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新战术(三)

干涉战术 

我曾幸运地代表侵犯人权的受害者参加过几次干涉行动,也观察过世界上其他许多成功的运动。1980年代末,我帮助发动了“地毯标志认证”行动,这是第一个通过自愿标志认证的方法防止地毯制造业使用童工的行动。我所在的组织“拯救童年运动”成立的南亚童奴问题联盟(是一个由七百五十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反对使用童工的网络——译者注)解救了六万五千名受奴役的儿童,帮助他们恢复了健康。我们还通过1998年的反对使用童工全球大游行,使这一问题得到全世界的关注。

全世界其他的消费者运动——包括地毯消费者运动、清洁服装运动、脏球运动——也利用了消费者的力量来帮助结束侵犯人权的行为。与此同时,像拉丁美洲的清洁环境运动和争取劳工权利运动,非洲的争取妇女权利运动等民众动员运动,证明了人们反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已经削弱了侵犯人权者继续侵犯人权行径的能力。

上述运动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由草根团体发起的。虽然法律法规的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但是人们在人权方面的处境不但没有改善,反而不断恶化。事实是,我们不能仅仅把人权当成法律问题。当人权受到侵犯或有人实施侵犯人权的行为时,人们需要实地进行干涉。

在本章中,你会读到一些个人和组织的故事,他们致力于通过这些运动和其他创新战术来制止仍在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受到这些故事的鼓舞,继续与侵犯人权行为做斗争。

——凯拉西·萨塔亚提

印度反对使用童工全球大游行和南亚童奴问题联盟全球教育运动(GCE)主席

本章中的战术,都可以用于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和否认人权问题存在的情境进行干涉。因此,这些战术是最具挑战性的,也是最令人鼓舞的。本章中的人权实践者在危险的情境中开展工作,与根深蒂固的权力做斗争,努力改变现状。他们挑战人们长期形成的期待和信念,质疑当地的传统。他们反抗已经被社会接受,并成为了文化规范的腐败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他们常常从权力结构的底层开始工作,并且动员了大量的资源:性工作者们联合起来,拯救年轻女孩,防止她们被迫从事这一职业;童工们组成工会,保护自己的权利;无地农民耕种闲置的土地;地方政府公开反对联邦政府颁布的法律和政策。

在本章中,你还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注意和赞美的案例:位于权力结构顶端的企业也利用其权力和影响,对正在发生的侵犯人权的情境进行干涉。

在许多战术中,人们用当权者的武器来反对当权者滥用权力。他们研究预算和法律,公开要求政府恪守承诺。他们利用传统文化和德高望重的社区领袖的力量,要求用更高的标准来保护人权。

本章中的战术分为四节:

  1. 抵抗战术:展现人们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反对。
  2. 中断战术:利用直接行动影响侵犯人权者,使其结束侵犯人权的行为。
  3. 说服战术:利用德高望重的领袖和非对抗性的制度机制协商停止侵犯人权的行为。
  4. 激励战术:为侵犯人权的行为提供替代手段。

 

抵抗战术

抵抗战术能够用来展现人们对于侵犯人权行为和否认人权问题存在行为的反对。抵抗战术有两个重要功能:让当地、全国或者国际上受影响的人、可能改变现状的人、准备犯罪的人能够看到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战术也为那些能够进一步影响变革的战术创造了条件。

这些战术看起来很简单:土耳其的一个战术只需按动一个开关——最终却按动了数百万个开关!——爱沙尼亚的另一个战术则始于一场歌唱节。但这些战术也可能涉及精妙地使用诸如预算和法律之类的过去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复杂机制。

按动开关:通过任何人在家里就能没有风险地完成的一个简单行动,创造大规模的抗争。

在土耳其,大量民众参加运动不仅带来了一定的安全性,而且还鼓励越来越多的人——最终有数百万之多——参与到运动中。

“黑暗带来光明”运动动员了三千万土耳其人,他们将开关电灯作为公开示威,反对政府腐败的手段。在土耳其,腐败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民众对结束腐败或漠不关心,或无能为力。由于许多民众不敢参加政治行动,因此,需要一种风险较低的战术来帮助人们克服恐惧带来的孤立感。“黑暗带来光明”运动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简单、无风险、人人都能做的行动——每晚在同一时间关灯,以此表达人们对缺乏步调一致的反腐行动的不满。

构思这个运动最初是为了回应一个丑闻:政府官员和有组织犯罪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活动前一个月,组织者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行动。他们与各个草根组织和工会结成联盟,要求这些组织向其成员传真有关抗议活动的请愿书和信息,然后收到请愿书和信息的人再给自己的朋友和联系人发传真。他们也征集了一些专栏作家、广播节目主持人和电视播音员来发布这些信息。

组织者最初建议,人们每晚关灯一分钟。然后,人们开始迅速开关电灯。到了第二周,各个社区开始即兴创作,发起了各种不同的街头行动,包括敲击锅碗瓢盆。到组织者叫停时,运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

虽然某些涉及丑闻的官员仍然留在议会中,但运动已经带来了大量的政治和法律变革,其中包括若干名商人、警察、军人和黑手党头目受到审判,议会中也开展了反腐运动,许多未能处理好政府腐败问题的政客被撤职。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这一战术要求人们采取的行动非常简单。它不需要准备工作,也不需要多少投入,人们能够广泛参与。因此,这一战术很容易进行复制到其他的行动中。事实上,类似的战术已经被用于全世界许多行动中。赞比亚民众每周五同一时间按响汽车喇叭,抗议总统修改宪法以便继续连任。智利民众通过按响汽车喇叭、敲击锅碗瓢盆来抗议皮诺切特政权。这些行动的共同之处,是让那些生活在恐惧中,感到孤立、孤独和挫败的民众了解,其实大家都在关注同样的事情。

这种战术的长处,是能让不可见的事情变得可见。衡量这种战术是否成功的方法,是看它在民众中动员的能力,扩大运动的政治空间,让更多的民众在扩大的政治空间中共同行动的能力。

这种战术虽然在概念上十分简单,但要取得成功并不容易。仅仅一个月之后,“黑暗带来光明”运动的组织者就无法再次将这一战术恢复到同等规模,尽管存在的问题和机制许多都是相同的。这一战术的目的一旦达到,就需要改变战术,使运动继续向前推进。

在什么情况下你们会使用这种战术?

你们的国家存在众所周知,但由于恐惧或冷漠而不敢公开反对的侵犯人权行为吗?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抵抗 亚洲 公民社会 国家

国际

国家 腐败

唱歌革命:共同维护文化认同,以此表达对专制政权的反对。

1980年代,爱沙尼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们走出家门,公开歌唱他们的传统歌曲。

1988年6月,数十万爱沙尼亚人(估计多达三十万人,占爱沙尼亚人口的三分之一)连续五个晚上聚集在首都塔林,歌唱被禁唱或者有政治风险的民歌。在这个夏天,拉托维亚和立陶宛也举行了同样的歌唱节。这场著名的“唱歌革命”,是1991年8月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独立的重要一步。

苏联体制企图摧毁人民与其民族认同之间的联系。这种民族认同中,某些被政权认为无害的元素(如某些民歌)得以保留下来,另一些元素则被掩盖起来(比如,必须把爱沙尼亚称为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得庆祝爱沙尼亚被苏联占领前的国家节日),但仍然有些人记得它们。那些保留下传统记忆的人们使用这些传统来提醒自己的同胞,他们是爱沙尼亚人,而不是苏联人,并且提供一种安全的方法在公开场合表达民族认同。

歌唱节使用强有力的民族文化象征,激励和宣传了新生的抵抗运动。许多参加者身传统服装来到体育场,歌唱爱沙尼亚歌曲。在一个把文化同质化当作压制手段的统治之下,歌唱节给爱沙尼亚人提供了公开站出来,说出自己是爱沙尼亚人而不是苏联人的机会。三十万同胞的出现,也降低了抵抗的风险。

