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新战术(四)

恢复战术

1980-2000年之间,秘鲁有超过七万人失踪或者被谋杀。多数受害者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庭,基本被排斥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之外。秘鲁人权界让媒体、公众和国际组织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最终,秘鲁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我很荣幸能够为这个组织服务。

2003年8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表了最终报告,让政府无法继续忽视来自失踪者家庭的正义呼声。虽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取得了胜利,但那只是迈出了让所有秘鲁人都重新拥有权利和正义的漫漫征途的第一步。

本章中,你会读到另外一些像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一样的组织和个人的故事,他们都参与了在可怕的侵犯人权事件之后恢复正义和重建社会的过程。有些组织或个人把侵犯人权事件记录下来,让国家和社会无法忽视这些事件。有些组织或个人帮助受到伤害的家庭和社区恢复正常生活。有些组织或个人为受害者和加害者双方寻求正义。

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中,正义意味着惩罚加害者,让受害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获得赔偿,使此类罪行不再发生。赔偿是秘鲁人权问题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既是因为秘鲁政府没能保护受害者,欠他们一个公道,也是因为赔偿能够帮助所有社会成员重拾对秘鲁解决人权问题的信心。

还有一些团体使用了其他的战术来为自己所处的社会寻求正义。我希望你能找到那些对你的工作有用的战术。

——索菲亚·马赫

秘鲁前任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

前任国家人权协调会执行主任

 

即使在侵犯人权事件结束之后——战争已经结束,旧政权已经被推翻,受害者已经逃走或被释放,或者仅仅因为事件已经成为过去——对创造性的人权工作的需要也没有结束。侵犯人权事件所造成的影响不仅限于直接的痛苦,它还破坏了社区的领导能力,导致经济下滑,损害了公民社会。

如果社会沉默的话,受害者、家庭和社区就无法重建其领导能力和社会结构。加害者得不到惩罚,社会就无法和解并继续前进。本章中所描述的战术,都可以用于重建领导能力,为受害者和社区寻求康复、正义与和解,以推进创造一个自由和公平的社会的理想。

恢复性正义和偿还性正义之间存在差异。恢复性正义强调治愈受害者、加害者和社区的创伤,而偿还性正义则强调惩罚加害者,赔偿受害者。对于重建和修复遭受破坏的社会来说,这两种手段都是有用而且必不可少的,但本章主要介绍偿还性正义。

虽然这些战术往往把重点放在过去,但它们也在预防将来的侵犯人权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战术可以用于巩固遭受破坏的社区;打破保护侵犯人权者不受惩罚的围墙;惩罚侵犯人权者,并让人们知道,今后侵犯人权的行为不会得到宽恕;记住侵犯人权事件,让受害者和他们家庭的痛苦得到承认和证明;记录下侵犯人权的行为模式。如果我们保持警惕,这些记录就能帮助我们了解和制止将来的侵犯人权事件。

本章中的战术分为三节:

  1. 记住侵犯人权事件:曝光侵犯人权的性质和程度,找到加害者和受害者。
  2. 巩固个人和社区:利用心理健康干预措施、康复措施等,使个人和社区恢复正常生活。
  3. 寻求救济:通过诉讼、制裁和赔偿等手段寻求正义。

 

记住侵犯人权事件

忘记我们听到、看到和经历过的侵犯人权事件,大概是最容易的,但这会使我们留下没有处理过的创伤,还会为将来的侵犯人权事件敞开大门。本节中的战术,为侵犯人权事件和侵犯人权模式留下了永久性的公共记录。没有这种公共记录,记忆就会消散,因为现有的记录可能会分散到各处,或者被隐藏在官方机构的档案中。侵犯人权事件的文件如果得不到保护,也往往会“失踪”。在没有记录的地方,我们需要做出特殊的努力去挖掘它、保护它,并将它公之于众。如果最好或者唯一的记录已经与无名墓葬或万人坑中的尸体掩埋在一起,那么还有一些战术,需要使用专门的法医技术。在有些案例中,侵犯人权的事实已经众所周知——事件可能发生在不太遥远的过去——仍然有可能被人们遗忘。这些战术不仅能使记忆保持鲜活,还能使其变得有意义。下文中还有几个案例,都发生在侵犯人权现象十分普遍,人人皆知国家,人们组成一些委员会和特别法庭给受害者、受害者的家庭,甚至包括加害者,提供了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

向公众公开包含侵犯人权事件——尤其是死亡、酷刑和失踪——的信息的文件和记录,可以达到几个不同的目的:给受害者家庭带来“解脱”感,使他们不再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中,而是重新开始生活;使受害者家庭能够举行其文化中的传统悼念仪式;帮助受害者家庭收集信息,建立可靠的记录,以便起诉侵犯人权者;公共记录还提供了公共讨论的议题,令无声者发出声音。

对受害者家庭的回答:记住侵犯人权事件,促进康复和正义。

柬埔寨的一个团体记录了红色高棉大屠杀中的侵犯人权事件,让公众可以查询相关的记录。他们既保存了受大屠杀影响者的记忆,也保存了犯下这些侵犯人权罪行者的记忆。

柬埔寨文献中心(DC-Cam)正在收集柬埔寨大屠杀的受害者和加害者的档案,让失踪者的家人和朋友知道失踪者的确切命运。柬埔寨文献中心还收集能在法庭上用于指控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法律证据。

柬埔寨文献中心的“家庭追踪文件系统”通过搜索红色高棉政权(1975-1979)保存的详细记录,帮助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家人了解他们亲人的命运。柬埔寨文献中心有四个数据库,分类记载了数十万页有关文件、照片和采访。它的测绘项目使用GPS技术,在柬埔寨一百七十个地区找出了一万九千四百六十六个集体坟墓、一百六十八座监狱、七十七个大屠杀遗址,几乎遍布这个国家的所有省份。

虽然亲属往往知道他们的家人已经被红色高棉处决了,但如果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是会让他们感到解脱和安心,社区也能从大屠杀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档案有时还能显示失踪者的遗骸在什么地方,让亲属能够举行适当的哀悼仪式,以告慰受害者的在天之灵。到柬埔寨文献中心来查询自己的家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亲属,约有80%得到了答案。

柬埔寨文献中心的最终目标是让大屠杀的记忆永存,帮助柬埔寨人民寻求正义,建设一个有希望的未来,让这种暴行永远不再发生。

柬埔寨文献中心的战术在人民长期遭受严重虐待的柬埔寨非常有效。其他仍在发生侵犯人权现象的国家也能从该组织的经验中获益。要想创建一个中央信息库,有关团体必须找到加害者留下的所有记录或证据,以及留下记录或证据的方式,可能还需要进行遗骸发掘或者法医工作(第71页)。柬埔寨大屠杀的对象主要是受过教育的阶层,因此,整个司法系统都被摧毁了,这意味着,这些信息只有在重建司法系统之后才能得到利用。

怎样才能记录你所在的社会中侵犯人权的历史?怎样才能利用这些历史来促进康复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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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恐怖档案:利用查询受害者的档案这一合法权利促进正义。

巴拉圭文献与档案中心(CDyA)利用前囚犯有权查询保护资料的法律——即有权看到与自己的案件有关的法律文件——创建了“恐怖档案”。

经过三十五年的军人独裁统治之后,巴拉圭文献与档案中心向公众公开了警方的文件。

巴拉圭和另外五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宪法中都有获得保护资料的权利:前囚犯有权看到当局收集的与他们和他们的经历有关的控告资料。1992年,在请愿要求获得自己的控告资料之后,前政治犯马丁·阿尔马达在一名地方法官的陪同下,在兰巴雷的一家警察局里找到了数千份拘禁文件。

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犯人被拘禁时的经历——包括酷刑和其他侵犯人权事件。这些文件已被用于证实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独裁统治期间被拘禁者的故事,用于确认公民的失踪。还被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用来作为起诉独裁统治时间的警方和军方人员的证据。

巴拉圭法院——包括最高法院——最终下令,这些文件要对公众开放。现在,这些档案由巴拉圭文献与档案中心管理,对研究者、调查者、人权活动家和公众开放。巴拉圭文献与档案中心根据这些文件提起法律诉讼,组织特别法庭起诉由国家支持的酷刑和非法拘禁的主要犯罪人;为巴拉圭真相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信息。巴拉圭文献与档案中心成功地起诉了二十名官员。1998年,这些档案还被用于收集案例,以便将智利前总统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从英国引渡到西班牙。

