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新战术(五)

建设人权文化和制度

不同的社会对人权的定义会有所不同,这是由每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和经济现实决定的。但是每个社会——无论其价值观如何——都需要有一个公共空间,让个人、政府机构、民间机构、各种群体和团体都能齐聚一堂,共同为集体福利承担责任,并且为可接受的行为和状态制定规则。

我们可以把这称为公民社会,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为公共领域。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里,我们有机会建设各种尊重人权的文化和制度。在某些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这一公共空间很强大,但即使如此,这些国家也不是完全没有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在某些国家,这一公共空间存在,但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某些国家,这一公共空间非常弱小,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个人被挤到社会边缘,然后,人们会退回并且隐藏到私人生活里,不再关心社会生活。没有这种公民社会或公共空间的国家,公民就不会有积极性,侵犯人权者就会任意妄为。

不过在本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们正在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他们致力于在地方、全国和国际层面上促进和保护人权。他们正在使用新的战术来巩固公共空间,建设强有力的人权文化。他们中有些人起点很小——从自己的学校或村庄开始,或者只关注单一问题。但是,当人们成功地实现了小目标之后,他们就有了勇气,敢于去做更大更重要的事。这也是新战术能够发挥关键作用的地方:给人们提供向前再走一步所需要的工具。

——穆拉特·贝尔吉

赫尔辛基公民大会主席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倡导人权有许多种形式。无论是致力于减轻贫困、清洁环境还是透明政治,无论关注的重点是儿童、妇女还是少数民族,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建设一个世界——让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安全和有尊严的生活。

过去几十年签署的国际协定、公约和条约是一个积极的进步,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个人和社会还需要了解这些国际法文件规定了哪些权利——例如得到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迁徙自由的权利、不受酷刑对待的权利——还要知道如何去主张这些权利。

本书中的其他战术的重点,都是针对迫在眉睫的或者仍在发生的侵犯人权问题。而本章的战术大多是一些长期的巩固人权文化对人权尊重的方法。这些方法是让新的群体和团体参与到人权工作中来。这不仅增加了我们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也增加了运动的合法性。这些方法是让适当的群体和团体走到一起。盟友们在一起能做的工作,要比每个个人所能做的工作多得多。这些方法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技能。这些方法还帮助人们加深了对于人权的存在和侵犯人权问题的广泛认识,并将侵犯人权问题视为一种文明社会不能接受的现象。

在这些战术中,有些只针对某一个特定的问题,或者只关注某一项特定的权利,但是许多战术都有一个更广泛的目标:为建设机构和联盟做好准备,培养人们的认识和态度,使保护所有人权成为可能。

本章中的战术分为四节:

  1. 建设支持者群体的战术:吸引新的个人和团体参加人权倡导工作。
  2. 团结合作战术:发展新的有效的伙伴关系,以推动变革。
  3. 能力建设战术:为促进人权而建立机构和培训系统。
  4. 提高认识战术:传授人权知识。

 

建设支持者群体

人权信息针对的往往是已经对问题有所了解的人、已经表达过关注和支持的人。而接触、吸引新人参加人权工作,能够使行动更加有效。新人能带来新的能量、新的思想、新的资源和新的关系网。在某个人权问题上倡导者的人群越多样,运动适应变化的能力就越强,侵犯人权者就越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积极而多样的支持者群体能够使人权运动的适应性更强。

本节中的战术都是关于为了人权问题而建设新的支持者群体的。这些以前从来没有机会接触人权问题的个人和群体(比如年轻人或地方立法者),或者在社区中有着权威地位的人(比如宗教领袖)———这些人在影响他人,吸引他人参与方面有着巨大的能量。

青年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运动:利用流行文化吸引年轻人参与人权工作。

讨论组、论坛和研讨会都是提高对人权问题的认识,吸引新人参与的常用形式,但是这些形式可能不够活泼,无法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波兰的一个组织使用了音乐和运动这两种有效的方法影响年轻人。

波兰“不再重来联盟”利用流行文化建设反对种族主义的青年通讯员联络网。该组织通过摇滚音乐会和足球比赛接触了大量的年轻人,使这些年轻人了解到有关的人权问题。然后,其中一些年轻人加入了一个通讯员联络网,这些通讯员要负责监督和报告自己家乡的新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团体的活动。

作为 “音乐反对种族主义” 摇滚运动的一部分,“不再重来联盟”举办音乐会,发行CD。这些音乐会和CD都是由波兰和外国的著名摇滚乐队演出的,内容是让听众了解波兰种族主义问题的严重性,号召听众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

“不再重来联盟”发起“把种族主义踢出球场”运动之前,波兰的足球场几乎完全被种族主义者占据。作为运动的一部分,“不再重来联盟”出版了一份反种族主义球迷杂志《球场》,组织了许多场业余足球赛,并且提供比赛时使用的横幅和传单,向当地的反种族主义团体显示自己的存在。

“不再重来联盟”通过这些针对年轻人的活动,招募了一个由一百五十名志愿者组成的通讯员联络网,通讯员要定期报告自己社区中的种族主义仇外活动。“不再重来联盟”收集这些报告,并将它们发表在自己的月刊上,还将这些刊物散发给波兰媒体和国际媒体。通讯员联络网和出版物不但让年轻的球迷和摇滚音乐迷认识到种族主义的问题,也帮助波兰社会各界提高了对种族主义问题的认识。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不再重来联盟”利用流行文化吸引年轻人——一个支持我们的目标,富有同情心,但常常袖手旁观的支持者群体——参加人权工作,但它的工作并未止步于运动和音乐。一旦人们对参加志愿者工作表达了兴趣和承诺,该组织就会给这些人提供更多的参与活动的机会。这一战术可以用于在各种情况下克服普遍的冷漠,但是吸引年轻人参与的人权问题本身也很重要,必须让年轻人感到这些问题与自己有关,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像其他中东欧国家一样,波兰当局和主流的大众传媒常常否认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之类的社会问题的存在。”

——波兰“不再重来联盟”拉法尔·潘考斯基

人权新战术 建议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建立支持者群体 欧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国家 少数族裔

让人权成为本地的议题:在当地采纳国际条约的原则,提倡人权标准,影响公共政策。

地方立法者是一个潜力巨大但是很少参加人权斗争的支持者群体。在有些国家,地方官员不习惯从人权的角度思考自己的工作,他们日常工作的核心是地方决策、颁发许可证和制定预算。妇女领导能力发展研究所(WILD)的人权项目与地方政府合作,目标是帮助地方官员看到他们自己在保护人权的政策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妇女领导能力发展研究所的人权项目也吸引当地的社区(议员们要对这些社区的选民负责)参加活动。

妇女领导能力发展研究所的人权项目使用《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在地方上倡导人权。

1996年,妇女领导能力发展研究所的人权项目开始为使旧金山成为美国第一个通过法律采纳《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原则的城市而进行倡导。他们与政府官员、公民,关注家庭暴力、贫困和健康问题的权利倡导团体合作,讨论与歧视有关的人权标准,并制定以社区为基础的可评估原则。

妇女领导能力发展研究所的人权项目在一个社区——这个社区的特点是鼓励社区成员记录支持《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誓言,并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誓言约束自己的行为——举行了公开听证会,该组织希望,这一听证会能够让社区成员和地方官员在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原则变成法律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领导作用,帮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公约的原则在整个城市得到贯彻。