歌唱节由爱沙尼亚传统协会组织,爱沙尼亚传统协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该组织利用当时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公开庆祝爱沙尼亚的国家纪念日,恢复被苏联占领之前的国家象征,例如国歌和蓝黑白三色爱沙尼亚国旗。在波罗的海三国几乎没有流血的独立斗争中,这些象征是最有力量的武器之一。

“歌唱革命”利用了波罗的海国家深厚的文化传统,包括歌唱节——其历史正式的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非正式的则可以追溯到许多个世纪之前。其他文化中可能也有类似的强大传统,如歌唱、舞蹈、戏剧,以及其他艺术形式或者象征性的表达方式。例如智利失踪者的亲属曾经利用所有智利人都学过的需要成双成对跳的传统民间舞蹈。当一位妻子或丈夫独自一人跳起这种需要成双成对跳的传统舞蹈时,人们就知道他或她的伴侣被失踪了。

当你想要动员大量民众的时候,困难常常在于如何让人们感到公开说话是安全的,如何向他们保证他们不是孤立无援的。歌唱节的组织者相信安全来自人的数量:当数十万计的歌手出现时,参与者就有了一定的安全感,虽然没有什么方法能保证他们是真正安全的。

在严厉压制的统治下,哪些文化传统可以让你们社区的人民团结起来?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抵抗 欧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文化权利

对比官方记录和现实:举行公开听证会,让公民们能够就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向官员提出质疑。举行公开听证会

印度一个团体通过组织有关公共开支问题的公开听证会向政府问责。组织者认为,即使像财政分配这样的技术议题也能吸引民众的关注。

印度“工农赋权”组织举行公开听证会,曝光挪用发展项目资金之类的腐败行为,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将官方的记录与出席听证会的村民报告做对比。

印度和许多国家一样,腐败官员和乡村土毫劣绅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操纵发展计划,使穷人无法从项目中获益,使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长期存在。

“工农赋权”的活动家和当地居民对村里或该地区的腐败举报进行调查,举报通常是当地居民提出的,居民们感到自己被欺骗了,他们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他们要求村务委员会或更高级别的政府部门提供官方记录文件。尽管这是一项法定权利,但是获得这些信息的过程常常是一场斗争,有许多的障碍。拿到官方记录文件之后,“工农赋权” 的活动家和当地居民通过实地调查和采访村民对官方记录文件进行核实。

然后,“工农赋权会”举行有成百上千名村民出席的公开听证会。组织者邀请媒体、政府官员和被怀疑有腐败行为的人出席。“工农赋权”的活动家——多数来自该地区——宣读并解释官方文件,例如,官方文件声称在村里建了一个卫生所,或者某个建筑项目的工人得到了某个数额的报酬。然后,他们将这些文件与实际情况作对比。活动家们宣布自己的研究和调查结果,村民们也会提供证词。听证会要持续好几个小时,组织者们一个接一个地审核发展项目或腐败案例。最近,他们围绕当地的医院和公共卫生系统的工作情况,以及食品安全计划和公共分配系统的运转情况组织了公开听证会。

虽然这一战术在透明度和问责的问题上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但在后续的官方行动上产生的影响则是复杂的——有几名官员被捕,政府的调查开始推进。在有些村子里,出席听证会的腐败官员同意配合调查,甚至退回了贪污的资金。但是,“工农赋权”的活动家们必须通过持续的动员和压力来对听证会的结果进行跟进,才能确保官方采取行动。

“工农赋权”的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项是获得政府的记录,包括公共开支记录。“工农赋权” 围绕这一问题进行宣传,动员若干地区的村民举行静坐,使用了一系列战术促使拉贾斯坦邦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官员必须根据人们的申请,收取象征性的费用来提供所有涉及政府活动(包括发展项目、公共资源和开支)的文件。这带动了一场全国性的信息公开运动,其他几个邦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最终印度国会通过了《信息自由法案》。

可以用哪些战术来确保地方政府的开支有助于维护当地人民的权利?

“我们把要求获得信息作为维护人民知情权的民主手段。印度各地的人民正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以控制腐败和滥用权力的问题。归根结底,这不仅是要求获得信息,也是要求分享管理权。”

——印度“工农赋权”活动家夏克提·桑戈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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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 欧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地方 腐败

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利用教育手段和各种资源,鼓励地方政府、组织和个人起来反对危及人权的联邦立法。

本部分内容证明,地方组织和地方政府可以合作抵抗联邦法律。

美国《人权法案》保护委员会(BORDC)提供了各种工具和资源,帮助地方上的《人权法案》支持者告诉地方政府和社区成员,联邦反恐立法和政策是如何侵犯人权的。许多地方团体与其所在的市、镇、县的政府合作,通过了支持《人权法案》的决议或法令,以正式表达他们反对侵犯公民自由的立场。这些法令要求地方执法机构和其他政府机构的雇员不要配合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要求。

2001年底,《爱国者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它规定了一个新罪名——“国内恐怖主义”——还给予了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允许他们窃听电话,监控电子邮件,调查医疗、财政、图书馆和学生记录,没有事先通知就进入住宅和办公室。该法律和其他立法允许不经司法上诉就驱逐和拘留非美国公民。《人权法案》保护委员会认为,这些条款违反了《美国宪法》有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重要条款。

认识到该法律和其他反恐政策和立法授权的工作,很多都要由地方政府执行之后,一群《人权法案》支持者(他们最后成立了《人权法案》保护委员会)在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顿举行了一个全社区的讨论会。他们散发请愿书,要求市议会通过决议,反对该立法中的所有条款,并要求地方执法机构拒绝执行侵犯社区公民自由的命令。他们还邀请企业、个人和组织参加公共讨论会,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更多的支持。许多人加入活动家的行列,提供资金,散发请愿书,在市议会的会议上为有关决议征集支持,他们通过展现该决议得到的广泛支持和普遍欢迎,增加了决议的可信度。

美国《人权法案》保护委员会说服市议会主席担任决议的提案人。然后,《人权法案》保护委员会开始在邻近的城镇和全国各地开展类似的工作。该组织工作的核心是在他们的网站上详细解释教育公民和争取公众支持市议会通过决议需要采取的步骤。内容包括决议范本、请愿书、新闻发布会、传单、常见问题解答和新闻报道,还说明了如何组织公共讨论会,并且提供了其他的运动手段。

(到本书付印时)已经有二百六十七个市、镇、县及三个州通过了该决议——这些市、镇、县被称为公民自由安全区——废除可能影响人权的立法条款的势头与日俱增。公民自由安全区的人口加起来已有四千七百万。《人权法案》保护委员会的网站上也提供信息,帮助学生、教师、宗教团体、工会和专业团体组织起来。

《人权法案》保护委员会的成员一开始是在自己的社区动员改革,然后决定将其工作扩大到全国,与其他社区分享自己的经验。他们帮助城市和社区认识到,人民可以站出来反对人权恶化,这给联邦政府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这种抵抗方式在权力边界清晰的分权政体下特别有效。这一战术也可以经过改造,以适应垂直政治结构的体制。不过垂直政治结构体制下的地方当局所要承担的风险可能会高很多。

这种做法在你们国家会起到什么作用?

