。这些计划包括:对索取和收受贿赂的官员施以更加严厉的刑罚;寄给市长的腐败举报卡;让市民可以打电话给市长办公室的电话专线,就腐败案件提出举报;让官员在各部门之间轮岗,以防止任人唯亲。

在线民事申请审批程序每天有二千五百次点击量。首尔市政府所做的一项互联网调查显示,78.7%接受调查的居民认为,在线民事申请审批程序有效地减少了政府的腐败。最近,政府还公开了大约三十五个市政府委员会的信息。这意味着居民们也能通过在线民事申请审批程序系统来监督各委员会的管理。

虽然在线民事申请审批程序的作用是预防个人申请政府服务时遇到的腐败问题,但它也介入了更多的领域,试图结束仍在发生的侵犯人权问题。这一系统成功的因素之一,是市长办公室的积极参与和持续支持。没有这种拥有公共合法性的高层人士的支持,在线民事申请审批程序这样的系统很难实施。该国互联网的普及程度也有助于这种反腐败战术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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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侵犯人权的机会

侵犯人权行为通常有一个模式——发生的地点和环境都是可以预测的。发现并破坏这一模式,是保护人权的关键。如果监狱存在酷刑问题,那么人们就要尽量远离监狱以免遭遇酷刑。如果政府可以通过掌握个人信息来侵犯隐私,那么人们从一开始就不要留下隐私记录。本节中的战术可以用于防止出现人权问题和侵犯人权事件,方法是使这些问题和事件不可能发生——即消除所有侵犯人权的机会。

工人拯救工厂和自己的工作机会:利用征用法确保经济权利得到保障。

在企业关门,工人失去工作之时,个人、家庭和社区都有陷入贫困的危险。最近,阿根廷由于经济低迷,许多企业关门或破产。

企业关门或破产之后,阿根廷的工人通过拒绝停工来防止失业。工人们利用鲜为人知的征用法阻止债主搬走设备,接管破产的工厂,这一方法保住了将近二百家企业的工作岗位。这些企业从冰激凌厂、金属制品厂到四星级酒店、造船厂。

在1990年代末,曾被誉为“经济奇迹”的阿根廷经济开始衰退,许多阿根廷人陷入贫困,工厂占领运动应运而生。这一战术遵循一个整体模式:

首先,企业破产或被关闭,工人接管企业并合作经营,他们阻止债主搬走机器,申请法庭令,要求给予他们继续经营企业的权利,使他们被拖欠的工资得到赔偿。法庭令所依据的法律,最初制定的目的是允许地方政府为了公共工程项目征用财产。工人们在根据这一法律申请法庭令时,必须同意,要在规定的期限内付给企业所有者其资产的公平价值,而且只有盈利才能拿到自己的工资。

这一战术拯救了超过一万个工作岗位,几家被接管企业的工人已经逐渐拥有了他们接管企业的资产。

利用征用法来证明接管工厂的合法性是出于绝望,但这种做法的潜力不仅让企业能够继续开工,它还是迈向提高生活水平,防止贫困在弱势群体中蔓延的一步。这是《世界人权宣言》中所表达的工作权利和生存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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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调解:创造替代性的争端解决机制,防止可能侵犯人权的警察介入。

本战术的思想是让人们远离警察局——也就远离了遭受酷刑的危险。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在法院系统之外进行争端调解。

尼泊尔酷刑受害者中心(CVICT)建立了一个社区调解程序来代替刑事司法体系。这一程序能够防止某些人遭到不必要的逮捕,或被带往警察局——有60%被抓进警察局的人因为酷刑折磨而被迫招供。

尼泊尔酷刑受害者中心对发生争端的类型进行了研究,然后开发了一套针对社区领袖——包括妇女和贱民(不可接触的种姓)——的培训课程,内容是用以人权为基础的社区调解程序解决争端。该程序是用于解决暴力犯罪以外的争端,无论年龄、性别、阶级或社会等级,人人都能使用。为了招募培训师,尼泊尔酷刑受害者中心在各个社区召开群众大会征求培训师的提名。获得提名的人要接受人权、地方法律和处理争端的方法等方面的培训。接受过培训的人可以参与争端调解工作,然后参与过争端调解工作的人再去培训其他人。

这些人会在当地建立争端调解委员会。每个委员会中至少要有30%的妇女,还要有至少一名该社区少数族裔的代表。调解程序的步骤和规则非常清楚,首先要有调解申请,还要有双方的代表参加。

在调解会议上,五到九名接受过培训的调解员位于争端双方中间,争端双方还可以带来各自的支持者。调解委员会要解释调解程序的安排,各方及其支持者陈述各自的理由。然后,调解员让各方讨论可能的解决方案。通常,解决方案就是这样从冲突双方和社区中产生的。不过,调解员也有权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或者代表一方提起法律诉讼,这使得富人也愿意参与调解程序。