巴拉圭文献与档案中心已经把90%的档案资料转成微缩胶片,并将其数字化。该中心还试图将这些档案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

在侵犯人权事件结束之后,能够获得关于侵犯人权事件的详细信息,对受害者和司法行政机关都有重要意义。在巴拉圭,马丁·阿尔马达的努力证实了许多受害者的经历,让这些受害者能够诉诸法律。

虽然巴拉圭的档案是偶然发现的,但是若干国家的政府已经使用了有目的地开放关于侵犯人权事件的文件的战术。例如在德国和一些东欧国家,政府已经开放了秘密警察的文件。在德国,这些文件保存在一个被称为“高克”的独立机构里,它们对受害者开放,但不对公众开放。在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文件是选择性开放的,受害者无法获得,但仍然有些文件出于政治目的被泄露出来。

这些战术手段遭到了大量的批评,不过人们也从中获得了许多经验。例如蒂娜·罗森伯格(美国记者,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译者注)在哈佛法学院谈到真相委员会时说:“事实上,德国开放档案,使受害者可以用来证实被指控告密的人是否做了所指控的事。这是一个自检机制——捷克的做法中没有这种机制——这些档案只对受害者开放,受害者可以决定是否要公开告密者的名字。”

你的国家有哪些法律有助于人们获取能够证实侵犯人权事件发生,并确认加害者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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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侵犯人权

保存记忆:几个组织协调行动,保存档案信息,创建查询系统。

“永远不再发生!”是侵犯人权事件曝光之后经常听到的一句誓言。但是,除非有关侵犯人权行为、侵犯人权的受害者、与侵犯人权作斗争者的记忆永远得到保存,否则,这一誓言无法实现。不幸的是,许多人权组织的文件中储存的有力证据往往不被外界所知,今后或许能够利用这些信息确保历史不再重演的人们也无法获取这些信息。“公开的记忆”是由阿根廷的八个人权组织组成的联盟,他们把各自的工作汇集起来,创建了一个可以公开访问的数据库。他们希望这个数据库能够为表达恒久的集体记忆做贡献。

“公开的记忆”创建了一个系统,让人们可以访问所有公共档案文件、照片和录像,这些公共档案文件、照片和录像为阿根廷的国家暴力带来的恐怖,为受害者和站出来反对国家恐怖主义的人提供了证明。任何能上网的人都能搜索文件的在线目录,但是真正的档案资料保存在每个成员组织或“公开的记忆”的办公室里。数据库为了便于用户搜索,给每份资料提供了唯一的索引。数据库还告诉访问者原始文件、照片和录像的存放地点,使感兴趣的研究者能够联系有关组织查看这些档案资料。“公开的记忆”还以开源的方式开发了一个特殊的软件,帮助其他组织创建类似的数据库。

“公开的记忆”数据库档案包括五个部分:1)文献遗产项目,大约有两万两千份有关国家恐怖主义的文献;2)记忆地形项目,有关国家恐怖主义历史遗迹的地图、文件和证言——全国有三百四十个前政权的酷刑中心,它们隐藏在全国各地的一些普通的建筑物内;3)照相档案项目,包括来自人权组织、私人收藏和媒体的数码影像;4)口述档案项目,对三百二十个人的采访——他们的生活都以某种方式受到国家恐怖主义时间经历的影响;5)“公开的记忆”自己的文件。

“公开的记忆”由五月广场母亲、人权常设大会、好记性协会、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由于政治原因被失踪和拘留者亲属会、阿根廷历史和社会记忆基金会、五月广场母亲——创始人派、和平正义服务处等八个组织组成。该联盟的组建,是为了开发和支持有关项目,鼓励社区和个人记住军人独裁政权时期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公开的记忆”还发起了一个倡议,促进建立纪念馆和公共反思地点的讨论。这些档案未来将会成为纪念馆的主要收藏。

多个组织在档案方面协调合作的战术可以用于任何国家,只要这些国家有不止一个组织在收集与人权有关的数据资料。这一战术可以成为“记忆”项目的一部分,也可以用于有多个人权组织都在追踪长期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并且需要多种信息来源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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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人类学:利用法医学寻找受害者的遗骸,并确认死因。

在书面文件不足或者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法医工作能够为诉讼提供证据,还能给受害者的亲属提供信息,让他们的心灵获得抚慰。法医工作是记录侵犯人权行为的客观方法。由于法医证据是科学的,因此,在证明侵犯人权事件时,它甚至比证词和书面文件更有力量。遗体发掘还能让亲属为死者举行传统的哀悼仪式,从痛苦中获得解脱,并继续自己的生活。

过去二十多年里,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EAAF)已经找到了一些国家暴力受害者的遗骸。在军人独裁政权时期(1976-1983),阿根廷有一万到三万人被政府杀害或者“失踪”。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的目标有三个:1) 把受害者遗骸归还给亲属,为他们的心理康复过程提供帮助;2) 为针对国家暴力制造者的法律诉讼提供证据;3) 培训和支持其他遭受此类暴力的国家组建法医小组,调查过去的侵犯人权事件。

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是一个长期寻找失踪者信息的调查小组。他们在开始一个案例时,通常先进行初步调查:采访亲属、朋友,以前的囚犯、狱友,以前的政治活动家,询问受害者的身体特征,可能的死亡时间和地点,以查明受害者可能埋在什么地方。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还对警方和其他官方机构的记录——包括受害者的身体外貌、指纹和尸检记录——进行研究。他们必须获得法庭令才能查阅警方档案。在找到十份书面或者口述文件之后,这一过程就会向前推进。

一旦找到受害者可能的埋藏地点,法医人类学小组就会接触受害者的亲属。只有在得到亲属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才会继续调查。一旦亲属同意,并且得到检察官或者当局的批准,法医人类学小组就开始发掘遗体。其中某些步骤欢迎亲属参与。法医人类学小组采用标准的考古学技术寻找遗骸,然后工作就会转到实验室进行。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的科学家会将遗骸与所收集到的信息相匹配,以确定死亡的方式和原因。

通过这一过程,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找到了成百上千具受害者的遗骸,给亲属的心灵带来了安慰,还给国内和国际的特别法庭、普通法庭和真相委员会提供了证据。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还就如何使用该技术为全世界许多团体提供了培训。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成员说,这是加强南南合作的重要过程。

“带着有关他们亲人可能在什么地方的信息去接触亲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寻找亲人的工作可能就此告终,因为亲属并不总是做好了准备。我们与这些家庭建立联系,和他们谈话,直到他们准备好为止。我们向他们解释他们可能会看到什么,他们能期待什么,还鼓励他们随便提问或者参与这一过程。”

——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负责人路易斯·方德布里德

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开始调查死亡事件时,就把控制这一过程的权力交给受害者亲属和社区。这对那些在暴政时期被边缘化,而且还被排斥在和解过程之外的社区特别重要。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使用的手段,需要社会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政治自由。但是,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小组将这一战术输出到三十多个国家的经验证明,这一战术并不需要政府的全力支持。

危地马拉的另一个团体也在发掘遗骸的过程中与社区合作,不过,其重点是心理社会服务。社区研究和社会心理行动小组(ECAP)与危地马拉法医人类学基金会合作,在对受害者的遗骸进行发掘之前、之中和之后,为亲属和社区提供支持。

社区研究和社会心理行动小组组建了一些支持小组,帮助亲属们安全地分享与丧失亲人有关的情感。在支持小组中,受害者亲属可以思考,可以大胆地讲出自己的故事,还可以学习如何面对暴力的后果和理解现状,这样他们就能为将来做出规划。亲属们在按照自己的传统合法埋葬亲人方面也能得到帮助,这种帮助能够让他们保持生者和死者之间的联系。

给亲属们提供了发掘前咨询之后,咨询者就会陪伴他们前往发掘地点,给受害者亲属提供支持,帮助他们接受亲人已经死亡这一现实。在受到普遍的政治暴力影响的社区——危地马拉的乡村地区十分普遍——咨询者会评估暴力的影响程度,组建支持小组,促进关于如何让整个社区获得康复的讨论。为了促进康复,社区研究和社会心理行动小组还帮助社区建立纪念碑、纪念堂,或者可以用其他方式来纪念过去所受创伤的地方。这些项目通过鼓励人们分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分享在重获权利的过程中产生的情感和遇到的挑战,提升共同体意识。