“市政当局的责任是确保居民感到安全,受到公正的法律保护,免遭不公正的待遇,不在没有合理根据的情况下被侵犯隐私,不在没有指控的情况下被秘密拘留。多数民选地方官员在就职时都要宣誓在该市维护州和联邦的宪法,包括《人权法案》。”

——美国《人权法案》保护委员会网站www.bor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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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 美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公民权利

请愿:组织大规模请愿,迫使政府改革。

阿根廷人利用宪法中一个鲜为人知的,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条款教育民众、动员改革,说服议会通过立法。

2002年,“公民力量”组织根据宪法中的一个条款,为一份请愿书征集签名,迫使阿根廷议会对其进行审议。该宪法条款要求,社区成员或组织提交的立法提案,在全国二十四个地区中的至少六个地区得到1.5%的阿根廷公民的签名,议会就要对其进行审议。

“公民力量”是一些关心保护人权的阿根廷活动家在1989年创建的。阿根廷经济崩溃之后,该组织连续数年发动倡议,关注饥饿和政府官员退休金过高等社会问题。关注饥饿问题的倡议书建议,政府给所有贫困的孕妇和五岁以下的儿童提供食物。阿根廷经济崩溃之后,有超过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儿童是最大的贫困人口,但很少有解决儿童饥饿问题的社会项目。“公民力量”发动倡议的目的不仅要迫使议会承认这一问题的存在,还要求他们拿出解决方案。

“公民力量”发布倡议书之后,在全国征募了二百五十志愿者,大多数志愿者是通过该组织的网站和项目协调人征募来的。“公民力量”还制定了一个指导手册——说明哪些人有资格在倡议书上签名,签名人需要提供哪些信息,向哪里发送倡议书等等——用于对志愿者进行培训。志愿者聚集在自己社区的市场、书店、药房、报摊、公用电话亭等公共场所收集签名。“公民力量”与其他组织和媒体合作,其中包括一位著名广播电台主持人,他在广播节目中告诉人们在什么地方收集签名,还有一家主要报纸告诉读者每天收集了多少签名。该倡议书最终收集了超过一百万个签名。

关注饥饿问题的倡议书得到了阿根廷公民的欢迎,“公民力量”最后将倡议书提交给了议会。2002年底,议会通过了修正后的提案,提案的内容被议会规定为国家义务。目前,关注饥饿的项目正处于实施的初期,第一个食物中心刚刚开业。

“公民力量”把民众普遍的冷漠转变成变革的力量,把不相信政府会作出回应的人们变成了能够看到自己的声音对立法产生直接影响的公民。“公民力量”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志愿者网络,与组织和媒体结成同盟来传播倡议书的信息,还收集到了大量民众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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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 美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食物权

“桶队”:在社区独立收集空气质量数据,为变革施加压力。

社区可以自己收集信息,以此证明反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本案例中是环境违法行为。

全美国有许多社区都开始或者加入了“桶队”项目,该项目教给居住在工业污染源附近的人们如何搭建和使用简单的空气监测设备 “桶”——该设备已经得到了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批准。在缺少强有力的环境法规、标准或执法机构的情况下,“桶”给社区提供了独立监测空气质量的手段,还为变革施加压力提供了证据。

“桶”本身是一个简单、廉价的空气取样设备,由一个装在五加仑塑料桶里的泰德拉采样袋和一个用来把空气抽入袋中的真空泵或轮胎泵组成。“桶队”的志愿者有三种:嗅探员、采样员和社区“桶队”协调人(CBC)。嗅探员负责向采样员报警,告诉他们哪里发生了污染事件。采样员把空气取样设备放在自己家里,一旦怀疑有污染事件发生就进行取样。采样员要记录取样的时间、地点和理由,然后打电话给社区“桶队”协调人。社区“桶队”协调人取走采样袋,将它们交给分析实验室。化验结果要记录在数据库中,并通过地方媒体、社区会议和其他方式告诉社区成员。社区成员根据数据自行决定是否要求社区团体、政府机构和卫生机构对污染进行进一步调查。“桶队”还向居民提供情况说明书,告诉他们不同的污染级别对健康的影响。

美国低收入的少数民族社区尤其欢迎“桶队”的创意,这一战术得到了普遍的接受。媒体的关注也为许多社区带来了变革。加州的康特拉科斯塔县通过了 “环境正义政策”,该政策强化了工业污染管理,增加了职业病医疗设施,还让居民参与附近工业建设的决策。在路易斯安那州,空气取样证明,戴蒙德街区——该街区正逐渐被壳牌化工厂包围——已经不再安全。最后壳牌公司同意帮助整个社区搬迁到安全的地方。

这一手段在政府或者企业没有提供有关污染的信息,或者民众担心官方信息不真实的情况下很有效。建立“桶队”是一个有力的公开声明:化工厂和政府机构无权控制与污染有关的数据,社区可以自行收集证据并将其公之于众,给公司施加压力,迫使公司作出回应。这一方法非常简单,很快在社区之间迅速扩散,还传播到了美国以外的地方。但实际上它起到的作用非常的了不起:侵犯人权的受害者(而不是外人)在事件发生之时将其记录下来。这一战术已被用于南非、印度和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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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受害者担任人权监督员:培训侵犯人权的受害者监督和保护人权。

墨西哥一个团体培训原住民社区监督侵犯人权事件。有了新学到的记录技术的武装和法律的保护,这些社区成员就能把自己的不满让最高层知道。

在恰帕斯,驻扎着大量军队,萨帕塔主义者(是以墨西哥反殖民主义革命家萨帕塔的名字命名的武装组织,成立于1994年,位于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其口号是反抗帝国主义,维护印地安人权利——译者注)与墨西哥政府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军事性质,这带来了普遍的侵犯人权问题,包括非法拘禁,军队骚扰平民(尤其是在检查站),军队和准军事组织之间的杀戮、拘禁,对妇女进行性虐待等等。

1999年,恰帕斯社区卫士网培训了十四名“社区卫士”,他们是恰帕斯七个地区和社区的代表。2001年,恰帕斯社区卫士网又进行了第二次社区卫士培训。社区卫士由其所在的社区任命,他们的职责是动员社区成员参加他们的活动。

恰帕斯社区卫士网每月都会对社区卫士进行培训,内容包括人权工作的理论和概念,记录、报告和预防侵犯人权事件所需要的实际技术。通过这一培训,社区卫士学到了哪些行为构成对人权的侵害,以及如何使用摄像、摄影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记录侵犯人权的行为。他们还学到了各种应对方法。

社区卫士向政府投诉,给媒体和人权监督小组提供信息,让遭到非法拘禁者获得释放或得到辩护。他们有能力找到被非法拘禁者所在的位置,在其人权受到侵犯时申请人身保护令(要求法官裁定拘禁是否合法的权利)。他们知道在遭遇迫在眉睫的侵犯人权事件时如何采取防范措施,在侵犯人权事件发生时由谁承担责任。在案件到达法院或需要长期的法律援助时,律师顾问会与社区卫士一起合作。

社区卫士根据社区需要开展各种工作。当侵犯人权事件发生时,他们收集受害者和目击者的证词,收集录像和照片证据,决定适当的干涉方法。他们还培训社区中的其他成员参与这一工作。

这一战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提高了原住民社区的自主性,减少了对外部行动者——如NGO——的依赖。

恰帕斯社区卫士网的模式,将社区和地方领袖置于争取人权斗争的中心位置,外部行动者只充当顾问,培训由当地人组成的网络,让当地人在自己的社区独立捍卫人权。任何试图在某个地区加强人权倡导工作的组织都可以使用这一战术。培训侵犯人权的受害者监督和保护人权的战术,既可以提高人权觉悟,保护原住民社区,也可以提高这些社区自主行动的能力。

“社区卫士从事法律‘紧急援助’。我们培训社区卫士工作在社区的第一道防线。他们知道什么是侵犯人权行为,了解记录侵犯人权事件需要哪些手段,也知道如何去做。这一战术的结果,是一个原住民社区代表群体能够承担社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然后他们再去培训其他人。”

——墨西哥恰帕斯社区卫士网米格尔·安赫尔·德洛斯·桑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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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 美洲 公民社会 社会 本地 原住民权利

搜寻与查抄

“萨拉米行动”用“公民搜寻与查抄”给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公布一份秘密条约草案,该团体成员认为有关草案可能侵犯人权。“萨拉米行动”动员民众谴责政府用国家机密做借口,使有关条约不受民众的监督。“萨拉米行动”的组织者和培训师菲利普·杜阿美尔描述了这一行动。

“几个月来,政府一直拒绝公开美洲自由贸易协议(FTAA)的草案文件,目前美洲三十四个国家正在就这个贸易自由化条约进行谈判。我们要求外交和国际贸易部在2001年4月1日公布美洲自由贸易协议的文件。首先,我们要在渥太华举行合法示威,要求:或者我们拿到他们递过来的文件,或者他们将这个文件公之于众。如果他们不公布该文件,我们就要使用非暴力封锁关闭外交和国际贸易部大楼,还要尝试进行‘搜寻与查抄’行动,这个行动将使用严格的非暴力干涉方法进行公民突袭,以获得该文件。

当政府不回应的时候,有一群公民宣布说:‘警官们,我们要求你们履行自己的职责,帮助我们拿到我们有权获得的文件。你们不要成为政府保密和操纵行为的帮凶。如果你们拒绝代表我们拿到文件,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尝试自己去得到这些文件。’这些公民随后一个一个报出自己的姓名,他们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行使我们公民的权利。请让我过去。’然后,公民们每两人一组爬过障碍物。这次行动有将近一百人被捕,被拘留过夜。但没有对他们提出起诉。全国人民都在问:‘为什么政府拒绝给我们这些文件,反而要逮捕自己的公民?’