1997年秋天,在另一次公开听证会上,妇女领导能力发展研究所的人权项目将收集到的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有关的证词提交给政府官员。1998年4月,旧金山市通过了相关条例,条例要求该市有关部门从性别与人权的角度审议预算、就业政策和服务供给问题,还提供资金帮助有关部门落实该条例。

2003年,有关条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了贯彻这一条例,旧金山市政府考察了公共工程部、少年和成人缓刑部和环境部,还调查了租务委员会和艺术委员会。该市各部门做出了大量改革,例如在市政府为妇女创造非传统的工作岗位,还给不安全的地区安装了更多的路灯。

妇女领导能力发展研究所的人权项目现在正在扩大其影响范围,给全美各个城市的组织提供建议,让他们知道,城市可以如何采纳《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的原则。

地方立法机关拥有强大的权力,但很少把他们的权力运用到人权领域,就像旧金山的地方官员可能也很少从履行人权义务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工作。但是,妇女领导能力发展研究所的人权项目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在改变人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可以扮演的角色。

这一战术有助于一点一滴地改变民族心态,最终使人权标准得到实现和监督。其他致力于各种人权问题的团体也可以在地方寻找支持者并建立支持者群体,在地方上实现人权问题的重大变革。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建设支持者群体 美洲 公民社会 政府 地方 妇女权利

与社会污名化做斗争:吸引宗教领袖作为行为榜样,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对待被污名化的群体。

在许多社区中,宗教领袖的地位受人崇敬,有很大的影响力。人们向他们学习应该如何行为举止,应该遵守哪些道德标准。现在,藏传佛教的和尚和尼姑们正在和艾滋病感染者污名化而斗争。他们使用的方法是树立行为榜样,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对待可能会被完全排斥在社会之外的艾滋病感染者。

佛光之家项目培训和尚、尼姑和沙弥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实际帮助和精神帮助,并且与围绕疾病的误解和污名作斗争。目前,佛光之家项目已经发展到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不丹、越南、中国和蒙古,该项目得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澳大利亚海外发展署、开放社会研究所缅甸项目的支持。

虽然艾滋病在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但人们仍然对这种疾病的传播缺乏了解,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仍然存在。

1997年,佛光之家项目由泰国的和尚创立,目的是动员佛教徒关心艾滋病感染者。该项目以佛教的道德和教义为核心,己经成了为佛教徒提供灵感、培训和技术援助的资源之一。佛光之家为佛教和其他宗教领袖安排研讨会、讨论会和参观艾滋病临终关怀医院的活动。在三到五天的培训中,参加者能够学到如何进行预防教育、如果提高认识和社会管理技能、如何鼓励宽容与同情。参加者还一起讨论、评估自己社区存在的问题和与这些问题做斗争的方法。

然后,佛教领袖们会为应该如何对待受到感染的社区成员树立行为榜样,例如他们会食用由艾滋病感染者准备和提供的食物。这种简单的象征性行为对社区成员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它挑战了人们对艾滋病传染的恐惧。和尚们还会上门拜访艾滋病感染者,引导他们进行冥想,教育年轻人有关疾病的知识,还会照顾艾滋孤儿。

和尚、尼姑们与佛光之家合作,通过树立行为榜样——接纳和尊重被排斥的人群——说服自己社区的成员促进和尊重人权。在亚洲,寺庙是村庄的精神中心,村民们把和尚、尼姑视为值得尊敬的老师、知己和践行纯洁的佛教生活方式的榜样。在其他宗教和文化中,这一点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是许多人都会向宗教领袖寻求应该如何行为的指导。宗教领袖有能力吸引新人参加促进人权的事业。

现在,佛光之家跨越了宗教的界线,正在为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领袖举办研讨会和培训班。

怎样才能动员你们社区中德高望重的领袖们?

“我跟和尚们讲他们在艾滋病问题上的作用。我倾听他们的想法,和他们一起研究佛经。他们得出结论,艾滋病不仅是一个健康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作为社区的传统宗教领袖,和尚们认为,他们有责任巩固自己的社区,在抗击艾滋病中发挥积极作用。”

——泰国佛光之家劳里·蒙特

人权新战术 建设人权文化 地区 发起者 对象 重点 人权议题
  建设支持者群体 亚洲 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 国际 艾滋病

挨家挨户寻找盟友:利用提名运动,找到潜在的人权盟友。

家庭暴力问题影响了许多男人、女人和儿童的生活,但它通常被认为只是一个与妇女有关的问题。南非的一个团体使用了一种独特的战术,让男人也参与制止家庭暴力的行动。

南非的“六分之五项目”中的日常英雄提名运动,让妇女们找到不虐待妇女的男人,然后动员邀这些男人成为妇女权利的倡导者。

南非在全世界所有和平时期的国家中,是暴力对待妇女事件发生率最高的国家。研究显示,六个男人中就有一个曾经虐待过妇女。“六分之五项目”的对象,是针对其他五个不虐待妇女的男人。该项目为了找到那些不虐待妇女的男人,并吸引他们参加斗争,而发动了一个日常英雄提名运动。志愿者挨家挨户询问妇女,向她们了解那些不虐待妇女的好男人的信息。加上通过邮件发送的好男人提名,他们一共收到超过五万个回复,最后确定了南非 “最佳”父亲、叔叔、兄弟、祖父和男性朋友。姓名和推荐表被发送到当地教堂,以扩大人们对运动的了解,提高运动的普及性。

被提名的好男人会被邀请参加讨论“社区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男人的年龄、经历、社会阶层和经济状况各不相同。会议的重点是发展合作,用非暴力的方法解决暴力对待妇女的问题。“六分之五项目”还召开研讨会,帮助男人了解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提倡两性互相尊重,共同找到积极的方法来解决家庭难题。许多参加者对家庭暴力的认识水平和动员其他男人参与这一问题的能力都有了显著提高。许多人是第一次就这些问题发言,结果产生了很大影响。

“六分之五项目”承认并且尊重当地正面的男性榜样,因此,他们能够联系上社区中有代表性的好男人,动员他们一起讨论家庭暴力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使男人们看到,家庭暴力是社区所面临的其他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

日常英雄提名运动帮助“六分之五项目”找到了潜在的盟友——关心某个特定的问题,但是没有积极参与的人。这些人之所以袖手旁观,可能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对自己有影响,或者仅仅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去做些什么,或者因为社会传统让他们远离这些问题。

“六分之五项目”找到这些潜在的盟友之后,就会帮助其中某些人成为真正的盟友,这样影响就会扩大。这些真正的盟友得到了所需要的工具和信息之后,就会和其他男人交谈,给妇女权利带来更多的盟友。

谁是你们的潜在盟友?你们可以使用哪些战术赢得他们的支持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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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支持者群体 非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地方 妇女权利

通过短信建立联络网:利用短信,建设人权行动的支持者群体。

使用现代技术,让人们产生人权意识,吸收大量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参与人权运动。

大赦国际荷兰分会使用短信技术吸引新成员——主要是年轻人——参加该组织,加深对反酷刑运动的认识。鼓励人们对紧急行动呼吁做出迅速反应。使用短信技术的直接结果是超过五百名新成员加入大赦国际荷兰分会,还有超过五千人对短信发送的紧急行动呼吁做出了反应。