你可以怎样利用法医学或者其他专业技术记住侵犯人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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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侵犯人权

说出真相:建立正式的真相委员会来调查和确认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

过去二十年,几个曾经出现过长期侵犯人权现象的国家都为受害者——有时也为加害者——创建了讲述自己故事的论坛。说出真相的过程可以让受害者走出孤独。暴政往往具有一定的隐秘性,这使得受害者往往不知道他们的邻居也在遭受同样的迫害。在理想的情况下,说出真相的战术能够吸引全体民众参加,至少能吸引大部分民众参加。因此,这一战术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康复而不是分裂。

真相委员会是政府为了开启和解过程而使用的一种战术。真相委员会的授权——概述了委员会的目的和权力——通常由一国的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确定。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之后,做出了一个战略决定: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程序,而不是仅仅对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者进行起诉和审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南非议会的授权下建立,其目的是为在1960年3月1日至1994年5月10日之间,冲突双方所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的性质、原因和程度进行尽可能完整的调查。

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之后,在1995年通过国家立法建立的。其职责是收集种族隔离时期由政府机构和反对派武装组织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罪行的信息。其目标是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和解。人们期望,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能够就实施政策改革,防止将来的侵犯人权行为提供建议。除了人权和特赦听证会之外,有一些特别听证会专门关注妇女和儿童所遭受的虐待,还有一些听证会专门关注宗教团体、医疗机构、法律部门、商界和其他消极或者积极地助长了侵犯人权行为的机构所扮演的角色。听证会在全国各地举行,广播媒体播放剪辑版和现场直播。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工作期间,所有的媒体都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两万名受害者为听证会提供了证词。为了让受害者在作证过程中尽可能地畅所欲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还采用了代理人制度(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战术),代理人都是从照顾他人的行业中挑选出来的——比如牧师、社会工作者、护士等等——在听证会之前、之中和之后,他们会给受害者提供支持。代理人就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程序和结构接受过广泛的培训。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职责中有一个独特的部分,即有权对愿意公开揭露行动详情的侵犯人权犯罪者进行有条件的特赦。特赦的标准包括充分揭露罪行,以及能够确定其行为是出于政治动机。以前的真相委员会都没有尝试过有条件特赦这种政策,这一政策使得许多犯罪者愿意公开承认种族隔离时代许多臭名昭著的犯罪事件的详情,其中包括1977年谋杀活动家史蒂夫·比科的罪行。提供证词者不能保证得到特赦,不过,起诉未获得特赦者或未出面作证者的工作目前尚未开始。

1998-2002年之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布了七卷报告。虽然其长期影响仍然有待观察,但是报告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包括为如何预防将来的侵犯人权行为提供建议,这些建议已经对新政府产生了影响。报告还收集了大量种族隔离时代侵犯人权行为的确凿证据。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并未实现其全部目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拒绝作证的犯罪者遭到起诉,南非还在继续为争取受害者的赔偿进行斗争。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很多国家在很多种情况下都建立过真相委员会,其职责和结果各有不同。有些有传讯权,有些则没有重要的法律工具可以使用。有些是公开进行的,甚至举行电视听证会,有些则几乎完全是闭门工作。有些委员会建议,为了防止将来的侵犯人权行为,应该对幸存的受害者做出经济赔偿或其他赔偿。许多委员会被要求提出实质性建议,以便对政治、军事、警察、司法制度,对社会和教育领域进行改革。

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前任委员格伦达·维尔德斯屈特坦承,委员会的工作受到一些限制,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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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只调查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强迫迁徙、剥夺土地以及跨族婚姻法和其他许多立法的受害者无法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寻求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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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特赦委员会有权直接特赦,但是赔偿委员会的职责只是给议会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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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范围跨越三十四年——从1960年到1994年——但其工作时间只有三年。因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很少有资源为受害者提供情感或心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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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术仍然存在争议。有些人认为,真相委员会增加了人们的痛苦和无力感,因为它曝光了侵犯人权事件,而犯罪者却没有受到惩罚。还有些人认为,真相委员会可能会代替法律诉讼。另一些人则争论说,在一个严重分裂的社会,强求法律起诉只会增强犯罪者抵抗民主变革的决心和力量。不过,真相委员会可以作为一个更大的战略的一部分,这个更大的战略既包括说出真相的部分,也包括惩罚侵犯人权者的部分,或者像阿根廷所做的那样,真相委员会也能帮助创造起诉犯罪者所需要的政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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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战争罪法庭:建立国际特别法庭,加强对战争中性犯罪的认识,并为此寻求赔偿。

亚洲的一个联络网组建立了一个国际战争罪法庭,以保存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的记忆,并且要求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日本战时暴力对待妇女联络网(VAWW-NET)建立了一个特别法庭,证明战争中性犯罪受害者的存在,并为她们寻求正义。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政府通过“慰安所”(由军方控制的妓院)网络,建立了一个性奴隶系统。估计约有四十万名妇女和女孩被迫进入这一系统。将近五十年之后,这一暴行仍然隐藏在沉默的面纱后面。

1998年,日本战时暴力对待妇女联络网提议,建立针对女性受害者的国际战争罪法庭,并且组建了国际组委会(IOC),国际组委会中包括受害者的祖国、日本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国际组委会为战争罪法庭制定了程序和规则,并于2000年12月在东京开庭。法庭上,由十个国家的检察官组成的小组提交了起诉书,其中一份起诉书由朝鲜和韩国联合提交。由四名法官组成的小组——代表了各个地区和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主持了审判。法庭听取了幸存者——被称为“慰安妇”——和两名当年士兵的现场证词和录像证词。专家们还就日本军队的结构作了证。法官们审阅了官方文件、回忆录、日记和案情摘要。整个审讯过程中,法庭大厅挤满了人,观察员和国际媒体记者达一千人。三天之后,法庭宣布了有关事实和法律的初审判决,并且提出了赔偿建议。

国际战争罪法庭是一个创新,它提高了国际社会对战争中的性犯罪的认识。1995年,日本政府和日本公民组织共同建立了亚洲妇女基金会(AWF),以表达歉意和悔恨,并向受害者提供赔偿。虽然该基金会为受害者筹集了四亿八千三百万日元(约合四百万美元),但是,许多幸存者及其支持者认为,亚洲妇女基金会是日本政府避免直接赔偿的手段。有些受害者拒绝了这一民间基金会的赔偿。

国际战争罪法庭打破了数十年来围绕战争中的性犯罪问题的沉默,这个问题在日本属于禁忌,国际社会也没有足够的重视。战争罪法庭让国际社会注意到“慰安妇”遭受的痛苦,鼓励给受害者提供私人捐助的做法。但它没有能够让日本政府承担直接赔偿的责任。

类似的特别法庭本身可以打破围绕其他问题——无论大小——的沉默,也可以为其他的国际行动造声势——例如为受害者建立基金会或者组织一场强有力的国际运动。

类似的模拟审判也可以用在发生侵犯人权事件的国家之外。例如,在美国,“明尼苏达人权维护者”组织了一个模拟法庭审判红色高棉。在法庭上,当地的柬埔寨社区成员为柬埔寨大屠杀作证。这给柬埔寨人提供了一个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也给明尼苏达州当地居民提供了一个了解他们社区的柬埔寨新移民从什么样的灾难中死里逃生的机会。这一项目还制作了一个口述历史录像,现在已成为明尼苏达历史中心的永久收藏。

你们可以怎样组织来自不同国家的盟友,让人们注意到你们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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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个人和社区

传统的人权手段可以打破暴力的循环,但是首先必须处理压迫个人和社会带来的破坏,否则无法恢复和平的环境。本节中的战术目标是让个人和社会恢复正常,并且开始一项复杂的工作——创造能够为将来的社会进步铺平道路的良性循环。

对个人造成伤害的侵犯人权事件也会破坏家庭和社区。侵犯人权事件会摧毁人们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会破坏让我们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制度和人际关系。长期普遍的侵犯人权模式——无论是在暴政之下还是在战争期间——可能会产生大批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也会给表面上依然保持完整的社区带来心理上的破坏。