全国几乎每家媒体都报道了这一行动,以及围绕这一行动开展的运动。公民‘搜寻与查抄’行动开展一周之后,加拿大政府在与几个谈判伙伴商议之后,最终公开了这些文件。”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抵抗 美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信息权

 

中断战术

有些侵犯人权行为需要人权倡导者亲自进行干涉,使侵犯人权行为无法继续下去。你可以游说,可以发起运动,可以抗议。不过有时候,你需要亲自改变现状:给人们发展所需要的土地或生存所需要的药物,从妓院中解救少女,从工厂中解救童工。使用这种战术的勇士们会面临人身危险。有些本来似乎不太可能参加人权工作的人——如组织起来的孟加拉国性工作者——结果却成为了人权工作中至关重要的力量。

抵抗不公平的财产法:让失去土地的人居住到未开垦的土地上,迫使政府进行土地改革。

巴西无地农工运动通过和平占领农地的方式,迫使政府颁布改革措施,并给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提供支持。

自1984年创立以来,巴西无地农工运动处理土地改革问题的方法,是组织大批无地农民居住到富有地主闲置的土地上进行耕种。占领了一个地方之后,巴西无地农工运动就会利用巴西宪法中关于可以使用荒地进行土地改革的条款,通过请愿和立法,合法获得土地。

虽然巴西政府承诺进行土地改革已有二十年了,但通过政府项目得到再分配的土地其实很少。巴西目前有一半的土地归1%的人所有,将近五百万农业工人没有土地。

巴西无地农工运动会派遣组织者进入一个新地区,联系无地家庭,招募他们进行占领行动。组织者会咨询当地社区,选择肥沃但未被耕种,而且所有权存在争议的土地。组织者通常会在社区停留六个月以上,让当地人做好占领的准备。占领准备工作由当地社区安排,这样社区就能掌控整个占领行动。到了行动的那天,无地家庭就会前往要占领的土地,和平穿越障碍占领它。如果遭到驱赶,他们就平静地离开,不过驱逐令一结束他们又会再回来。

活动家们通常通过征用土地的方式施加压力,要求使占领合法化。这些地方的占领行动引起了负责土地改革问题的国家机构的注意。为了施加压力,巴西无地农工运动组织游行,占领政府大楼,公开谴责政府未能遵守宪法。占领土地合法化过程持续了五年。新的定居点建立之后,人们开始建设学校和保健诊所,将土地用于可持续农业,让定居者能够享有获得食物的权利。虽然偶尔也会面临暴力,但这一战术非常成功,巴西无地农工运动让居住在超过一千六百个定居点的将近二十五万个家庭获得了土地。

巴西无地农工运动的故事非常值得关注,和平占领确实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现在,这些家庭可以通过农业生产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虽然占领本身是有争议的,也是危险的,但是与迫使政府颁布所承诺的土地改革措施相结合,占领行动就成为一场成功的运动的一部分。巴西无地农工运动能够安全使用这一战术,是因为它能确保有足够的人参加。如果土地所有者或地方当局对和平占领者使用暴力,巴西无地农工运动的活动家就会通过媒体制造压力。

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土地占领不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或者导致了严重的暴力事件。在某些情况下,使用这占领战术要冒很大的风险,必须仔细加以规划和实施,以确保采用非暴力的方式。

在什么情况下,你们会使用非法的战术来确保人权得以实现,并且迫使政府进行改革?

“《土地改革法》规定,所有的地产都应该有社会功能,或者应该用于生产性目的,能够带来工作或食物。法律是我们斗争的同盟军。不过,如果我们光等政府来做,土地改革就不会发生,因为大地主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中很有权势。”

——巴西无地农工运动瓦努萨·桑托斯

人权新战术 干涉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中断 美洲 公民社会 政府

社会

全国 经济权利

挑战国际专利法:挑战法律,为改革法律施加压力。

南非 “治疗运动”通过挑战法律,开展公民不服从行动,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改革法律,以确保艾滋病感染者和携带者能够得到治疗。

2000年6月,“治疗运动”(TAC)开始挑战法律,进口仿制的治疗艾滋病的药物,给药品公司施加压力,要求降低药品价格,迫使南非政府允许进口专利药物的仿制版。这一战术的目标,是让所有南非人都有机会获得便宜的艾滋病处方药。南非有超过四百万人感染了艾滋病,但专利药物价格高昂,令多数人无法获得治疗。

氟康唑是用于治疗艾滋病的基本药物。与其他许多艾滋病药物一样,氟康唑是由跨国公司制造的,受到专利保护,以高昂的价格进口到南非。仿制版的药物要便宜很多。然而,辉瑞的药物专利禁止南非政府进口仿制版药物。虽然南非的《专利法》允许政府有进口或制造专利药物仿制版的权力,但是政府从没有使用过这一权力。

在进口药物之前,“治疗行动”先与世界卫生组织和无国界医生组织合作,证实了这些药物是安全有效的,然后他们安排了购买和进口这些药物的方法。例如,“治疗运动”组织旅行团前往泰国买药,那里的氟康唑仿制版叫保幽乐,民众都能买到,每片不到二十八美分。

保幽乐运到边境时,南非药品控制委员会没收了这些药物,同时,该委员会的成员讨论了给予这些药物豁免的问题。2000年3月,辉瑞制药公司承诺向病人发放药物。2000年11月,在“治疗运动”和他们国内外支持者的压力下,南非药品控制委员会批准“治疗运动”的一个合作伙伴向病人发放仿制药品。在发放药品的行动实施之后,政府将审核是否给这些药物豁免的问题——政府对这一问题有自由裁量权。

这一公民不服从行动通过引起人们对低成本替代药物的注意,让人们知道艾滋病携带者和感染者急需获得些类药物。为了拯救生命,活动家们准备好了承担违法的后果,这给影响国内政策施加了足够的压力。

虽然“治疗运动”进口仿制药的做法挑战了南非的法律和国际专利协议,但是在由三十九家制药企业组成的团体——名为制药企业联合会(PMA)——起诉南非政府的案件中,“治疗运动”支持了南非政府。制药企业联合会指控南非的《药品法》——其中包含如果其他国家的药品价格更低,允许政府从其他国家进口专利药物的条款——违反了《专利法》。但最终制药企业联合会撤回了起诉。

由于数百万艾滋病人无法获得有效的药物,南非仍然处在巨大的人权危机的阴影之下。不过,2003年8月,在“治疗运动”的压力下,南非政府承诺,要让所有有需求的南非人都能免费得到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南非政府还在同年11月公开的医疗计划中证实了这一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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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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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

从妓院中解救少女:让有直接经验和知识的人解救侵犯人权的受害者。

在孟加拉国,一个地方联合会干涉了某个私人部门的侵犯人权活动。

孟加拉国的埃克塔性工作者联合会由年长的性工作者组成监督小组,解救那些违背本人意愿被卖进妓院中的女孩。

资深性工作者在性交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大多是鸨母,或者出租房屋给妓院中的性工作者。与年轻性工作者相比,她们有更多的空余时间,对这一产业的了解也更深。在妓院中的经济实力,使这些资深性工作者能够决定谁可以进入妓院。她们出租住房给年轻性工作者时,会说明不允许未成年少女卖淫。