这一战术从2001年开始就在大赦国际的反酷刑运动的框架内进行。当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保护某人免遭酷刑的时候,大赦国际荷兰分会通过短信给成千上万名参与者的手机发送抗议呼吁书。这些参与者——他们都曾自愿加入一个免费注册的短信网络——就会对呼吁书做出回应。几个小时之内,大赦国际就能收集到成千上万个抗议某一案例或酷刑威胁的签名。然后,该组织再通过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将这些抗议签名转发给有关当局。

有一个突尼斯人是某一次紧急行动的营救对象和受益人。大赦国际荷兰分会曾经在当地最受欢迎的周六晚间电视节目中发布了这次紧急行动的信息,这个节目有二百五十万观众。观众们得知这次紧急行动会将抗议呼吁书概括为一百六十个字的短信发出。收到短信的人们要对短信做出回应,只需给“4777”这个号码回复一个“是”字即可。一分钟之后,回应了短信的人就会收到另一条短信,对他们的回应表示感谢,并且告诉他们已经有多少人发送了抗议短信。以后还会有短信告诉他们行动的结果,例如该人从监禁中获释。

虽然大赦国际很少声称自己对紧急行动营救对象处境的改善有直接贡献,但确实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案例取得了成功的结果:死刑被减轻、“失踪”的人重新出现、被拘禁者的下落被公开。酷刑的可能性因此减小,患有严重疾病的犯人得到治疗的可能性提高。

反酷刑运动还动员了许多年轻人——多达数千人——参加了大赦国际的紧急行动网络。

大赦国际的所有运动都具体而集中地指向世界上某个有人需要帮助的地方。使用简单的行动,使大量的人都能参与,而且能够感觉到自己带来了变化。运动也教育了公众,还使全世界建立起对酷刑之类的侵犯人权问题的意识。短信战术用一种快速反应的方式帮助受害者,同时也扩大了大赦国际对新的支持者群体的影响力。

短信战术比其他宣传战术更能吸引大批年轻人加入大赦国际。年轻人使用手机的人数最多,频率最高,他们正是大赦国际想要影响的人。这些年轻成员给大赦国际的运动增添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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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支持者群体 欧洲 公民社会 社会 全国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改革警察部门:让警察在捍卫人权的工作中发挥作用。

巴西的一个团体使用了一种综合培训方法,帮助警察改变自己与管辖社区的关系。

公民教育项目咨询中心(CAPEC)为巴西警察提供培训,帮助他们理解自己作为人权捍卫者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培训包含了各种课程,强调所有公民——包括警察自己的人权。通过这一培训,改善了警察与社区的关系,增加了公民参与。

巴西警方使用暴力和酷刑十分普遍。警察薪水很低,腐败猖獗,使这一问题更加雪上加霜。公民教育项目咨询中心的目标是创造“互动式安全”,即让警察与社区成员一道规划和组织公共安全工作,并且分担责任,让警务工作能够有效地应对公民的需要。

培训课程在六个月内举办了三次,每次两天。为使培训信息能够传播给更多人,公民教育项目咨询中心要求警察部门推荐一些接受培训后愿意对其他警察进行再培训的人。公民教育项目咨询中心成员会帮助这些警察准备对其他警察进行的再培训课程。

公民教育项目咨询中心的培训重点是告诉执法者,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有多么重要,他们的工作对个人和社区的生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参加培训的警察会探讨他们的信念,他们的感觉,以及他们怎样与其他人发生联系。他们还会了解“互动式安全”的种种优点,包括使警务工作更加有效,使警察的工作环境更加安全。

培训师使用了许多故事、比喻和从参加培训的警察的经验中挑选出来的案例。培训重点在于教育而不是评判他们的行为。在对话过程中,警察会感到受到了赏识,还会学到如何在社区中改善人权。

到目前为止,巴西已有二十五个州采用了公民教育项目咨询中心的培训,参加者超过三万人,主要是民事警察、军事警察、联邦警察、交通警察和城市保安。公民教育项目咨询中心与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合作。

公民教育项目咨询中心的战术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它吸引了一个要为实施或者纵容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团体参加,还将他们转变成为人权倡导者。这一手段不仅为加强巴西的人权文化做出了贡献,还创造了一个让警察和社区能够共同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良好环境,这一战术直接减少了侵犯人权的现象。

“与社区互动时,警察可以成为教育者,尤其是对那些没有好榜样的年轻人或者儿童。

马卡帕市的一个街区中发生的一段插曲特别感人。这个街区因为有青少年帮派骚扰当地居民,因此被认为十分危险。该街区建立起‘互动式安全’警务制度之后,一名军警上尉被分派到该地区。他发现了主要的帮派头目,并且发信息请他来谈话。后来,上尉作为一名关怀青少年的成年人,也作为一位教育者和优秀的角色榜样和他建立了关系。

这个男孩以前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一位熟悉榜样。今天,这个男孩成为了警方的助手,在他的带领下,更多的青少年开始帮助警方,这个街区变得平静和安全了。这名上尉明白自己作为教育者及和平促进者的工作的重要性,他也明白,与社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才能对社区产生影响。”

——巴西公民教育项目咨询中心罗萨·阿尔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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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支持者群体 美洲 公民社会 政府

社会

全国 侵犯人权

 

团结合作

新的联盟——尤其是与意想不到的伙伴建立的联盟——能够加强人权倡导工作。让从前的对手站到你这边来,你不仅得到了一个盟友,而且还少了一个对手。打开从前关闭的沟通渠道,就能减少发生冲突和侵犯人权事件的可能性。与其他团体建立关系,你的事业就能吸引新的受众,获得更多的信任。与国际组织建立联系,让你有更强大、更灵活的盟友和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战略合作能够让倡导工作准备更充分,更有力量,更能代表所服务的社区。还能让倡导工作在主流社会、媒体和政府中获得合法性。如果人权倡导工作有着强大而多样的盟友,这一工作就更不容易受到攻击。

建立统一战线:在全国人权组织之间建立联盟,一致反对侵犯人权事件。

各个人权组织如果彼此合作,比每个团体只做自己的事更有助于改进一国的人权状况。秘鲁国家人权协调会证明,即使非常大规模的合作也是可能的。

秘鲁国家人权协调会是由六十三个主要人权组织结成的联盟。协调会组建于1985年,它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它能够把成员组织团结起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秘鲁国家人权协调会中既有城市组织也有农村组织,这种合作提高了秘鲁国家人权协调会在全国和国际上的合法性。政府官员建设性的参与,提高了秘鲁国家人权协调会的政治影响力。

1980年,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将军建立秘鲁军政权,之后“光辉道路”(秘鲁极左翼毛派反政府游击队—译者注)发动了武装革命,人权组织发出的声音被越来越多的暴行所淹没。1983-1984年间,有将近六千秘鲁人因政治暴力而失去生命。因此,创造一个独立于宗教和政治的空间,让各个组织联合起来,对秘鲁至关重要。

国家人权协调会的成功和力量来自许多因素,其中包括:

  1. 内部工作原则明确:在第一次会议上,协调会就决定,拒绝所有类型的暴力,独立于政党和政府,致力于民主建议,反对死刑。不支持这些原则的组织不能加入协调会。
  2. 共识决策:决策程序要求所有组织必须意见一致。虽然国家人权协调会中的组织来自全国各个地区,规模各异,但在做出决策,组建全国理事会和大会选举时,所有团体的发言权一律平等。
  3. 代表整个集体:内部的选举程序和各组织的代表达成一致的程序,让有关人员和组织在协调会内外有了合法性。例如,某人被组织成员推选参加国际会议时,参加会议的人不是代表某个特定的组织,而是代表国家人权协调会。
  4. 就共同处理的重点问题达成一致:每隔两年,各成员组织就要举行一次全国大会,决定国家人权协调会要处理的重点问题。有关这些问题的具体工作由执行秘书处在全国范围内集体处理。执行秘书处是一个常设机构,负责执行全国理事会和大会的决定。执行秘书处的秘书长由选举产生,任期两年,担任协调会的官方发言人,负责召集、组织和主持会议。国家人权协调会只在各成员组织关注的议题以外,针对人权侵害最严重的领域开展活动。

通过协调,国家人权协调会实际而有效地在全国范围内动员了民众,比单一组织或临时联盟产生的影响力更大。例如,在秘鲁前总统藤森威胁要退出美洲人权法庭(该法庭位于哥斯达黎加圣荷西市,是1979年根据美洲三十五个国家签署的《美洲人权公约》而设立的。法庭主要有两个功能:为发生在成员国境内的人权侵害事件作出裁决;为成员国之间的冲突提供咨询。其中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共和国、危地马拉、海地、墨西哥、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苏里南、乌拉古和委内瑞拉等十九个美洲国家承认其普遍管辖权。其他美洲国家承认就个别案件接受该法庭管辖。1999年,秘鲁总统藤森曾经宣布退出管辖,但是2001年新的秘鲁总统巴伦廷·帕尼亚瓜推翻了藤森的决定。——译者注)时,国家人权协调会在一周之内就动员了全国民众起来反对。所有成员组织都签署了一份反对总统提议的声明,还动员了另外四百多个组织一起行动。然后,每个组织都在各自的社区中采取了措施,争取民众公开发言反对藤森。正因为国家人权协调会有着明确的立场、信誉和组织结构,才使这一切有可能发生。国家人权协调会是在暴力和极端违反人权的氛围中成立的,它证明了,在逆境中实施这种建立联盟的战术是可能的。然而,国家人权协调会真正取得成功,不仅因为在艰难时刻人们需要团结起来,而是因为它有明确的目标、稳定的架构、合作的原则以及反对暴力的明确立场,使该组织具备了合法性。国家人权协调会的这些原则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为协调会的长期成功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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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结合作 美洲 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 全国 普遍人权

与警察部门公开对话:创建一个长期的公共论坛,让警察和普通公民能够一道解决人权方面的问题和其他影响警察与社区关系的问题。

在许多社会中,警察部门与民众之间都会发生摩擦。不良的沟通可能会导致侵犯人权事件,或者损害公共安全。尼日利亚的一个团体找到了一种创新的方法来架起沟通的桥梁。

尼日利亚执法教育中心创建了一个公共论坛,让民众和警察可以一起讨论他们关心的问题,表达公民对犯罪和警察行为的不满。

社区和警察可能会发现,他们之间陷入了不信任的循环。社区成员对警察的胡作非为、暴行和腐败不满,警察也认为社区成员充满敌意,不配合调查。

在尼日利亚,警察部门的中央集权式结构使问题雪上加霜:警方的议程和政策是应用于整个国家的,这导致警方的执法重点与当地社区的需求之间存在差距。

尼日利亚执法教育中心弥合这一差距的方法是给当地政府写信,提议在社区建立一个公共论坛。该团体在得到地方政府的答复及当地警察部门的合作和承诺之后,会举行一个伙伴关系研讨会。研讨会的内容包括:对警察和社区成员进行解决冲突的培训,讨论警方如何回应当地民众的投诉,讨论如何在该地区实施尼日利亚执法教育中心的项目。这些研讨会让每个社区都能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项目的发展。然后,尼日利亚执法教育中心会雇佣两名社区成员,负责论坛协调工作,为期两年。两年期结束之后,社区就必须自己找到方法来维持项目的运转。

尼日利亚执法教育中心的战术,给社区成员和警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可以分享各自关心的问题,克服官僚体制带来的障碍。使这一本来充满冲突的关系双方得到了互相尊重的机会:合作而不是冲突。假以时日,这一过程可能打破不信任的循环,奠定一个新基础,让警方认识到,他们的职责是为民众服务,让民众认识到,他们可以帮助警方履行职责。这既能减少警察的暴力行为,也能减少平民的犯罪行为。这一项目已经在尼日利亚的六个地区的十四个行政区实施。

误解和不信任会造成许多群体之间的摩擦,因此,这一战术可以用于在其他经常发生冲突的群体之间建立和改善关系,例如在少数民族之间,或者在企业主和工人之间。要注意的问题是,围绕困难的问题,双方可能会出现情绪和激烈的争吵。主持人必须有能力处理这一问题,还要准备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要处理这些问题。一次性的会议可能没有尼日利亚执法教育中心的长期策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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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你的盟友:发现盟友,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并且保持合作关系。

有时,不信任不仅会出现在人权组织与外部机构之间,也可能出现在各个人权组织之间和某个人权组织内部。非洲大湖区(是东非大裂谷和大裂谷周围一系列湖泊的总称,包括肯尼亚、坦桑尼亚、卢旺达、布龙迪和刚果民主主义共和国——译者注)的一个团体正在致力于跨越国界和根深蒂固的相互不信任来克服这一问题,以便合作监督该地区的人权状况,迅速传播侵犯人权事件的信息。

大湖区人权联盟(LDGL)是一个伞式组织(是由一些成员组织组成的协会。伞式组织与其成员组织的关系类似于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他们共用一个名称,协会和成员组织共同协调活动或共享资料,但各成员组织独立核算和运行。——译者注),他们的目标是维护布隆迪、刚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卢旺达的二十七个成员组织之间的联盟关系。大湖区长期遭受意识形态、民族之间的不信任和仇恨导致的暴力,冲突不断。这种冲突也反映在该地区某些组织——甚至包括某些人权组织之中,他们的行动所代表的民众范围非常窄,而且以种族为基础。

大湖区人权联盟建立了一个系统的对话程序,原则是以人道精神为基础,与来自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们互动,争取成功地建立对话和分享信息。

在大湖区人权联盟内部出现分裂时,各组织的领导人会试图了解造成争端的潜在问题。然后他们标出潜在的盟友,找到最有可能保持建设性关系的对话途径。大湖区人权联盟根据建立信任与合作的能力来选择参与对话的人。采取每一个行动时,大湖区人权联盟都会选择能够建立信任的语言和行动,使联盟成员相信,他们会受到尊重,他们关心的问题会得到处理。

成员组织着手解决待处理的问题——尤其是有争议的问题——之前,大湖区人权联盟会确定问题所在,真实或可能的争议领域,想要达到的目标,以及达到目标所需要的联盟关系。大湖区人权联盟还会确定参与对话的消极盟友、潜在盟友和积极盟友。

摩擦常常发生在联盟成员之间,尤其是在经常发生在冲突的地区开展工作的联盟成员之间。这需要有周密而敏感的对话系统来处理摩擦发出的信号,而不是责怪“坏人”的挑拨。联盟的工作比较困难的部分是,让发生摩擦的双方理解对方在该地区的行动。如果在联盟会议上没有达成共识,联盟就会向有关组织派出可靠而且值得信任的成员组织代表,以便更好地理解各方的观点,并且提供支持。