以下战术包括一些创新方法——用来重建社区和支持受侵犯人权事件影响的个人——例如,现代心理健康干预措施和康复技术(心理治疗的细节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可以结合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元素。关键要注意的是,这些战术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借助了社区的支持。但那些被冲突或暴政破坏严重的社区可能没有多少资源可以借助。然而,发现和借助现有的内部资源——无论是文化传统,还是人们渴望加以利用的技术和潜能——对重建社区是至关重要的。

以下三种战术(指从难民到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欢迎儿童士兵回家,和平圈——译者注)的关健在于使被内战、酷刑和流离失所撕裂的社区恢复正常。有时候——尤其是在部落战争之后——侵犯人权的受害者和加害者不得不在同一个社区一起重建自己的生活。虽然,最自然而然的做法似乎是关注受害者的需求,惩罚侵犯人权者。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与侵犯人权者一同工作,有助于满足某些重要的社会需求。

从难民到心理健康专业人员:通过强化培训的方法,提高当地心理创伤健康服务的能力。

酷刑受害者中心(CVT)(该组织负责协调人权新战术项目,还出版了本书)正在帮助重建有大量人口遭受过酷刑或者战争创伤、被迫背井离乡的社区。

酷刑受害者中心把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难民培训成心理咨询健康辅助人员。这些为其他遭受过酷刑和战争创伤的人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难民,不仅提高了酷刑受害者中心的服务能力,也为以前没有心理健康服务的社区培养了合格的社会心理工作者(PSA)。这些社会心理工作者可以在督导师的帮助下从事许多专业工作。

西非的战争冲突已经影响到大量人口,成千上万的人进入难民营,像酷刑受害者中心这样的国际组织不可能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满足难民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因此,酷刑受害者中心决定利用难民营的资源,在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难民营中征募了超过一百二十名难民担任社会心理工作者。

难民营提供了地方,可以集中为幸存者提供帮助,还可以为幸存者提供长期密集的督导和培训。在为难民提供服务之前,许多社会心理工作者已经接受了长达四年的持续培训和日常督导。

酷刑受害者中心的密集实践培训模式,把西方的心理治疗与当地对创伤和恢复的理解结合到一起。项目始于为期两周的培训课程,然后是每月一次,每次一天的培训课程,以及每季度一次,每次七天的培训课程。这些课程的重点是创伤理论、普通心理学、咨询和沟通技术。酷刑受害者中心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每天在难民营中工作,给受训者进行行为示范,帮助他们进行实践。在工作时,社会心理工作者要花十周时间观察心理健康专家如何辅导治疗小组,花十周时间协助辅导治疗小组,再花十周时间在有定期督导的情况下独自辅导治疗小组。培训结束之后,社会心理工作者就能精通创伤的影响,精通促进创伤恢复的工作和项目评估。他们也能成为有技术的小组辅导员和有效的沟通者。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酷刑受害者中心使用这一战术,是为了帮助社区自我恢复。被培训为社会心理工作者的难民得到了赋权,因为他们学到了新的技能,能够为自己的社区做些有益的工作。他们的服务对象也能也能接受到所需要的心理保健服务,而且他们会看到,帮助自己的是自己社区的人,而不是外来的人。

虽然此处描述的战术是用于帮助酷刑和战争创伤的受害者,但它也可以用于为其他深受暴力影响的群体提供服务。

发展医疗、心理健康或公共卫生辅助人员的骨干队伍,能够在你们的工作中发挥有效作用吗?你们可以怎样发展这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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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儿童士兵回家:结合传统和西方的康复技术,让儿童士兵重新融入社区。

儿童士兵是受害者,但常常也是侵犯人权者。他们中有些人被迫犯下了可怕的罪行,有时这些罪行的对象是他们自己的家庭和社区。这不仅给家庭和社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还使家庭和社区难以接受他们回家。在莫桑比克,一个团体采用了一种需要儿童士兵、社区、传统的社区领袖和治疗师之间合作和信任的战术,该战术帮助儿童士兵重新融入社区生活,并为整体性的康复过程提供支持。

莫桑比克的“重建希望”组织把传统中的康复技术和西方心理学结合起来,帮助儿童士兵重新融入社会。莫桑比克内战的破坏性惊人,双方都使用了成千上万名儿童士兵。与“重建希望”合作的心理学家卢西亚·万巴说:“儿童士兵经历过无法想象的恐怖,他们是通过自己社区的文化和信仰体系来处理这些经验的,他们的康复也必须通过同样的体系来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个人的康复和社区的团结。” “重建希望”组织认识到,单靠传统的治疗方法和个体化的心理学治疗,都不足以满足儿童和社区的需要。

“重建希望”先进行了一项调查,找到那些不愿意接受儿童士兵回家的社区,然后在社区中找到资源。“重建希望”的心理学家认识到,当社区成员需要帮助的时候,首先去找的往往是传统治疗师,因此,“重建希望”的工作人员会征得社区领袖的支持,与传统治疗师建立联系。

心理学家到社区去调查了传统治疗过程在促进和解和团结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还接触了儿童士兵的家庭,了解他们的需要。起初这些家庭不愿信任外人,害怕自己的孩子再次被带走。心理学家还拜访了当地的社区领袖,跟他们解释创伤造成的影响,询问他们是否看到回家的儿童士兵有某些特有的问题,他们是否能够处理这些问题。如果当地的社区领袖承认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心理学家就会提出与传统治疗师合作。

当地的社区领袖会陪心理学家一起拜访传统治疗师,鼓励他们合作。心理学家和传统治疗师都认识到,他们的方法可以互为补充。为了与社区建立信任,“重建希望”还要与社区合作,了解社区最需要哪些物资——比如住房、教育和农具等,然后给予社区这些物质援助。

这样做的结果,是找到了一种综合性的康复途径,传统治疗师和心理学家建立了合作关系,儿童士兵可以在传统治疗师和心理学家之间相互转诊,以便实现康复的最佳结果。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不幸的是,从前的儿童士兵会给社区带来各种复杂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并不是莫桑比克特有的。这一战术也可以适用于其他正在努力使战争幸存者重新融入的社区。在这些社区中,社区领袖和传统治疗者要能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虐待者和遭受虐待者必须和平共处。一个社区要想恢复正常,就必须克服那种认为侵犯人权的犯罪者都是邪恶的,无法以任何积极和有意义的方式重新融入社会的观念。资源稀缺可能会使这一战术难以实施,尤其是当社区成员认为,资源最好用来帮助受害者,而不是侵犯人权的犯罪者的时候。

“我们在社区领袖夫人的陪伴下拜访每位传统治疗师,她是我们进入传统治疗师家的通行证。她说:‘他们是医生,他们到这里来是想提供帮助。我带他们来找你,是因为我认为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东西。’然后传统治疗师会告诉我们,他们为那些孩子都做了什么,我们会说明我们项目的教育过程是把重点放在孩子和整个社区上。我们提出我们应该合作。如果传统治疗师能够先驱走那些孩子身上的邪魔,就可以让孩子们来找我们,我们能把他们培养为正常的男人和女人。”

——莫桑比克“重建希望”组织卢西亚·万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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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圈:让社区参与决定对犯罪者的判决,并且帮助他们重新做人。

受害者和犯罪者很少有机会能够坐到一起,以既能让社区恢复正常,又能预防今后犯罪的方式讨论问题。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社区中,人们正在使用一种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之久的传统,来解决当代的正义问题。

“和平圈”使用了传统的圆圈仪式和结构,创造了一个相互尊重的空间,让所有感兴趣的社区成员——受害者、受害者的支持者、犯罪者、犯罪者的支持者、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警察和法院工作人员——都能抱着分享的态度公开发言,以便讨论犯罪问题,确定怎样才能让受影响的各方恢复正常,防止此类事件今后再次发生。“和平圈”建立在“谈话圈”的传统上,这一传统在北美原住民中十分常见。在谈话圈中,一个被称为“谈话标记”的物体从圈内的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以此来组织对话。