然而,年轻性工作者有时还是会把女孩带到妓院里来。一旦发生这种事,资深性工作者就会设法找到女孩,通过小窗和洞口和她们谈话。她们会了解这些女孩是不是自愿来的,来自哪个村庄,年龄多大,亲属是谁。然后她们会通知埃克塔性工作者联合会,该组织会派可信的人前往女孩家,告诉她的父母或亲戚女孩在哪里。在许多案例中,家人能够到妓院去解救女孩。但是在某些案例中,就是家人把女孩卖到妓院的,他们不愿或不能解救她。

从妓院解救女孩时,埃克塔性工作者联合会会联系当地一些非政府组织(NGO)来帮助那些女孩。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帮助无法返回家中的女孩进行康复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虽然埃克塔性工作者联合会努力从妓院中解救未成年少女,但是性工作者从当地社区得到的支持很少,社区把性工作者视为对社会的威胁。此外,从妓院中解救少女,也对那些从性交易中获益的人构成了威胁。这令资深性工作者和埃克塔性工作者联合会处于危险之中。这些女性依靠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来影响地方政府官员,以增加对性工作者的保护,让未成年性工作者离开妓院。

这一战术之所以有效,主要是因为参加此项工作的年长性工作者在监督和发现问题方面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她们建立了稳定的联络网,通过埃克塔性工作者联合会安全地聚会和传递信息。这一战术是在侵犯人权的最后阶段——女孩们已经被关进妓院里——进行干涉。这一战术帮助女孩们脱离侵犯人权的处境。

其他遭受剥削的团体——如家庭虐待、强迫劳动、强迫迁徙的幸存者——也可以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其他人免遭同样的命运。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长性工作者就像孟加拉国其他妇女一样,本身也有可能遭遇人身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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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工厂大门:突袭工厂,解救童工。

总部设在印度的南亚童奴问题联盟(SACCS)用突袭行动解救童工。南亚童奴问题联盟是一个由南亚地区超过四百家人权团体组成的联盟,致力于消除包身工和童工现象。

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印度有超过六千万名包身童工。他们失去了作为儿童的基本权利,比如接受教育,获得公平的报酬,得到适当的医疗保健,拥有一定生活条件等。他们每天被迫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大多数人像奴隶一样被关在工厂里,经常遭到殴打,普遍患有疾病。

自1989年南亚童奴问题联盟成立以来,就使用双管齐下的战略来处理童工问题:既采取直接行动,也采取间接行动。根据计划,突袭使用童工的工厂的行动由南亚童奴问题联盟直接行动解救作战部门负责。他们收到举报某工厂使用童工的消息,或者收到受奴役儿童父母的请求之后,南亚童奴问题联盟就会组织自己的团队、童工的亲属、当地的支持者和几名手里只有警棍的警察强行解救儿童。他们会在夜间打开工厂的大门,在厂主发现之前带走孩子。为了获得警察的保护,他们会事先通知地方当局即将进行突袭,但不会透露具体细节,以免当局和工厂串通一气。

儿童被解救之后,必须从地方当局那里获得官方释放证书。因为当局往往向着工厂,所以获得释放证书的过程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在回家(如果有可能的话)之前,儿童们会被介绍参加南亚童奴问题联盟的康复项目,该项目提供免费教育。过去二十年中,南亚童奴问题联盟通过直接突袭行动,已经把超过六万五千名童工从奴役中解救出来。

南亚童奴问题联盟在侵犯人权行为的发生地——把儿童像奴隶一样关押起来的工厂——进行直接干涉。他们的行动不仅解救了成千上万名儿童,在有关被解救的儿童和他们被关押条件的消息传开之后,也帮助社区提高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们的行动也让政府无法继续在童工问题上和工厂串通一气。一旦知道南亚童奴问题联盟将要采取的行动,政府就无法再保护这些工厂不被公开揭露。

这也是一个危险的战术,可能会对儿童和社区造成影响。使用童工的工厂有可能把问题隐藏得更深,或把童工转移到其他地区。南亚童奴问题联盟自己的团队成员也有可能遭遇人身危险,因此,在行动前必须计划好多种可能性。不过,在问题极端严重——如出现奴役儿童、贩卖人口、非法拘禁等问题——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勇于承担这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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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战术

知道何时改变战术,就像一开始就要知道应该使用哪些战术一样重要。自由缅甸联盟最近决定,结束为期十年之久的抵制百事可乐、苹果电脑、喜力啤酒、德士古石油和其他与缅甸做生意的跨国公司的运动——不是因为运动没有作用,也不是因为联盟已经实现了其所有目标,而是因为到了改变战术的时候了。总部位于美国的自由缅甸联盟创始人之一萨尔·尼解释说:

“抵制能够带来很多好的结果。它就像是军事行动中的重炮,能够起到消耗敌人的作用。不过,真正的工作是由国内那些在现场工作的人们来完成的。一旦你重创了敌人,就要准备好进行下一次攻击。

抵制行动提高了人们对缅甸现状的认识,迫使几家跨国公司退出了缅甸,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

2003年,我们正式结束了抵制。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使用一系列新的战术,要开始重新界定问题,让我们的运动上一个新台阶。我们认识到,除非我们改变人们讲述缅甸的故事的方法,否则我们就无法取得胜利。把抵制作为运动的核心,重点永远是放在政权上面,而不是放在缅甸人民上面。我们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人民和我们走向未来的道路上。

现在,我们正在探索怎样与国际人权运动的其他参加者结成战略伙伴关系。重新界定问题,将新战术纳入我们的运动,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战略途径和新的战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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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断 亚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国际 严重侵犯人权

 

说服战术

使用说服战术,可以在不发生正面冲突,不妖魔化侵犯人权者和助纣为虐者的情况下结束侵犯人权的行为。要使侵犯人权者不再参与侵犯人权的行为,有时候只需要给他们提供支持和鼓励。

虽然干涉战术常常使用抗议和抵抗,但是谈判和说服在结束侵犯人权问题方面也取得了某些惊人的成功。人权倡导者以时而低调、时而高调的方式施加压力,与政府和企业建立非对抗性的关系,甚至对他们施以援手,帮助他们结束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战术需要德高望重的社区领袖出现在谈判和教育工作的第一线,在合作的氛围中开展工作。

评估可以使用哪些战术时,人与人的关系是需要考虑的必要条件。谁和你想要影响的对象关系密切?谁能得到他们的尊重?谁能影响你想要影响的对象?

媒体的力量:利用媒体向能够结束侵犯人权行为的人传播有针对性的信息。

记者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来提高人们对侵犯人权问题的认识,甚至可以影响当权者做出改变。布隆迪的记者利用广播节目说服重要的领导人,以结束发生在医院里的侵犯人权行为。

布隆迪的医院违背病人的意愿,将那些付不起帐单的病人关押起来。非洲公共电台(APR)利用媒体的力量影响那些能够帮助改变布隆迪医院现状的个人和团体。最后,非洲公共电台与当地的NGO合作,成功地迫使政府下令释放了被关押的病人。

在饱受战乱的布隆迪,许多人支付不起医疗保健服务的费用。1990年代,在发生了一次全面的经济崩溃之后,更降低了国家支持卫生系统的能力,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一些医院因为面临预算危机和日益增长的债务,开始关押付不起帐单的病人。这些医院不认为这是侵犯人权的问题,而是感到自己被欠债的人欺负了。

非洲公共电台的记者与被关押的人取得联系,并且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之后,秘密采访了他们,并且播出了他们的证词。广播节目还包括了针对有力量改变现状的特殊团体和个人的信息。第一次广播节目播出之后,非洲公共电台与国内外的NGO联合起来,与政府官员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人一起,就医疗保健问题举办了“咖啡新闻社”——一个经过精心准备的媒体会议。会议最后讨论了关押病人的问题,要求政府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