通过这种持续的建立和维持关系的过程,联盟成功地创建了一个由整个地区的各种组织组成的强大的网络,并且赢得了各方的信任,共同监督侵犯人权的事件和迅速传播侵犯人权事件的信息。

建立一种机制,在召集成员或团体就有争议的问题举行对话之前详细标出盟友,是这一战术成功的关键。这一战术也可以用于例如人权组织分裂,相互竞争稀缺资源和注意力等情境中。联盟很脆弱,往往需要持续的对话和精心培育,才能继续团结一致和有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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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密集地监督:与跨国公司签订合同,监督其供货厂家的劳动条件。

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要求跨国公司改善人权,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将某一个公司的行为准则与其海外供货厂家的实际情况相对比。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收集、调查并且独立发表有关信息,揭露那些不尊重人权的企业。

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对危地马拉的服装厂和农产品出口业的劳动条件进行了长期、密集、独立的监督,检验其遵守国际接受的劳工标准的情况。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总部位于危地马拉市,是一个独立的监督组织,1997年由公民社会团体成员组成,它既不是企业的管理顾问,也不是劳工权利的倡导者。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的工作方法是,先与一家公司——如丽资克莱本公司——建立联系,然后与之达成协议,协议允许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在事先不通知的情况下全面接触和调查丽资克莱本公司承诺支付服务费的产品制造工厂。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会将调查结果独立发表在自己的网站上。

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不是对某个产品制造工厂进行短期访问并撰写一次性报告,而是会监督该工厂至少六个月。它试图给产品制造工厂中的劳动关系“拍电影”,而不是“拍快照”。受过培训的监督员在事先不通知的情况下,每月访问工厂若干次,检查工厂的记录,要求管理层就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解释厂方的政策,对生产设施进行“感官检验”,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时间以外与工人见面交谈,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还开通了一个热线电话,确保工人可以随时与监督员联系。和工人的谈话用西班牙语进行,而且严格保密。跨国公司要保证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能够全面接触生产设施、人事档案、管理层和工人。

监督从“社会审计”开始——监督员以此来描述产品制造工厂中的劳动关系。例如检查是否有投诉程序,以及投诉程序是否管用。监督员会详尽记录工人的工作条件,包括是否存在工业化学品,以及如何处理工业化学品;是否有盥洗室,以及盥洗室的使用情况;是否有现场医疗保健设备,以及是否遵守了其他健康和安全标准。

然后,监督员会彻查工资记录,员工福利开支,生产奖金和加班费规定的遵守情况。他们会认真调查工人的投诉,并提交一份报告。如果投诉没有得到证实,报告中会说明投诉没有得到查明的情况。

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的监督和检验活动,导致各个公司都要求供货商证明它们全面遵守了劳工权利条款。例如,一位为丽资克莱本公司的供货商工作的未成年人投诉说,她的经理不允许她按照当地法律和丽资克莱本公司行为准则的要求早点下班去上课。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记录了这一违规情况之后,丽资克莱本公司对这个经理的做法进行了干预。随后,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审核了所有在该工厂工作的未成年人档案,要求供货商采取行动,确保所有打工的未成年人都有法律要求的父母同意书,确保工厂遵守未成年人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三十五个小时的法律规定。

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还报告说,在接触供货商时遇到过一些问题,有些供货商不愿实施他们与跨国公司谈判达成的整治方案。例如,盖普的一个供货商一度拒绝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的监督员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步行穿过生产设施,或者在无人旁听的情况下与工人交谈。

虽然记录很难完美无缺,但是未能实施整治方案已经导致某些供货商的经理遭到申斥或者被解雇。被非法解雇的工人已经复职,超时加班已经减少,不当福利开支的问题已经改正。

世界各地所采取的监督方式各不相同,其中有对抗的方式,也有像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这样与公司合作的方式。公司行为准则检验委员会与国际企业建立合作而非敌对关系。它与这些企业谈判,要求企业为外界的独立监督项目提供资金,然后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让监督工作比平常更进一步。它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场所,让工人可以投诉而不必害怕报复,以此鼓励工人参与改善自己工作条件的行动。它还雇用了当地的监督员,这些监督员比外国人更了解当地的情况,更能与工人建立联系。要使这一战术发挥作用,重要的是要得到工人和管理层的支持。战术成功之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能从这种遵纪守法的文化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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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边界自治:建立跨国机构,倡导和促进原住民的权利。

有时,潜在的盟友显而易见,但让他们团结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萨米族人居住在北极圈内的四个不同国家,他们正在建立管理机构,该机构的工作是进行跨国协调,倡导涉及少数民族权利的跨国政策——尤其是倡导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直接影响的放牧权。

萨米理事会建立于1956年,它建立的目的是跨越国界——国界把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的萨米族人分散在不同国家——保持强有力的联系,以促进合作和保护原住民的权利。萨米理事会致力于为已经在这一地区——该地区目前横跨挪威、瑞典、芬兰和俄罗斯的科拉半岛——生活了超过一万年的萨米族人倡导权利。

萨米理事会的成员包括各个国家的全国性萨米族组织。理事会有十五个席位,根据四个国家的萨米族人口比例分配——萨米族人口总数超过十万人。萨米理事会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创建萨米议会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芬兰于1973年创建了萨米议会,挪威和瑞典分别于1987年和1993年创建了萨米议会。萨米议会是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独立政治机构,负责就涉及萨米族人利益的事务与各自国家的国民议会磋商。萨米议会虽然不能通过自己的立法,但是可以在国民议会推动倡议。

萨米理事会的成功,有助于同时在地方、全国和国际层面上将萨米族人组织起来。萨米理事会成员利用这一跨国组织,建设起自己的支持者群体,影响当地的政策变革。与此同时,萨米理事会还能利用小型的地方组织为萨米族问题的跨国协调工作提供支持。萨米理事会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工作是起草《北欧萨米公约》。2002年,挪威、瑞典、芬兰各国政府和萨米议会同意建立一个由萨米族和非萨米族成员组成的专家小组,在2005年拿出《北欧萨米公约》草案。该公约将处理与民族自决和土地权利有关的基本问题,以及国家间合作、萨米议会、文化遗产保护、环境保护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驯鹿牧人在跨国境土地上放牧的权利——放牧驯鹿是萨米族人的主要生活来源。

此外,萨米理事会对于在联合国建立原住民议题常设论坛,对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设立原住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做为各自国家的少数民族,各个萨米政治机构在决定对他们有影响的政策方面的权力较小。不同国家的萨米组织团结起来,使他们能够在倡导自己的权利时有了大得多的力量——这清楚地证明了团结合作的价值。这一战术也能在促进地方层面人权问题的同时,影响全国、区域和国际机构的决定。类似的团结合作,也能在其他利益团体或人权问题跨越国界的合作中发挥作用,这种情况越来越经常出现。

“我们试图与本国政府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但不能牺牲我们的权利。我们与政府保持了不间断的对话。我们总是试图了解更多的情况,试图比与我们谈判的政府的代表更了解这些问题。”

——萨米理事会人权小组负责人马蒂亚斯·阿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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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国际 原主民权利

教育下一代:与政府合作,将人权教育纳入公立学校的课程。

公立学校是建设人权文化的重要机构。阿尔巴尼亚一个团体与政府合作,让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为参与民主社会做好准备。