“和平圈”的程序由社区主导,与刑事司法系统合作。这一程序通常有几个阶段:犯罪者申请举行和平圈程序,受害者康复圈、犯罪者康复圈、就判决内容达成共识的判决圈、监督犯罪者进步的跟踪圈。这一程序可能还包含司法系统、社区、家庭成员和犯罪者本人的承诺。

“和平圈”开会时,参加者坐成一圈,没有桌子和其他家具。“和平圈”由一名负责人主持,负责人通常是受过培训的社区成员,负责给“和平圈”定下尊重和希望的基调,支持和尊重每位参加者。参加者只有拿着“谈话标记”时才能发言。“谈话标记”在圈中顺时针传递,让每位参加者都有发言的机会。因为谁说谁听是由“谈话标记”决定的,所以主持人的作用减弱了,还消除了中间有人插话的问题,也给那些通常很难加入对话过程的参加者提供了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和平圈”鼓励每位参加者都为理解问题和产生可能的解决方案做出贡献。

“‘和平圈’”程序首先是分别为受害者和犯罪者举行的谈话圈,参加者针对程序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行动计划。‘和平圈’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来决定对犯罪者的判决,还可以规定社区成员和司法官员的的责任。举行“和平圈”程序之后还要进行定期的沟通和报到,以便评估取得的进展,或者在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调整解决方案。

‘和平圈’是这样一种方法:它让许许多多有着不同观点的人能够坐到一起,就冲突、痛苦和愤怒进行艰难的对话,同时创造一个尊重每位参加者的存在和尊严的空间。除了支持受害者和帮助犯罪者改变自己的生活之外,‘和平圈’还能用于帮助陷入危机的家庭制定计划,解决学校和工作场所的冲突,弥合代沟和文化鸿沟。”

‘和平圈’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犯罪者。哪些案例适用‘和平圈’程序,主要是由犯罪者与社区的联系,犯罪者努力改过的诚心和本性,受害者的意见,帮助犯罪者回归正常社会的团体的努力程度来决定的。由于社区的健康程度与建设性地处理差异和冲突的能力有所不同,因此,社区判决圈中也有正式的司法人员参加,以便保护受害者和犯罪者,防止他们遭遇不适当的社会反应,避免权力失衡。”

——美国“和平圈”培训师凯·普拉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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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讲故事:在互联网上建立论坛,供从前的儿童士兵分享自己的故事,并且学习新的技能。

新技术提供了机会,能够提高我们对侵犯人权事件的认识。

2000年,塞拉利昂国际教育资源网的儿童士兵项目启动,他们创建了一个网站,供从前的儿童士兵分享自己的故事。该网站(www.childsoldiers.org)上有从前的儿童士兵发表的观点和他们创作的散文、诗歌、艺术作品,网站还提供了一个在线论坛用于讨论有关的问题。

塞拉利昂国际教育资源网的工作人员去学校、医院和难民营进行访问,利用广播电台和报纸向从前的儿童士兵宣传这个项目。该项目教参加者阅读、写作,基本的文字处理和计算机技能。他们还招募护士和精神病医生为参加者进行创伤咨询。

参加者学会使用计算机之后,就会用该网站来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想法。从前的儿童士兵的故事、图画和想法,受到了世界上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在线论坛让参加者能够与从前的儿童士兵同伴和其他人一起讨论和辩论。参加者们学会了技能,树立了信心,就能更容易在社会上自立。迄今为止,已有超过二百名从前的儿童士兵参加了该项目。

本战术使用互联网帮助分散的受害者群体分享他们的故事并相互联系。这一战术也可以适用于像侵犯人权的受害者比较分散,或者少数族群(如残疾人或男女同性恋者)无法与认识的人谈论自己经历的情况。互联网可以给这些人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他们与能够理解自己的人联系。不过,互联网有时无法保证个人的信息安全。

这一战术显然需要有适当的技术基础设施。不过,既然国际教育资源网在饱受战争蹂躏、属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的塞拉利昂已经取得了成功,就说明这一障碍是可以克服的。

怎样才能让人们讲出自己的故事?

“在这些儿童中,有些人对艺术很有天赋,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天赋,会让他们相信未来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美好。他们的歌曲、音乐和其他形式的艺术作品,以及从同伴那里得到的大量反馈,已经成为社会正义和积极变革的催化剂。”

——塞拉利昂儿童士兵网站安德鲁·本森·格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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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儿童带来希望:组织夏令营,让儿童暂时远离暴力。

在约旦河西岸,一个团体给被占领土上的儿童提供一个在和平的环境中与其他儿童联系的机会,以治疗他们的精神创伤。

约旦河西岸拉马拉市的酷刑受害者治疗和康复中心(TRC)组织了免费的夏令营,帮助遭受精神创伤的儿童恢复健康。夏令营提供娱乐、艺术和康复活动,帮助孩子们相互支持,并处理他们的创伤与恐惧。

1967年,以色列军队占领了约旦河西岸,该地区持续的暴力冲突创造了一种受暴力支配的文化,全体巴勒斯坦人都造成了心理上的影响。约旦河西岸儿童出生在沉重而充满压力的生活环境中,多数儿童都目睹过暴行。

酷刑受害者治疗和康复中心建立了夏令营,帮助减轻这些儿童面对的艰难困苦,提供了康复治疗的环境。酷刑受害者治疗和康复中心在附近的村庄、难民营和自己的客户中间宣传夏令营。参加夏令营的儿童大多数(约占60%-70%)由于创伤经历而出现了焦虑、抑郁和孤独的症状,许多儿童目睹过家庭成员的死亡或者遭受酷刑。

夏令营为期三到四周,每天聚会四到五个小时。多数夏令营位于儿童的居住地附近,还提供儿童们来往夏令营的交通工具。参加夏令营的儿童根据创伤的程度和种类分组。每名儿童都有一个辅导员和他们聊天,给他们提供咨询,让他们融入小组。每名儿童都有机会见到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夏令营的最初三天和最后三天通常用于绘画、艺术和体育项目。其余时间的重点是团体治疗,例如团体动力学治疗、咨询、游戏和艺术治疗。每期夏令营结束时都会做医疗和行为报告,以评估夏令营对每名儿童造成的影响。

父母和咨询者填写的评估表格显示,许多儿童离开夏令营时,焦虑症状更少,暴力行为更少,更加开放,更加融入社区。绘画项目要求儿童用图画来反映自己目前的生活环境,或者对未来的希望。多数情况下,儿童们在夏令营开始时的图画描绘的形象和色彩都比较灰暗。而夏令营结束时的图画则显示,他们的态度有所改变,对未来充满希望。

夏令营给儿童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走出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探索不同的处理创伤的方法。夏令营还给儿童提供了一个放松的机会,他们可以在这里通过游戏和艺术来表达自己,同时接受康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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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回历史记录权:记录受害者的证词,创造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帮助与世隔绝的社区了解他们的国家发生的战争罪行的来龙去脉。

传统上,历史是由当权者书写的。侵犯人权事件的受害者——无论是贫困的社区,还是内战中被抓的平民——很少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即使在侵犯人权事件结束之后也是这样。危地马拉的一个团体让遭受战争蹂躏的与世隔绝的社区参与到书写战争史的过程中。这一工作的具体成果是一份书面报告,这份报告开启了地方层面上的和解过程,使沉默的大多数开始说出他们的想法。

作为正在进行的“恢复历史记忆”(REMHI)项目的一部分,危地马拉天主教会的几个教区动员成员去收集国家暴力受害者的证词。然后把这些证词编纂为一份报告,把历史记录的权利还给受其影响的社区和个人。

在三十六年的内战中,危地马拉有将近二十万人被杀害、失踪,或者遭遇其他侵犯人权事件,这些事件主要是由国家安全部队所为。“恢复历史记忆”开始于1994年——就在危地马拉签署和平协议之前的一年——该项目是危地马拉大主教人权办公室倡议的,由大主教胡安·杰拉尔迪领导。虽然早先的和平协议中列入了有关真相委员会的内容,但是该项目开始时真相委员会尚未成立。教会认为,由于社会严重分裂,并且遭受了严重的暴力,真相委员会可能无法完成预期的任务。