2002年4月,布隆迪部长会议宣布,医院不得关押病人,并且下令释放所有已被关押的病人。政府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医疗保健和全国卫生政策改革等重大问题。

这一战术的关键,是找到广播节目要针对的对象:哪个人或哪些群体有力量改变医院的现状,同时也愿意接受这些信息?在本案例中,这样的人是政府官员,有关事件被公之于众之后,政府官员在道德上就有了必须采取行动的义务。这一战术也证明了故事的力量。受害者的故事经过专业媒体人士的讲述,就有可能改变国家政策。

不过,也有些人担心,如果医院拒绝为出现在广播节目中的病人继续提供医疗,这一战术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被关押的病人患的是会给他们带来耻辱的疾病,这一战术也可能会让病人感到难堪。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战术要想取得成功,要有媒体记者愿意参与促进人权的工作。

如何利用媒体来告诉人们你所关心的人权问题,并且为政府改革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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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服 非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公民权利

征募地方领袖的支持结束陋习:与地方领袖合作,利用他们的影响力结束侵犯人权的现象。

一场运动在为结束侵犯人权的现象寻找同盟军时,社区领袖是一个自然的选择。社区领袖可能是部落长老、宗教领袖、地方政治家,或者只是有影响力和有魅力的个人。

加纳人权与行政司法委员会得到了德高望重的社区领袖——酋长和前酋长夫人——的支持,以解决仪式奴役的问题。仪式奴役制度是指一些家族在违背家族中女性成员意愿的情况下,把她们献给神社,为家庭成员赎罪,以结束或扭转家族的厄运。

依照法律,加纳人权与行政司法委员会有权禁止仪式奴役制度,但他们没有使用这种权力,而是采用了征募地方领袖来结束这一陋习的战术。因为他们认识到,传统是建立在人们深信不疑的信念上的,如果改变不是自愿的,传统可能会转入地下。在战术准备阶段,加纳人权与行政司法委员会研究了仪式奴役背后的信念,然后与“加纳国际需要”——一个为仪式奴役受害者提供咨询和康复项目的NGO组织——建立了同盟。他们一道主持了有受害者和祭司参加的会议,会议鼓励每个人说出自己的观点。

然后,地方领袖表示,支持加纳人权与行政司法委员会废除仪式奴役制度是必要的,并且利用他们在社区中的地位,说服祭司同意释放被关押在神社中的妇女。释放妇女仪式把整个社区聚集到一起,公开祭司的决定,这也有助于满足社区的精神需要。媒体也报道了释放仪式,这也向广大公众说明了,地方领袖支持结束仪式奴役的做法。这一战术使大约三千名女性获得了自由。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呼吁结束一种传统习俗,如果不同时处理使这一传统习俗得以存在的信念和结构,也不提供这些信念和结构的替代方案,只会让类似的传统习俗隐藏起来,而不是结束它。这一战术取决于社区成员对自己社区领袖的尊重,以及社区领袖为社区做出榜样的意愿。要结束仪式奴役的做法,关键是要说服社区成员,他们不需要把自己的家族成员献给祭司来赎罪。释放妇女仪式和社区领袖的保证,可以减轻人们对来自神的报复的恐惧,并且在社区中建立信任关系。

这一战术在帮助改变或消灭其他根深蒂固的侵犯人权的传统陋习——比如女性生殖器切割或家庭暴力——方面十分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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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服 非洲 政府 社会 本地 奴隶制

通过预算分析追踪资金的使用:通过调查预算来揭露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并且说服政府纠正这些不平等。

有时候,个别领袖就能从道德和政治上改变政府的做法,有时候,数字和数据本身就能说话。预算分析能够揭露社会和经济权利方面的不平等,能够成为说服政府纠正这些不平等的工具,还能帮助人们向政府问责。

南非民主研究所(IDASA)的儿童预算部门(CBU)利用全国和各省的预算,揭示政府是否履行了对保护儿童权利的承诺,并就如何纠正错误提供证据和建议。南非宪法规定,每个儿童都有权获得基本的营养、住所、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但是南非仍有数百万名儿童在挨饿,上不了学,没有医疗保健,无法过上健康和安全的生活。

南非民主研究所的儿童预算部门首先根据宪法和国际条约来确定政府的义务,然后衡量儿童的贫困程度。接下来对预算的分配和开支,以及向儿童提供的重要服务进行全面分析,了解政府财政分配的重点。对预算事实的分析和整理,让儿童预算部门能够清楚地说明,哪里的政府(全国、省或地方政府)未能履行义务,还为提出建议和施加强大的改革压力提供了可靠的事实和数据。南非一些地方政府甚至自己都没有这些数据,因此,他们非常欢迎南非民主研究所提供的信息,将其作为改进自己工作的方法。

这一战术带来了新的立法,还改善了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现在,有些政府机构直接向南非民主研究所的儿童预算部门索取信息。这一战术现在已经扩散到了全球,亚洲的部分地区、南美洲和整个非洲大陆都建立了类似的监督团体。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为了监督政府的项目,南非民主研究所的儿童预算部门收集了政府无法获得,或是不愿获得的信息。这一战术把两个过去彼此不相干的领域——预算分析领域和人权领域——结合到一起,以提高政府预算的透明度,改进问责和施政方法。南非民主研究所的儿童预算部门没有成为政府的对头,而是说服政府接受、使用,甚至索取他们的分析数据来改善社区儿童的生活。南非民主研究所的儿童预算部门还履行监督职责,确保所收集到的信息可靠,能够供南非的人权促进者使用。为此,南非民主研究所的儿童预算部门需要接触预算文本,这在某些开放程度较低的社会,或许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使用这一战术的第一步,就是确保当地的法律允许公众获得预算信息,如果没有这种法律,就要为制定这样的法律向政府施加压力。

这一战术可以用于监督全国和地方政府、捐款人是否履行了他们之前做出的承诺,监督外国援助的使用和对国家的减贫战略政策,还可以用于监督政府是否遵守了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获得某些捐赠资金必须遵守的条件。这一战术还能证明一国在各种人权问题上(包括残疾人权利和获得教育、住房、医疗保健的权利)取得了哪些进步。

“预算是政府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的计划。它决定政府征收了哪些税,政府如何花这些钱,这些钱用来提供什么服务。预算是政府所有政策的综合。预算是我们与国家的契约。”

——南非财政部长特雷弗·曼努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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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服 非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儿童权利

让官僚体制更文明:与政府官员建立合作关系,从体制内促进变革。

俄罗斯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证明,说服战术可以从内部促进改革。换句话说,用蜂蜜抓到的苍蝇比用醋抓到的多。

俄罗斯“公民守望”组织找到支持人权和改革的民主派官员,给他们提供机会以巩固俄罗斯的民主进程。苏联的统治和极权主义的遗产,让俄罗斯的民主发展面临严重挑战。在民主国家,回应民众呼声是政府官员的基本做法,但俄罗斯的政府官员缺乏这样的经验。

“公民守望”仔细观察政府——包括内务部、司法部和警察部门——主要官员的行为,找到那些对民主改革有兴趣,而且支持人权的官员,然后调整自己与官员打交道的方式,用尊重和支持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公民守望”的战术包括翻译支持民主和尊重人权的国际法律文件,或翻译对官员的工作有帮助的国际文件。在另一些情况下,“公民守望”会邀请外国官员参加研讨会,或者帮助俄罗斯官员去其他国家访问。在苏联统治期间,官员很少有机会出国旅行和学习外国同仁的民主工作方式。“公民守望”利用旅行和交换的机会,既培训了政府官员,也吸引他们对改革持积极态度。

“公民守望”希望,获得这些国际文件和接触外国同仁能够有助于证明,政府和公民团体合作支持人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尊敬的。“公民守望”还向政府官员提供关于如何在自己国家改善人权和政府工作的具体信息和案例。

通过这些努力,“公民守望”与政府机构和官员建立了大量的合作关系。他们在各个领域与政府官员进行接触,支持他们改革自己部门的努力。这些做法不仅巩固了公民社会,还在政府机构和社会之间创造了一种更加民主的互动关系。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公民守望”试图提醒政府官员:你们首先是公民,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其次才是政府公务员。这一战术让我们了解到,即使在没有与公众打交道或者没有在民主体制下工作习惯和传统的官僚系统中,也存在改革的突破口。其他希望利用自己国家的这种突破口的组织需要记住,这种战术的使用需要有高超的外交技巧和丰富的资源。这些外交技巧和资源可以给那些确实需要你的帮助来促进人权的人提供持续的支持。

你可以使用哪些战术把对手(或潜在的对手)变成盟友?