阿尔巴尼亚人权中心(ACHR)与阿尔巴尼亚教育部合作,让人权教育进入该国所有公立学校的课程。该团体利用国家转型时期,与新的民主政府的官员协商,启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长期项目,让年轻的阿尔巴尼亚公民为充分参与民主社会做好准备。

1991年,经历了四十五年压抑的共产主义独裁统治之后,阿尔巴尼亚面临着一个充满了民主的可能性的新世界。但是,遗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堆积如山,而且该国的制度基础并没有准备好来面对这些问题。要想充分利用新的民主制度,阿尔巴尼亚人需要有一个能够让公民学会批判性思维,并且鼓励政治参与的教育体系。

阿尔巴尼亚人权中心发展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将人权教育纳入该国所有公立学校的正式课程。该团体利用国家转型时期的政治开放,获得了阿尔巴尼亚教育与科学部的书面承诺,在公立学校实施人权教育。

然后,阿尔巴尼亚人权中心开始项目试点:为一群教师骨干举办了大型培训课程;根据阿尔巴尼亚课堂的需要改写了国际人权教材;开发了各个年级的活动手册;创办了试点学校。试点学校的教师和管理者帮助培训所有其他教师,内容包括人权理论和人权历史,国际机制和人权方法,以及课堂内外的活动。

第一个十年结束时,阿尔巴尼亚人权中心已经就许多主题开发了适合所有年龄组的课程教材,并且使用这些教材培训了成千上万名教师。他们在全国建立了四十二所试点学校,还在师范学院开设了人权教育培训课程。

阿尔巴尼亚人权中心对阿尔巴尼亚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设想,并且利用政治机会把这一设想变成现实。当时政府正处于转型中,急于向国际社会证明它对于人权问题的重视——1993年,阿尔巴尼亚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阿尔巴尼亚人权中心给政府提供了证明其承诺的方法,还帮助它履行公约的义务,因此获得了政府的合作。阿尔巴尼亚人权中心还通过引入教育专家和国际支持获得了持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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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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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

对人权实践者来说,资源永远是有限的。我们总是试图用更少的资源来做更多的事——人力、金钱和时间总是比我们真正需要的少。不过,有一项重要的资源是真正的可再生资源,那就是我们的技能。当我们拓展了我们自己和我们同事们的技能,或者把这些技能带进社区与新人分享之后,我们就能够用更少的资源和更少的时间来做更多的事。本节中的能力建设战术有两种基本方法:为人权实践者提供更好更快地完成工作所需要的技能;给表面上不从事人权工作的人提供促进人权所需要的技能。

促进专业化,促进人权:建立专业组织,提供支持和培训,促进执法人员的专业化。

利比里亚的执法官员认为,需要提高执法队伍对人权的尊重。

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LINLEA)的工作,是促进执法人员的专业化。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提倡如下观点:根据执法道德规范和警察道德准则的规定,执法官员应该成为重要的人权保护者和促进者。这些规范和准则要求执法官员尊重所有人都能享有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宪法权利。不幸的是,由于政治操纵,由于缺乏培训、纪律和领导能力,执法人员常常采取侵犯人权的不专业行动。建立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是为了在一个让执法人员愿意参与的环境中,对执法人员进行培训、支持和帮助。

为了创建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一些受人尊敬的执法官员邀请公私执法部门和机构的负责人参与建立了组委会,组委会制订了组织条例,任命了理事会。司法部长参加了启动仪式,增加了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的合法性。此后,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为其成员提供了各种服务,包括有关警察与调查程序、人权和领导能力等问题的培训;帮助完善执法专业标准的机制,比如投诉程序。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还超越执法机构的范围,与各个社区和组织合作,改善利比里亚的人权状况。

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成员通过支付会费的方式为组织做贡献。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五百多名执法官员参加的网络,他们代表了警察部门及其他执法机构将近20%的成员。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的刑事司法研究与教育中心为二百二十三名高级执法官员提供了领导能力与人权方面的培训,它也为执法机构的培训师和课程专家举办了培训师培训研讨会,还为执法规划人员和管理人员举办了政策制定与发展研讨会。

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主办了一个年度社交活动,加强联合会成员与其家人之间的联系;主办了一个公共论坛,加强执法部门和社区之间的联系。它还长期提供使执法人员受益的服务,包括颁发参加培训研讨会证书——这些证书帮助参加培训的执法人员得到升职;支持执法人员在执法机构内得到进一步深造;就免职和冤假错案等职业问题提供帮助和保护;在成员面临个人问题时——比如家庭成员死亡导致的财政困难——提供帮助。

许多组织都引进了执法官员培训项目。作为一个专业组织,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使用的方法需要执法人员本人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和努力。这能为专业行为——表现出对人权尊重的行为——提供激励,而且这一激励来自职业之内,而不是职业之外。这些激励是至关重要的:它们能建立组织力量,为想要改进自己行为的执法人员提供支持,为改变违反职业规范者的行为提供手段。由于利比里亚全国执法联合会的的组织者自己就是执法官员,因此他们特别了解执法人员面临哪些难题,需要什么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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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村地区也能使用法律系统:把地方领袖培训为调解人和人权资源。

在许多农村和省级地方,接触法律系统和争端解决服务的机会非常有限。乌干达的一个团体致力于通过培训当地民众的调解技能来改变这一状况。

提供新的技能、技术或组织系统的制度建设,常常让人权实践者从中获益。

乌干达人权倡议基金会(FHRI)为地方领袖提供培训,用司法系统以外的渠道为投诉的社区成员提供帮助。人权倡议基金会教给这些领袖如何告诉社区成员他们拥有的人权和宪法权利。还向他们传授法律技能,让他们能够提供调解、咨询和建议,使社区成员在遭遇侵犯人权事件时能够寻求救济,并且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乌干达许多农村地区的人们不知道自己拥有宪法权利,也不知道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无法寻求司法救济,因为法律系统都在城市里,使用法律系统的成本很高,而且使用的语言和方法让他们感到很陌生。

人权倡议基金会选择的参与者要能证明自己有领导能力,是社区中的重要人物,例如教师、商界领袖、社区长者和医务人员。培训课程长达一周,培训内容包括法律程序、讨论问题的方法和创建沟通网络的方法。他们还向参与者提供监督、记录和报告侵犯人权事件的技能。有些培训的参与者后来社区中某些专门的群体——比如妇女、儿童、老人——的负责人。

在完成培训之后,这些参与者就成为了法律助理志愿者,他们在社区成立会议中心,用适合自己社区的方法处理问题。这鼓励了替代性的解决办法——比如咨询、调解,利用已存在的农村自治组织,为提出申诉的申请人提供书面建议——使人们避免了使用正式的司法系统带来的困难和成本。

现在,人权倡议基金会已经培训了超过一千名法律助理志愿者,还出版了《法律助理参考手册》(可从人权倡议基金会处获得)。

这一战术增加了实现正义的途径。而且,在大多数人权倡导工作都与在地民众无关的情况下,它创造了一种在地方上倡导人权的手段。(泰国同柏同葆基金会也把法律教育带到了农村地区,但它更关注教育那些需要法律服务的社区成员,而不是培训地方领袖提供这些服务。见第123页)人权倡议基金会的战术也可以用于其他人们无法选择诉诸法律,而社区领袖愿意并且能够承担这一职责的情况。