因此,“恢复历史记忆”决定,使用教会的体制结构和人脉,开启就暴力问题举行对话的空间,以促进将来的真相委员会的工作。教会通过海报、传单和电台广告宣传这一项目。每个参加项目的教区提名两名教众担任“和解促进员”。“恢复历史记忆”项目不同于其他和解工作的地方在于,它对于个人——往往是担任“和解促进员” 的暴力受害者——的草根动员能力。该项目在全国有将近八百名“和解促进员”,负责收集和分析五千到七千名曾经遭受过暴力、酷刑,或者失去过家庭成员者的证词。由于暴力仍在持续,收集证词的工作给教会及其成员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对证词的分析证明,国家安全部队对战争中多数侵犯人权事件负责。共有四卷的项目报告《危地马拉:不蹈覆辙》于1998年4月24日公之于众。不幸的是,报告发表两天之后,胡安·杰拉尔迪大主教遇刺身亡。后来,有军方人员因为大主教之死被判有罪。

尽管大主教遇刺身亡,但许多“和解促进员”仍在继续该项目。他们向参加项目的社区报告项目的结果,帮助把个人和社区的经历放到整个国家的历史背景中去。如果有当地语言的翻译,参加者就会提供《危地马拉:不蹈覆辙》的通俗版本,以便在集体讨论时朗读。人们从报告中得知,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这种事也发生在全国各地许多人身上。“和解促进员”还在和解工作中给社区提供帮助,提倡用非暴力的方法解决冲突,为建设和平文化做出贡献。这些工作与发掘和重新掩埋受害者遗体(在玛雅文化中,这是康复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作同时进行。“恢复历史记忆”也为危地马拉查明历史真相委员会的工作做出了贡献,他们不仅为目击证人和社区组织的参与提供支持,还提供了大量的证词。

“恢复历史记忆”项目的战术,可以用于促进或者帮助其他国家的真相委员会的工作,也可以用于没有真相委员会,或者受侵犯人权事件影响最大者无法参与真相委员会或诉讼程序的情境中。

这一战术在危地马拉十分有效,主要是因为天主教会的体制结构和影响范围十分广泛。如果没有可信任的网络,如此大规模地收集个人证词就会十分困难。这一战术还需要有资金支持,危地马拉因为财政资源有限,所以教会把工作分给各教区去做。

这一战术可能会带来风险。许多侵犯人权者仍然在军队和政府中身居高位,军队和准军事组织已经发出了威胁,甚至刺杀了领导该项目的大主教。

当地社区的人参加你们组织的和解过程的积极性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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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救济

在巨大的罪行犯下之后,是否能够对受害者做出充分而公平的赔偿?惩罚侵犯人权者能够治愈受害者的创伤,防止将来的侵犯人权行为吗?法庭是否能够做出公正的判决?这些问题都很难回答,国际社会也一直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本节中的战术,都试图在侵犯人权事件发生之后以某种形式伸张正义。无论其方法是惩罚侵犯人权者,赔偿受害者,还是消灭使侵犯人权者逃脱惩罚的文化和体制结构。

对那些犯下战争罪行或者反人类罪行的侵犯人权者提出法律诉讼,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需要一系列完美的计划:有适当的国内法律或者国际条约;有充分的证据;拘押被指控者,并将其本人送上法庭;有引渡条约和引渡机制。如果真正进入这样的诉讼程序,会非常引人注目。我们也能从中了解许多有关国际公约、条约和法律框架的意义和知识,还能学习许多有关国际社会在预防和纠正错误方面的作用和知识。

这些案件主要不是为了惩罚某一位特定的侵犯人权者,而是为了传达一个信息:我们的社会是依靠法律和正义运行的,侵犯人权行为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反对侵犯人权的行为也完全可以在法律框架之外进行。人们已经找到了许多创造性的方法来曝光侵犯人权行为,让犯罪者承担责任。

国际司法第一案:利用国际法起诉在国外旅行的独裁者。

逮捕和引渡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是最特别的法律案件之一。它开创了一个先例,未来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先例来将现任或者前任国家元首送上国际法庭。

西班牙和英国政府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律裁决,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要为其统治期间所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接受审判。

早在1973-1990年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时期,人权活动家就开始记录皮诺切特的军队实施的非法拘禁、强迫迁移、谋杀、酷刑和失踪的案例。智利恢复民主之后,官方成立的真相委员会整理了大约三千起侵犯人权案件的详细信息。然而,皮诺切特不能在智利受审,因为在离职前,他和他的多数同谋都得到了免遭起诉的宪法保护。

于是,代表人权遭到皮诺切特政权侵犯的受害者的律师们在西班牙提起了刑事诉讼,他们利用了一个被称为“人民行动”的程序设计,该程序允许西班牙公民在一定条件下提起刑事控告。西班牙法院可以根据普遍管辖权的原则受理涉及酷刑、种族灭绝和其他反人类罪行的案件,无论罪行发生在哪里,也无论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国籍在哪里。

然后,西班牙法院发出了逮捕证,皮诺切特在访问伦敦时被英国当局逮捕。皮诺切特及其辩护者质疑这项逮捕令,理由是前国家元首有不受逮捕和引渡的豁免权。但英国上议院两次裁决拒绝了这一理由。裁决说:第一,虽然前任国家元首对其履行国家元首职务时的行为享有豁免权,但是酷刑和反人类罪行不是国家元首的职务;第二,英国和智利都批准了1984年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根据此公约,皮诺切特不能为酷刑指控要求豁免权。

皮诺切特最终以患病为由被送回智利,没有在西班牙受审。智利最高法院剥夺了他自己给予自己的豁免权,并且裁决他应该接受审判。但是,后来该法院裁决,皮诺切特因病不能受审。

英国上议院的裁决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它向全世界表明:国家元首对酷刑指控不享有豁免权;根据普遍管辖权的原则,这种罪行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起诉;可以用国内法庭迫使国家履行国际法义务。

国际关注也改变了智利的政治平衡,使智利不再保护包括皮诺切特在内的人权侵害者不受法律的处罚。最重要的是,皮诺切特在伦敦遭到长期羁押,减少了他在智利民众中引起的恐惧,使智利得以朝着民主化的方向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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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政府 国际 严重侵犯人权

问责跨国公司:利用国内法律,将在其他国家犯有反人类罪行者绳之以法。

美国的一个团体利用了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联邦法律,允许其他国家的侵犯人权受害者在美国起诉起同谋作用的跨国公司。

国际劳工权益基金会(ILRF)利用《外国人侵权索赔法》(ATCA)起诉那些在侵犯人权行为中起同谋作用的跨国公司。1789年,美国开始实施《外国人侵权索赔法》,制定这项法律是为了打击和预防海盗行为。该法是一项美国联邦法律,它允许外国侨民就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对美国公民和公司提起民事诉讼。长期以来,虽然人们一直在利用法律战术为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提供司法救济,但是,利用国内立法对付发生在国外的侵犯人权行为,给侵犯人权的受害者带来了新的机会。这一手段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把重点放在跨国公司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上。

许多外国侨民无法在他们自己国家提起诉讼。例如,国际劳工权益基金会的第一个《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件,是代表缅甸难民,就缅甸输油管使用强迫劳工一事起诉优尼科石油公司。因为缅甸法院不可能接受这些难民提出的控告,而《外国人侵权索赔法》则允许外国侨民在美国提起诉讼。但是,案件要想被法院受理,必须有证据证明该公司是故意参与侵犯人权行为的。国际劳工权益基金会正在努力证明这一点。

除了起诉优尼科公司之外,国际劳工权益基金会还起诉了可口可乐、埃克森美孚、德拉蒙德和德尔蒙食品公司,这些案件都尚未结案。美国司法部长应行政部门的要求,目前正在审查《外国人侵权索赔法》,试图就限制该法律的范围提出法律意见。

目前的国际人权法律机制对付跨国公司不是特别有效。这一战术利用国内法律,扩大了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获得救济的机会。它还给跨国公司传递了一个信息:要为通过商业投机来助长侵犯人权行为承担责任。与此同时,这一战术也提高了公众对人权问题的认识。

其他国家——仍在发生侵犯人权事件,或者没有诉诸法律机会的国家——的受害者也可以利用《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或者其他类似的法律。不过,根据狭义的解释,《外国人侵权索赔法》只适用于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种族灭绝、战争罪行、反人类罪行、奴役、法外处决、酷刑和非法拘禁。