“沉重的专制主义传统不会轻易消亡,有时还会占据上风,迫使我们后退几步。例如,2004年3月,‘公民守望’和俄罗斯若干地区的治安法官一起,组织了一个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俄罗斯西北部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法院发展问题。我们邀请了几名在这一过程中最为积极的最高法院法官,还有圣彼得堡和该地区其他人口中心的行政长官。

会议召开前两周,我们忽然得到通知,最高法院的高层禁止法官们参加我们的会议,也禁止他们参加任何由NGO组织的活动。不过,这些法官证明了他们不愧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法官:有大批法官出席了会议——会议在圣彼得堡市法院举行,该法院也是信息公开倡议的支持者。出席会议的法官们勇敢地公开谴责了他们的上级——这证明我们的工作不是徒劳无益的。”

——俄罗斯“公民守望”鲍里斯·普廷塞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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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服 欧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腐败

股东的力量:提交股东决议,迫使公司采取对社会更加负责的商业行为,包括要有全面的人权政策和实践。

人们往往没有考虑到,股东和投资者也是潜在的行动者,他们能够改善企业的人权保护状况。

跨宗教企业社会责任中心(ICCR)是北美二百七十五家宗教投资机构的联合体,该中心提倡通过股东决议来改变不公正的公司政策和行为。截至2003年,跨宗教企业社会责任中心的成员组织的组合投资总额约为一千一百亿美元。

跨宗教企业社会责任中心的成员会调查所投资的公司在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表现。他们不会卖掉那些损害社会和环境的公司的股票,而是会利用自己的金融控股作为工具,迫使公司改变做法。

作为公司股东,跨宗教企业社会责任中心的成员会在中心年会上提交关于社会问题的提议,供成员投票表决。其中一个案例是,跨宗教企业社会责任中心的九个下属机构与美国联合银行和若干其他机构一道,向他们担任股东的优尼科石油公司提出了一项股东提议,敦促优尼科石油公司依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制定新的公司政策。2002年,该提议被提交给优尼科石油公司股东大会。股东们论证说,由于在缅甸输油管项目中的商业行为存在问题,优尼科石油公司的形象受到损害,影响了公司的股价。该提议在支持人权和劳工权利的股东提案中获得了创纪录的最高票,引起了董事会和高层经理的注意。2003年,优尼科石油公司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的《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制定了新政策。2004年,跨宗教企业社会责任中心的成员向“西方石油公司”提交了提议之后,“西方石油公司”同意采用全面的人权政策。跨宗教企业社会责任中心每年出版一本《代理决议手册》,内容包括在这一年里提交的股东提议,以便经理们做出与代理投票有关的知情决定,也让投资者能看到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倾向。

跨宗教企业社会责任中心每年都会就社会和环境问题提交超过一百个股东提议。在许多案例中,这些提议都为宗教投资者与公司高管之间的谈判打开了大门。

虽然股东提议对公司没有约束力,但股东提议在得到大量股东的支持时,确实能够促使公司采取行动。从1971年起,跨宗教企业社会责任中心一直在重要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战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通过改变投资方式来参与促进人权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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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法庭:组织模拟法庭,提高对侵犯人权问题的认识,影响公共政策。

我们不用等到某种特定形式的侵犯人权现象结束,就可以开始通过讲故事的方法进行治疗、康复和舆论动员。尼日利亚的一个非政府组织采用的方法是建立一个模拟法庭,关注妇女权利问题。

“面包树妇女人权组织”与民间资源发展和文献中心一道,组建了一个全国暴力对待妇女问题特别法庭。2002年3月,该法庭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第一次开庭,法庭是非官方的,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法庭上的证词是真实的。有三十三名妇女出庭作证,分享了她们自己的经验,帮助民众了解妇女在家庭、社区和政府遭受的虐待,包括性骚扰、家庭暴力、强奸和女性割礼。

特别法庭法官的选择标准是有声望和关心妇女权利的尼日利亚人。其中包括两位地方法院法官、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一位前任大使、一位国家人权委员会成员、一位前任司法部长。法庭向民众开放,组织者特别邀请记者、警察、政府特派员、议员和国际观察员参加。特别法庭分组审理了不同类型的侵犯人权行为。法官小组听取证词并提出问题,然后私下讨论。最后,法官们不是宣布判决,而是提出公共政策建议。

特别法庭和有关媒体报道使民众认识到,虐待妇女的问题确实存在,而且很严重。特别法庭的审理促进通过了各种对妇女有影响的国家立法,还推动了一项关于暴力对待妇女问题的国家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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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让民众知道存在的人权问题,才能提高他们的认识。“面包树妇女人权组织”的成功取决于良好的媒体策略,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和对政治需要的敏锐评估。例如,“面包树妇女人权组织”没有邀请国际专家担任法官,使尼日利亚政府没有机会将法庭审理的结果斥为“受到外国势力干预”。其他想要实施这一战术的人也需要仔细考虑法庭的组成和范围,以便对目标受众产生最大的影响。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地区都有建立此类特别法庭,建立的目的多种多样,例如提高民众对侵犯人权行为的认识等等。

“找人作证是一项非常大的挑战——寻找、协商、动员的过程都是如此。有些人的宗教和文化信念阻止她们讲出自己的故事。有些人害怕自己的身份泄露。最常见的担忧是,公开作证之后,她们所在的社区会怎么看待她们,她们害怕被自己的社区排斥。我们的应对方法是在她们作证时给她们化装。”

——尼日利亚“面包树妇女人权组织”玛夫丽亚特兰·费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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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服 非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全国 妇女权利

 

激励战术

本节中的战术通过激励手段,使人们——比如父母、企业主、消费者——更容易做出正确选择。

当父母感到自己的孩子要去工作才能维持生存时,如果财政支持给他们提供激励,他们就可以送孩子去上学。当企业由于成本较低而雇佣童工时,如果银行的贷款政策与企业用工行为有关,或者企业打开了利润丰厚的人道产品市场,让他们不再雇佣童工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如果消费者明确地表达自己支持人权的观念,一个想要建立自己品牌的企业或许就会有很强的动机服从消费者的立场。

本节的战术都与经济激励有关,不过其他价值也能成为有力的激励——例如他人的认同、信誉,在国际社会拥有一席之地,都能给政府和个人提供激励。

从街头到学校:给父母提供资金,让他们能够送孩子去上学,而不是去工作。

贫困是造成童工的根源之一。许多家庭愿意送孩子去上学,但是支付不起上学的成本,而且他们需要孩子也能赚钱帮助养家。因此,巴西政府创立了一个项目:给家庭提供经济支持,让孩子能够接受教育。

巴西的学校助学金计划每月给贫困家庭提供津贴,让孩子能够去上学,而不是去工作。该项目始于巴西利亚市,创立该项目的目的是政府认识到,今天的童工就是明天的穷人。2001年,学校助学金计划扩大为联邦计划。

学校助学金计划由教育部管理。符合条件的家庭每月能够得到一定的报酬和一张电子银行卡,让这些家庭能够直接领取津贴。参与该项目的家庭必须符合如下标准:孩子的年龄在六至十五岁之间,每月缺课不能超过两天;家中每位失业的成人必须在国家就业系统(SINE)登记,积极寻找工作;必须在巴西居住至少五年。每个家庭领取津贴的时间最少为两年,最多为八年。如果家庭中有一个孩子的出勤率不达标,该月的津贴就会被取消。