这一战术的成功在于接受培训的社区领袖是社区中真正的道德权威,而且能够在使用新的调解技能的同时利用自己的道德权威。同时,短期培训也需要有长期的跟踪和支持作为补充。

你们的社区需要这种类型的战术吗?可以接受培训实施这种战术的地方领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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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权倡导者更有效率:利用信息专家和信息系统,帮助人权倡导者更有效地工作。

萨拉热窝大学人权中心关注改进获得人权倡导信息的途径。该中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信息系统,让一位信息专家在其中起核心作用。利用这一系统和专家的技能,其他的工作人员就能够更好、更有效地集中精力处理组织的核心任务。

在人权组织中建立图书馆或者档案部门,能够帮助工作人员促进信息的流动,管理保密档案,记录组织的历史,改进日常的运营。这一战术的关键因素包括一位有技术的图书管理员或者信息专家的参与,一个有组织的实体空间,一堆重要的资料,必要的软件和其他信息技术。

人权图书管理员能够给人权组织提供特殊的技能,包括技术知识、人权信息和档案方面的知识。图书管理员的职责是获得并评估与组织的核心任务有关的资料,安排如何在组织内部有效地使用和传播这些资料。后一项职责包括与工作人员密切合作,给信息分类和排序。

关键还要有足够的空间来管理这些资料,要给工作人员提供互动的场所。至少要有一个档案中心,其中包括给图书管理员办公用的空间、联网的计算机、书架和文件柜。核心藏书和其他资料取决于组织的任务和规模。总之,一个组织应该尽量拥有现在和将来的项目所需要的资料信息。

最后,一个有效的档案中心要有必要的软件(供编目、分类、索引等),还要有互联网连接,使图书管理员能够自由地获取信息。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萨拉热窝大学人权中心图书管理员的工作重点是满足人权倡导者自身的信息需要,让他们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使工作更有效率。萨拉热窝大学人权中心是一个相当大而且资金雄厚的组织。其他人权组织如果有足够的资源,也应该成立一个类似的信息中心,用于收集、保存相关资料——即使信息中心只有一名兼职员工或者全心奉献的志愿者——为人权工作及时提供完整准确的信息。图书管理员和信息专家要利用说服战术来说服有关组织及其成员:那些乍看起来对核心任务无关紧要的工作其实也很重要。

“我带回了人权中心的战术,我已经知道它很有用。我们决定建立一个图书馆。我和行政人员一起,花了好几个小时来完成申请文件。图书馆刚建起来的时候一片混乱,行政人员用了三个月时间才让事情走上正轨。这是一项大工程,她整个夏天都在工作。这些工作帮了我很大的忙。”

——匈牙利少数民族和种族法律援助组织贝亚·波德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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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侵犯人权事件:培训侵犯人权的受害者使用录像技术,曝光侵犯人权事件。

人权实践者常常需要向广大民众传播自己的信息。在一个有着先进技术的时代,人权实践者越来越需要掌握录像和广播技术。

黑箱基金会活动范围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它的目标是通过培训少数民族罗姆人为当地电视频道制作节目,来改善民众对罗姆人的态度。黑箱基金会的工作方法是建立若干个制片小组,培训他们制作电视节目,让节目在电视台播出,还要让不同的小组之间交换节目。

从1997年开始,黑箱基金会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十二个地点培训了大约一百五十名罗姆人,以便向当地的电视观众讲述他们的故事,让人们了解哪些问题对他们的社区有影响。黑箱基金会还征集了不同民族的人参与这一项目,把罗姆人和其他民族的人编成五人一组的种族混合小组。黑箱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首先努力与小组成员建立信任关系,也让小组成员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他们在一起讨论每个人的观点,处理项目中出现的敏感问题。然后各个小组学习电视制作技术,还要就少数民族问题咨询专家的意见。

在培训的最后三天,黑箱基金提供摄影机、灯光、麦克风和其他必要的设备,让各小组制作他们的第一部电视节目。然后,各小组每月要为当地的电视台制作节目,他们使用自己的资源独立工作,基金会负责协调,让他们的节目能获得固定的播出时间。在培训之后的六个月里,黑箱基金会会对各小组进行指导和监督,各小组也要互相交换他们制作的节目。

制片小组的成果各不相同。许多小组仍然定期在当地电视台播出节目,另一些小组现在则利用他们的技术和设备记录自己组织的活动。

由于这一方法取得了成功,黑箱基金会为有兴趣成为电视专业人士的罗姆族学生开办了一所一年制的制片学校。

黑箱基金会的培训项目帮助改变了这一地区的人们看待少数民族的方式,减少了歧视和偏见。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罗姆人常常与多数族群隔离,他们的问题被隐藏了起来,他们得不到和普通人一样的教育资源和其他资源。黑箱基金会的培训项目不仅给参与者提供了讲述罗姆人的故事所需要的技,还帮助他们把这些故事在多数族群的成员可以收看的媒体上播出。这帮助创造了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少数族群和多数族群可以合作,共同促进所有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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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酷刑记录下来:创建专家联络网,把酷刑记录下来,并且为受害者提供支持。

肯尼亚的一个团体与医生和律师合作,曝光由执法机构实施的侵犯人权行为,提高人们对酷刑问题的认识。

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IMLU)是一个为受害者及其亲属提供服务的医生和律师组成的联络网。他们提供的服务包括对执法机构控制下的非自然死亡案件进行独立尸检,记录疑似酷刑的案件,向囚犯和酷刑幸存者提供医疗和法律援助。

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组织联络网的初步工作,是游说组建一个名为肯尼亚医学会人权常务委员会的专业委员会,和一个支持结束酷刑的律师团体。医学会人权常务委员会建立之后,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持续举办了很多场研讨会,以提高医务人员和律师处理酷刑问题的能力。这些研讨会在全国各处举办,主题包括人权的定义,与监狱部门建立关系,对专业人士和政府官员进行人权法与侵犯人权问题的教育。

为了接触酷刑受害者及其亲属,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与全肯尼亚的各种宗教机构、律师、医生和NGO建立了工作关系。经介绍前来的客户可以要求对其死亡的家庭成员进行尸检,尸检结果会按照医学和法律指南仔细记录下来。

发现酷刑的证据之后,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会鼓励客户寻求法律救济。对于那些支付不起法律费用的客户,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会推荐他们去一个提供无偿法律服务的律师和NGO联络网,该联络网的目标是追踪公益案件,会帮助酷刑受审者提起诉讼,要求法律处罚酷刑实施者。

由于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持续努力曝光肯尼亚的酷刑案件,有若干案件被起诉到法庭,导致社会对囚犯的福利和待遇的关注有所增加。监狱当局也表示,他们有意愿改善监狱的条件,减少使用体罚或酷刑。2002年底,肯尼亚新政府上台之后,有更多的政府官员开始与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合作,以改进人权工作。

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通过整合一个专业人士组成的联络网,培训其成员把酷刑案件记录下来,提高了肯尼亚人对酷刑的认识,加大了当局防止酷刑的压力。联络网利用一些医生和律师希望使用自己的知识促进人权的想法,增强了全国对结束酷刑问题的支持。