你们国家有哪些普遍管辖权法律能够让各种实体为侵犯人权行为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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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人权测试:测试歧视行为。

当侵犯人权事件隐藏得很深,或者被社会成员广泛接受时,受害者就很难证明发生过侵犯人权事件。匈牙利的一个团体使用了一种测试方法提供歧视的证据,并代表受害者提起法律诉讼。

一旦有人提起歧视指控,少数民族和族裔法律援助组织(NEKI)就会使用一种测试方法来收集证据,这种方法是借鉴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测试住房歧视的方法。在2000年的一个案件中,匈牙利法院首次承认,测试是证明歧视的有效技术。

罗姆人在欧洲若干国家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常常成为歧视犯罪的目标,也常常被指责为增加了匈牙利的犯罪率和失业率。罗姆人受到歧视的方式包括无法获得工作、住房和公共设施服务。由于歧视往往进行得很隐晦,因此,要找到直接证据十分困难。

少数民族和族裔法律援助组织使用测试战术证明存在歧视现象,并获得有关的直接证据。该团体招募了合适的人选,然后把这些招募来的人培训成测试员。在挑选测试员时,少数民族和族裔法律援助组织会评估他们是否能在法律诉讼中成为客观、可靠的证人。由于诉讼可能会长达数年之久,测试员必须愿意长期与项目保持联系。

少数民族和族裔法律援助组织接到遭遇歧视的投诉之后,工作人员会评估案件,如果决定受理,就会派测试员前往投诉者声称遭遇歧视的地方,测试歧视是否真的存在。例如,歧视投诉是关于找工作的,少数民族和族裔法律援助组织就会派两名特征和资历都类似的人,这两人唯一的差异就是种族——一个是罗姆人,一个是非罗姆人。他们会在同一天去申请工作,两名测试员会采取相似的行动,以便于做清晰的对比。

测试之后,测试员会立即按指定的程序记录其经历,详细报告招工单位面试时问到的问题,给申请者的待遇,以及对工作进行说明——如工资和福利——时的态度。然后,测试协调人(少数民族和族裔法律援助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律师)会评估是否存在区别对待。这一信息往往被用于支持受害者提起法律诉讼。

截至2002年,少数民族和族裔法律援助组织已经对十五个案例使用了测试战术。其中有三个案例无法完成测试,在十二个完成测试的案例中,有五个没有找到制度性歧视的证据。但其余七个案例的测试证明了歧视现象的存在,有充足的理由采取法律行动。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这一战术源于美国,是一种灵活性很强的战术。欧洲的其他组织也接触了少数民族和族裔法律援助组织,以便学习如何把这一战术用于残疾人权利等人权问题上。测试也可以用于评判各种机构的用工制度,例如企业和警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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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赔偿:说服政府对警察、军队和武装人员所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进行赔偿。

印度国家人权委员会调查了有关侵犯人权的投诉,并建议地方政府为受害者提供赔偿。

印度国家人权委员会对已经证实的警察侵犯人权行为做出了回应,要求政府为受害者提供经济赔偿,并对犯罪者进行惩罚。

印度国家人权委员会是根据《保护人权法》(1993)的规定而建立的。国家人权委员会有权调查公务员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教唆或疏于防范侵犯人权行为——并就应对措施提出建议。国家人权委员会收到的投诉多数是针对警察的,但是国家人权委员会也曾建议对军队和武装人员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进行赔偿。

国家人权委员会收到的侵犯人权投诉大多来自活动家和媒体,也有一些来自受害者或其亲属。常见的投诉包括身体虐待,骚扰个人或家庭,不遵守有关妇女待遇的程序,在拘禁时被忽视基本生活条件的需求,非法拘禁和酷刑。国家人权委员会也收到过关于童工、包身工和侵犯社会弱势群体(如儿童、妇女、残疾人、特定种姓或部族的人、难民、少数民族等)权利的投诉。

收到投诉之后,国家人权委员会会要求投诉者提交一份调查报告,或者指示其调查部门调查该案件。如果事实得到证实,国家人权委员会就会与发生侵犯人权事件的邦政府一起提交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建议对受害者做出经济赔偿,并且对犯罪者进行惩罚。有关的邦可以自由决定从实施侵犯人权行为的公务员手里拿回多少赔偿金。

国家人权委员会在其月度通讯《人权》和年度报告中会发布重要案件的详情。媒体也会对重大案件进行报道。

只有在赔偿足够多的情况下,赔偿方案才能帮助受害者及其家庭重建自己的生活。但是,虽然帮助受害者获得了赔偿,仍然需要督促政府对这类问题进行体制性的改革。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工作还是十分有益的,它让官员注意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以制止将来的侵犯人权行为的发生。

创建一个这样的人权委员会,需要有政府的实质性支持,还需要争取更多受到人权侵害行为影响的人的支持和普通民众的支持,以确保受害者及其家属知道他们可以使用这一渠道,而不必害怕报复。

怎样向政府机构和政府部门问责,并且说服他们支持你们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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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起来,反对免责:通过公民投票或发动请愿来提高民众对政府免责的认识。

有时候,立法和政府方面的工具是存在的,但是公众不了解,或者不知道如何使用。乌拉圭的一个团体组织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民众行动,以防止乌拉圭军队中的侵犯人权者得到起诉豁免权。

全国支持公民投票委员会(CNR)启动了宪法中的一个从未被援引过的条款,在乌拉圭发动了一场就国会决定给予被军队雇佣的侵犯人权者豁免权问题的公民投票。为了向政府请愿要求举行公民投票,全国支持公民投票委员会需要在豁免权法律通过后的一年之内,收集到25%合格选民的签名。

要收集全国四分之一人口的签名,需要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还需要有广大志愿者的参与——志愿者多数来自妇女运动。把参与者组织起来就是一大挑战。例如,全国收集签名运动期间,组织者在一天之中就要协调九千名志愿者的工作。运动大规模开展之时,他们使用了计算机和电子表格程序整理签名。

收集签名并且提交给政府之后,全国支持公民投票委员会在选举审查委员会上公开捍卫签名的有效性。在整个收集和提交签名的过程中,全国支持公民投票委员会动员了草根组织来与政府和媒体的大量反对意见进行斗争。他们散发传单、悬挂横幅、张贴海报,举办集会、音乐节和自行车马拉松比赛。

虽然公民投票以微弱劣势落败,但是全国支持公民投票委员会的工作为乌拉圭的民主发展创造了一种新工具。运动期间,每三个乌拉圭人中就有一个被志愿者直接拜访过。此后,公民投票又进行过八次,而且越来越受欢迎。全国支持公民投票委员会的志愿者和领导者继续在政治行动中发挥作用。

虽然全国支持公民投票委员会没有达到其最终目标——取消给予豁免权国会决定——但它确实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动员了乌拉圭的公民社会,并且使豁免权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话题。志愿者的拜访,令非常多的人知道了有关的法律问题,通过媒体的报道知道这一问题的人甚至更多。

像乌拉圭的公民投票权这样很少使用的法律条款不是每个国家都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为请愿书收集签名当作动员民众表达对政府现行政策不满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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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全国 人权侵害事件

为历史承担责任:调动公共资源帮助社会边缘群体。

找到侵犯人权者,并对他们进行惩罚,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在为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寻求救济时,有些团体帮助受害者寻求治疗、经济赔偿或者退还被没收财产,这是解决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这些团体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必须迫使政府承认自己在侵犯人权中的作用,然后迫使其承担起赔偿受害者或者帮助他们获得治疗的责任。

罗马尼亚爱卡基金会(ICAR)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为两件事提供支持:第一,为建造酷刑治疗中心提供物质条件;第二,为酷刑幸存者提供免费医疗和覆盖专门的护理和服务的保险。

罗马尼亚爱卡基金会的战术是战略的一部分。他们的战略目标是说服政府为国家的历史承担责任,以便建设更美好的未来。在罗马尼亚,许多在共产主义时代实施过酷刑的人逃脱了惩罚,有些人甚至还在社会中占据着有影响力的位置。受害者面临的是这样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宁愿忘记过去及其受害者,而不是从中吸取教训,以促进政府对民主和人权的投入。