除了减少贫困和鼓励儿童完成学业之外,这一战术也能显著减少童工人数和辍学人数。迄今为止,学校助学金计划已经帮助了八百二十八万九千九百三十名儿童。联邦计划创立之后,学校助学金计划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项目。

家庭常常与童工问题有关——是迫不得已,而不是自愿选择——这一战术给这些家庭提供了另外的选择。该项目提供给贫困家庭的银行卡和别的可以在提款机上使用的电子银行卡一样,这使那些领取津贴的家庭避免了因为贫困和接受政府援助造成的耻辱感。这一战术需要有大量的财政资源和管理工作,还需要不同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

除了金钱之外,还有哪些激励手段能够促使你的对手或者潜在的盟友改变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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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励 美洲 政府 社会 全国 童工

把贷款和人权联系起来:以不能使用童工为条件,给小企业主提供优惠贷款。

孟加拉国的一个组织给承诺不雇佣童工的企业提供优惠贷款,用这种方式让社区找到代替童工的方法。

孟加拉国农村促进委员会(BRAC)管理着一个微型企业贷款和援助项目(MELA),该项目给正常情况下无法得到资金的小企业提供优惠贷款,条件是不能使用童工。

微型企业贷款和援助项目给做出承诺的纺织、食品加工、服务和交通四个领域的小企业提供信贷。这些小企业非常需要贷款,贷款金额从三百美元到三千五百美元不等,还要收15%的服务费。平均贷款规模约为一千美元,还款期限为一至两年。贷款者之所以同意这些条件,是因为正规的银行不愿意贷款给小企业,即使愿意贷款给这些小企业的银行,也要求还款一次付清,而不是按月分期还款。

孟加拉国农村促进委员会会监督贷款者的行为,确保他们遵守贷款条件,外勤工作人员时刻准备就所发现的任何侵犯人权问题采取直接行动,行动不限于孟加拉国农村促进委员会的贷款者。

自1996年该项目开始以来,已经给孟加拉国四万五千个小企业提供了贷款,这些企业都不使用童工。该项目通过给地方企业注入新的资本,产生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提高了人们对童工问题的认识,减少了使用童工的行为。

本案例的激励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孟加拉国农村促进委员会发现了人们的需要,并且满足了这一需要,同时提出了尊重人权的要求。这一战术也能用于其他与人权之间存在联系的经济活动之中,例如防止歧视,保障公平工资或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要想提供激励,贷款本身必须要有足够的吸引力,或者比普通银行提供的贷款利息更低,或者还款条件更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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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贴标签的方法结束童工现象:创造支持公平产品的市场。

有时,消费者、贷款者和股东等等与侵犯人权行为——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使用童工、不公平用工和破坏环境等行为——相距甚远的人,也有改变自己行为的动机。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己别无选择,或者缺乏做出公正人道的选择所需要的信息。一家基金会给与所购买的产品产地相距遥远的消费者提供了所需要的信息和替代方案,让人们能够做出支持人权的选择。

地毯标志——地毯上有一个笑脸——已经成为承诺和提倡不使用童工的手工编织地毯计划的商标。地毯标志基金会给同意不使用童工,并且自愿接受监督的地毯出口制造商发放商标认证,监督包括突击检查和交叉核对出口记录和织机。一旦发现童工,地毯标志基金会就会把他们送去上学并接受康复治疗。

地毯标志基金会的监督过程分为三步:

  1. 经过一系列调查之后发放出口商标认证。调查员由地毯标志基金会雇佣和培训,地毯标志基金会还会采取措施,确保调查按正确的程序进行。调查员可以批准给地毯制造商发放出口认证商标,如果他们发现地毯制造商使用童工的证据,就会要求制造商限期结束这种行为。
  2. 随机突击检查,然后才给这段时间制造的地毯发放出口认证商标。
  3. 地毯跟踪,每张有标志的地毯都能跟踪到其产地、制造商和出口商。

地毯标志基金会的工作面临几项挑战。由于印度的织机非常分散,产业结构也不一致,定期检查十分困难。虽然有些出口商与织机关系甚密,但是许多出口商都会雇佣中间人,让验证过程跟踪很难进行。尽管如此,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还是有四千多名儿童通过地毯标志基金会的项目获得康复。通过地毯标志基金会的宣传,还有成千上万名儿童得以避免在织机前编织地毯。

地毯标志基金会的成功关键是他们了解市场对无童工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地毯标志基金会只与地毯进口商打交道,而不是直接与消费者打交道,因此,它必须说服进口无童工地毯有市场。除了地毯的成本之外,地毯标志基金会的进口商还要支付年度进口总额的1.75%作为权利金,其中一部分权利金将投入为儿童提供的教育和康复项目。作为回报,地毯标志基金会会为那些出售他们商标认证地毯的零售商进行宣传。地毯标志基金会将在自己的宣传材料和参加的活动——如世界无童工日——中提到这些零售商。零售商还会得到解释购买有商标认证地毯的重要性的宣传资料。地毯标志基金会告诉进口商和零售商,有商标认证的地毯不仅能帮他们赢得只愿意购买无童工地毯的顾客,还能提升他们商号的公众形象。

在过去十年里,地毯标志就像其他许多标志系统一样,给消费者提供了所需要的信息,让消费者拒绝支持侵犯人权的行为。还提高了人们对与某种特定的产品有关问题的认识,创造了用人道的手段生产和运输产品的需求。由于制造商渴望分享这一市场份额,因此他们也有了参与这一过程的动机。

这种项目如果没有严格而适当的监督程序——这可能十分复杂,而且需要大量资源——就有降低这一品牌信誉的风险。这一战术可能还需要配合使用其他提高认识的战术,以便给消费者和制造商提供信息,给他们充分的理由关心生产过程中的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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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带头:把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集中在厂房里,使监督和消灭使用童工的问题更加容易。

在运动产品中,锐步是最著名的品牌之一,该公司保护品牌的手段之一是用监督来保护人权。

1996年,锐步国际公司启动了工厂监督、产品标识和教育项目,防止他们在巴基斯坦的足球制造商使用童工。

在巴基斯坦锡亚尔科特的足球制造厂中,大约有20%的工人是童工。根据当地的法律,锐步的人权标准要求,其工厂中的工人至少要满十五周岁。

锐步进入足球市场之后,就开始采取行动防止使用童工。他们采用的方法是把包括缝纫在内的整个生产过程都放进锡亚尔科特一家使用最先进技术的制造厂中,所有工作都在厂内进行。监督人员定期检查工厂的生产过程,与工人谈话,监督检查员。检查员则负责监督进出工厂的装货人员。锐步公司还与当地社区保持联系,访问周围的村庄,确认锐步生产的足球没有一个是在工厂外面加工的。这些足球会被贴上 “保证无童工制造” 的标签。这就在足球如何制造方面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还让人们对足球产业中使用童工的问题有了认识。

把生产集中到无童工的工厂中,让锐步在不使用童工的情况下制造了数以万计的足球。

1997年,锐步从足球销售额中拿出一百万美元,创建了一个锐步巴基斯坦教育援助项目(R.E.A.P.),支持地方教育事业。锐步与锡亚尔科特教育促进社一道建立了沙南协会,该协会与当地家庭合作,让儿童去学校上学,避免成为廉价劳动力。

锐步公司认识到,无童工产品是有市场的,他们决定满足市场的需要。几年中,他们使公众建立起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作为一家有着很大市场份额的跨国公司,锐步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能够影响其产品有关的生产和销售的整个产业链。这一战术的关键在于,在全球经济中,从原材料到消费者之间的环节越来越多,监督侵犯人权行为变得更为困难。锐步认识到,要合并这些环节,才能确保产品制造过程中不使用童工。

标识战术也可以用于满足市场对其他“公平劳动”商品的需求:种植者得到公平价格的农场生产的产品,工人得到公平工资的工厂生产的产品,以保护环境的方式制造或种植的产品等等。

你期待哪些企业能够成为斗争中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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