在实施了这一程序的三个地区,调解系统都提高了实现正义的可能性,改善了权力结构,大大减少了逮捕的数量;第一年中就有三分之二的案件通过调解得到解决,只有三分之一的案件诉诸警察和法院。尼泊尔酷刑受害者中心社区调解项目已经解决了大量的地方争端,该项目提升了人权意识,减少了家庭内部和邻里之间的冲突。尼泊尔的酷刑受害者中心正在将该项目扩大到十二个地区,将惠及该国三分之一的人口。

由于尼泊尔的警察常使用刑讯逼供,因此,调解就成为一种让人们远离警察局来防止酷刑的有效方法。这一战术也有其他明显的益处:它让没有其他解决争端的办法或投诉无门的无权者有了更多实现正义的机会,还培训了当地人在社区担任领导工作或扩大领导作用的能力。

“我来自一个村庄。我的许多同事都在村里工作。人们总是抱怨解决争端要花费太多时间。现在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争端了,这有助于避免酷刑,还让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发展活动。”

——尼泊尔酷刑受害者中心博根德拉·夏尔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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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记录:销毁政府可能利用的记录,保护思想自由和公民隐私权。

在美国,一个全国性的专业组织正在加强防止隐私权和知识自由遭到侵害的工作,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尽可能少地保存记录。

美国的图书传统上是通过尽快销毁不必要的图书馆记录来防止知识自由受到限制。美国图书馆协会(ALA)——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协会,有超过六万四千名会员——正在利用其影响力,与其会员一起反对联邦修改减少对图书馆记录保护的法律。

美国有四十八个州的法律要求图书馆要对读者的记录保密。美国图书馆协会的职业道德和保密政策也要求保护读者的隐私。然而,2001年的《美国爱国者法案》却特别批准联邦执法机构搜查图书馆的记录和公共计算机终端,以便查看读者正在读什么书,访问什么网站,将其作为预防恐怖主义的手段。

为了应对《爱国者法案》,各图书馆检讨了自己的记录保存政策,以确保尽快销毁不必要的记录。美国图书馆协会制作了指南,包括建议减少不必要的读者记录,只要记录没用了就立即销毁。全国的图书管理员们在销毁读者记录的时候——这完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全国性组织支持他们。

这个强大的全国性组织——美国图书馆协会正在使用一种相当简单的抵抗行动,这个行动如果在全国开展起来,对图书管理员个人来说也相对安全。但在更加专制的环境中,这种抵抗行动即使完全合法,也可能招致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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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发布原住民的文化:通过记录传统的生态知识来保护原住民的文化和经济权利。

许多原住民发现,私营公司获取了他们传统知识的专利之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一个全国性的科学组织正在致力于阻止此类事情的发生。

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科学与人权项目建立了一个可检索的传统生态知识在线数据库,以防私营公司获取这些知识的专利。“传统生态知识和原住民艺术数据库”(T.E.K.*P.A.D.)的网址是ip.aaas.org/tekpad。

全世界的原住民都有系统的栽种植物的传统,和开发利用这些植物的方法,以便给自己的社区带来收益。有时,发达国家的私营公司未经社区的许可就获取了相关知识的专利。专利法允许专利持有人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专利对象的使用和出售,而不用对社区承担任何义务,也不用与社区分享利益。有时,专利持有人还可以阻止有关社区使用自己的知识或从中获利。

“传统生态知识和原住民艺术数据库”帮助结束了这种情况,他们采用的方法是让原住民的知识进入公有领域,使其被定义为“已有技术”。一项发明只有是新的、有用的,而且不是显而易见的情况下,才能获取专利。如果发明或者知识已经被发表在某一个地方——这是成为所谓的“已有技术”的一种方式——那它就不再是新的知识了。对于私营公司获取专利的行为,传统知识往往十分脆弱,因为这些知识很少被发表在什么地方,即使发表也常常被忽视。

有关信息进入数据库之后,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和其他专利局在搜索已有技术时就更容易找到它。美国科学促进会积极寻找属于公有领域的未受保护的传统知识,然后将这些知识的信息录入数据库,以便进一步加以保护。

“传统生态知识和原住民艺术数据库”也允许人们提供信息。提供信息的人必须证明自己事先得到了社区的同意。美国科学促进会鼓励有关社区在将自己的知识加入数据库之前,先讨论有关问题处理的各种方法,比如是否要将这些知识申请专利。美国科学促进会开发了一个手册,帮助社区评估这些方法,该手册参见shr.aaas.org/tek/。

“传统生态知识和原住民艺术数据库”目前已经保护了三万种由原住民社区栽种和管理的植物免遭专利的剥削。

如果允许私营公司持有可能成为某些社区的生活基础的传统知识专利,这些社区就有可能失去其文化和经济权利。如果他们被禁止继续使用这些知识,或者被迫支付专利使用费,他们的生计和传统就有可能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使用记录和发表的战术,能够帮助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

用这一战术来保护原住民从(在某些案例中)已有千百年历史的知识中获益的权利,是一个有益的做法。在线数据库也能用于提高对侵犯人权事件(如普遍的腐败和贫困地区污染严重的问题)的认识,还能用于推动政策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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