罗马尼亚爱卡基金会首先与罗马尼亚前政治犯协会合作,赢得受害者的信任,然后确定该群体有哪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其中包括获得适当的医疗保健,获得财政和立法支持。为了满足这些需求,罗马尼亚爱卡基金会的主要目标是争取市、自治市和国家机关——比如卫生部——中的公务员、医学专业人员和官员的支持。罗马尼亚爱卡基金会也与其他小型的公民社会组织、媒体和丹麦的国际酷刑受害者康复理事会(IRCT)建立了联盟。

罗马尼亚爱卡基金会花了十年时间,说服了罗马尼亚政府承认,对那些在前政权统治下遭受过痛苦的人负有责任。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罗马尼亚爱卡基金会的成功来之不易,这主要因为罗马尼亚当时正在进行政治转型。他们审时度势,利用了这一政治开放进程。新的法律和新的开放社会也允许受害者们组织起来,而不必害怕报复。罗马尼亚爱卡基金会的这一战术服务于双重目的:赔偿受害者,让政府为历史问题承担责任。

你们怎样说服政府投入资源为受害者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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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侵犯人权者:通过有针对性的示威,公开曝光侵犯人权者。

侵犯人权的犯罪者得到豁免权(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事实上的)之后,可能会过上一种相对匿名的生活——有时甚至会与受害者生活在同一个社区。阿根廷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决定,即使不能通过法院起诉犯罪者,也可以向民众揭露犯罪者。

“为孩子争取身份和正义反对遗忘和沉默”组织(H.I.J.O.S)在被确定为侵犯人权犯罪者的住宅门外组织有针对性的示威。这些示威被称为“揭露”,即公开曝光侵犯人权者,让社区成员表达道德谴责。

“为孩子争取身份和正义反对遗忘和沉默”组织的成员多数是失踪者的孩子,该组织首先是要找到阿根廷军政府统治时期(1976-1983)执行镇压的人。然后开始揭露准备工作。他们向侵犯人权者居住社区的地方工会、图书馆和其他社会组织通报,在社区和学校散发小册子,组织非正式的演讲。揭露准备工作的目的是吸引社区成员的参与,社区成员的参与是这一战术取得成功的关键。到了正式揭露的那一天,抗议者会聚集在目标住宅附近的广场上,或者聚集在其他公共场所发表演讲,描述侵犯人权者的罪行,对他进行谴责。抗议者会在墙上张贴传单,内容包括侵犯人权者的照片、姓名、住址、电话号码和履历。如果合适的话,抗议者还可能采取其他各种行动。针对一个以上的侵犯人权者——通常居住在同一个社区——他们会采用移动示威的方式进行揭露。

“为孩子争取身份和正义反对遗忘和沉默”组织有法律代表帮助他们解决与警方或者对方的支持者发生的矛盾。但是,要实现其目的又不发生冲突的关键,是要吸引尽可能多的人参加示威。

揭露结束之后,这一战术的有效性就取决于侵犯人权者的邻居们了。有时这些邻居的反应非常强烈。有几个例子是,侵犯人权者一进商店,商店就关门,一进酒吧,酒吧就变得空无一人。有些成为目标的侵犯人权者因为遭到社区排斥,不得不离开居住的地方。

虽然大赦法案让人们很难起诉侵犯人权者,但是,“为孩子争取身份和正义反对遗忘和沉默”组织绕开了政治和法律制度,使用幽默、戏剧和其他创造性的示威手段,鼓励社会排斥侵犯人权者。

这一战术具有某些严重的风险。使用这一战术必须保证目标正确,还要保证示威不被用于其他政治目的。大型示威组织者的身边往往不乏情绪化的下属,因此,必须要有落实到位的机制来防止活动滑向暴力。在某些情况下,类似行动可能会使社区中的人们反对抗议者,因为他们可能不想被类似的活动所打扰。

你们可以怎样利用整个社区的力量来谴责侵犯人权事件或侵犯人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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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求救济 美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地方 严重侵犯人权

重建社区:为个人历史绘制地图;调动记忆,以恢复某个地方的历史;收回失去的土地。

专制政权常常迫使人们背井离乡,让整个社区陷入混乱,还会没收人们的土地和财产。殖民者和废除了各族隔离后的新社会也侵占过原住民的土地。把这些财产归还给原来的主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有清楚的产权界定。南非的第六区博物馆使用创新的方法迎接了这一挑战。

南非开普敦第六区博物馆开创了一种主张土地所有权的方法,让人们最终重新获得了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失去的财产。开普敦第六区博物馆也是一个让人们能够收集、传播和交换社区记忆的地方,他们还积极参与了倡导有关人性化城市的公民对话工作。

1966年,按照《种族区域法案》,开普敦第六区的种族融合社区被夷为平地,为建设新的“纯白人”社区让路,但是这一建设工程从未开工。那里留下的唯一建筑就是卫理公会教堂。

作为捍卫土地和社区完整运动的一部分,一个从前的社区居民组成的团体布置了一个展览,核心展品是一幅覆盖了整个卫理公会教堂地板的社区被摧毁的详细地图,然后邀请邻居们在上面画上自己原来的房屋、树木、商店和社区公共空间。

这个地图绘制项目成为回收土地所有权的基础。开普敦第六区博物馆组织并主持了一个土地法庭,人们可以在法庭上主张自己或自己家庭所拥有的土地。法庭开庭的地点就在老社区的地图上。其中一位权利主张者说:“我们的土地回来了,我们的房屋回来了,我们的尊严也回来了。”此后,普敦第六区博物馆还布置了一些根据《种族区域法案》摧毁的较小的社区——包括克斯坦布希和双河——的历史展览,宣传和支持这些社区尚未解决的土地所有权的主张。

开普敦第六区博物馆试图提供一种持久的个人康复与和解的过程,它还提倡让民主和人权的文化在社区延续,让强迫迁移的记忆永存,并且传递给新的一代。有关过去的公共记忆,加强了将来在民主国家预防种族隔离、强迫迁移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努力。

接下来的几年里,从前的第六区居民将重返社区,收回自己的土地并开始重建。国际良心史迹联盟——第六区博物馆是其成员——创造性的使用历史和发生过历史事件的地点,来处理今天的人权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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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地方 普遍人权

流离失所群体

池塘里的涟漪

侵犯人权事件发生之后,救济可能要等很久才能到来。美国等国的原住民社区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通过法庭和立法机构收回对故土的控制权。美国明尼苏达州的白色地球土地回收项目决定,要用购买的方法收回奥吉布瓦族的土地和遗产。

“收回土地的工作刚一开始时,我们使用各种法律机制作斗争。我们上法庭,但是法庭裁决对我们不利。我们去国会,但是我们从国会得到的协议很糟糕。我还到联合国作过证……我们试过了所有那些机制,最后我们决定,应该努力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来收回我们的土地。

因此,我们创建了一个土地信托基金。我们从想要出售土地的卖家那里购买土地,人们也开始给我们捐赠土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千七百英亩土地。我们种植了一些传统的玉米品种、木莓和草莓。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枫糖浆生产厂。

我的工作是通过一些具体实例做示范。我从事组织工作已有二十五年了,我学到的东西是,我们不必同错误作斗争,我们要用实例来证明什么是对的。人们会对错误的东西习以为常。即使是在我们自己的原住民社区中,我们也已经习惯了被当作二等公民来对待。我们已经习惯性地认为我们拿不回自己的土地,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经济。

因此,我们必须逐渐改变这一态度,拿回我们的土地。例如,你得到了一块美洲原住民墓地,但有人在那上面放牛。你要去找对方谈,让他们用篱笆把墓地围上。这是一种处理小问题的方法。但就像扔进池塘里的小石子会激起大涟漪一样,从解决小问题着手,直到解决大问题。

处理小问题的同时,你还要睁眼看到大问题。你必须非常了解政治方面发生了什么事。有时候,要满足你的社区的需要,你可能还要与你从来没想过会跟他们合作的人建立联盟。

我们这些致力于美国原住民权利问题的组织已经为此工作了很长时间。我们有许多分析国内政策方面的经验,我们不仅与其他原住民建立了战略联盟,也与环保人士和医护人员建立了战略联盟。现在,我们正在试图围绕有机食品问题建立联盟。很幸运,我们对自己要做的事有经验,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一定会赢。这只不过意味着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处境。”

——白色地球土地回收项目温诺娜·拉杜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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