然而,这一工作也遇到一些困难:对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的服务需求常常超过他们向受害者提供支持的财政能力;联络网的律师多数居住在首都内罗毕,使农村地区的受害者得到回应的速度往往比较慢;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记录尸检结果时,遇到过警察的干扰和恐吓。出现这种情况时,独立医学-法律联合会会与其他NGO一起发表谴责干扰的公开声明,让公众了解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且对警察提起法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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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权事件广为人知:让NGO在人权倡导工作中使用录像技术。

“目击者”组织(WITNESS)帮助国际上的人权组织将录像技术作为一种人权工作的倡导工具。“目击者”及其合作伙伴制作的录像,使观众直观地感受到了人权侵害事件,这些录像可以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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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律诉讼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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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侵犯人权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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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提交给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书面报告的补充,以平衡关于该国人权状况的官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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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草根组织的教育和动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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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闻广播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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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互联网促进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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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纪录片,在全世界的电视台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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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者”成立于1992年,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市,该组织就各种问题与五十个国家的一百五十多个团体建立了伙伴关系。这些问题从中美洲对流浪儿童的“社会清洗”,塞拉利昂内战期间对妇女和女童的性虐待,一直到美国的血汗工厂和缅甸的无家可归者的困境。

“目击者”选择那些想要进行长期的能力建设,以便有效使用录像技术的合作伙伴,还选择那些录像能够打破平衡、决定成败的特殊运动。与某一个团体建立合作伙伴之后,“目击者”就会给该团体提供录像设备和培训,举行关于录像技术的研讨会,对在人权工作中使用录像技术的人进行强化教学,对制作的影片进行系统性评估,提供后期制作辅助,对制作的影片提供建设性意见,使影片制作得更有力量。

然后,“目击者”及其合作伙伴会围绕所收集到的录像发起宣传运动。运动有许多组成部分,包括广播和发行平台,与其他组织和网络合作,有针对性地向关键受众放映,为观众提供采取行动的机会。运动可能很有针对性,例如利用录像来影响关键决策者。运动也可能很广泛,例如围绕特定的问题动员年轻人。录像会保存在“目击者”的档案库中,该档案库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权信息资料库,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使用。

“目击者”承认,使用摄影机既有可能保护人权倡导者,也有可能使他们陷入危险之中,这要取决于当地的环境。“目击者”利用自己的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的经验,帮助其他人制定安全而切合实际的策略。“目击者”强调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性,还会明确地解释在摄影机前说话的风险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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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证据能够制止侵犯人权的行为

“目击者”的合作伙伴收集的证词和制作的强有力的录像被用于许多方面。机智而战略性地使用录像宣传的一个例子,是“目击者”与维护精神残疾人权利国际组织(MDRI)合作,记录了巴拉圭精神病院中的恶劣条件。

“胡里奥和豪尔赫是两名青春期的男孩,他们和其他四百五十八个人一起被关在精神病院医院——赤身裸体地被关在空荡荡、没有浴室的单间里。房间散发出屎尿的恶臭,墙上涂抹着粪便。这些男孩每隔一天有大约四个小时的时间在丢满垃圾和碎玻璃的户外围栏中活动。

2003年12月,维护精神残疾人权利国际组织向美洲国家组织(OAS)下属的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IACHR)提交了申请,要求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为这些男孩和医院中其他人的权利进行干涉。

除了案情摘要之外,维护精神残疾人权利国际组织还提交了与‘目击者’一起拍摄和编辑的录像,其结构按照几份对巴拉圭有约束力的国际人权文件所阐述的条款来编排。这些人权文件指出,病人有法定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命权和得到人道待遇。录像使用的影像能够清楚地证明,巴拉圭未能履行其人权义务,影片让观众直观的感受到了巴拉圭的人权问题。

这导致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首次批准采取紧急措施,保护精神病院中的病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这一先例现在也被用于美洲地区的其他国家。然后,维护精神残疾人权利国际组织和‘目击者’在自己的网站上连续播放录像,以引起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他们还与CNN的西班牙语部合作进行了后续报道。巴拉圭总统和卫生部长视察了医院,随后医院院长被解雇。政府还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有关问题。

向公众曝光这一问题之后,维护精神残疾人权利国际组织和‘目击者’呼吁关注公立心理健康机构的恶劣条件,为改革征得了进一步的支持。媒体在事件展开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帮助促进了重大的变革。

虽然在本书出版时,胡里奥和豪尔赫的病房还在翻修,但是他们已经不再被关在很小的单间里了,现在他们可以得到衣服,也可以洗淋浴,还有二十四小时的护理。巴拉圭卫生部正在与泛美卫生组织(PAHO)合作,促进精神残障人士融入社会。

‘目击者’和维护精神残疾人权利国际组织的合作,带来了制度变革的结果。但是,要确保人权倡导者能够利用录像带来的势头跟踪案件的进展,以保证精神残障人士能够得到成功融入社会所需要的支持和服务,还面临着很多挑战。

‘目击者’的合作伙伴成功地利用了录像。例如,许多人通过收集证词,讲述直接受到人权侵害事件影响者的故事,来制作强有力的影片,这种做法在人权运动中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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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履行承诺了吗?创建志愿监督员联络网,说服地方和全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承诺。

斯洛伐克的一个团体正在监督政府遵守国际人权承诺的情况,并且用他们发现的问题说服政府履行这些承诺。

斯洛伐克的人权倡导者联盟(LHRA)在少数民族罗姆人中组建了一个人权监督员网络,以确保国际人权条约在地方一级得到执行。为了成为欧盟成员国,斯洛伐克批准了许多与人权有关的条约。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宪法也规定,议会已经批准并通过成为法律的国际人权条约的地位高于国内法。尽管如此,斯洛伐克的人权纪录仍然常常遭到批评。

人权倡导者联盟的监督手段,弥合了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地与制定预防或制止侵犯人权事件的政策、法律、条约之间的差异。有关侵犯人权事件和预防或制止侵犯人权事件发生的法律和政策的讨论,通常只发生在高层的政治和外交论坛上。人权倡导者联盟招募了来自权利被剥夺的罗姆人中的四十八名志愿者担任人权监督员。监督员要学习国际法和国内法律规定了他们有哪些权利——他们通常是第一次学习这些内容——然后与人权倡导者联盟合作,在自己所以城市的市政厅、警察局、学校和社区落实这些权利。地方监督员提供的信息,被用于报告国际法和国内法律在斯洛伐克造成的真实、实际的影响。

招募罗姆人监督员的工作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的。人权倡导者联盟先培训他们有哪些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和国内的法律文件,有哪些负责实施这些法律的政府机构,然后安排有警察、市长、社区领袖等人参加的情况介绍会,增加监督工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人权监督员网络分布在斯洛伐克的八个地区,这些地区协调人要与人权倡导者联盟总部合作招募和培训人权监督员。

人权监督员准备好从事自己的工作之后,人权倡导者联盟就会发给他们一张身份证明卡,还会给他们提供向地方当局出示的介绍信。当怀疑某个社区有侵犯人权事件发生时,人权监督员就会前往该社区,向受害者和有关当局收集信息。需要监督的问题包括工作条件、生活条件、教育、医疗保健、政治参与、种族暴力、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使用机会。

人权倡导者联盟的全国办公室会把所有人权监督员的工作综合成一份定期报告,还出版了自己的期刊。这种监督战术的结果是,许多发生在地方一级的侵犯人权事件被曝光,更多的侵犯人权受害者开始上门投诉。随着时间的推移,斯洛伐克政府也颁布并实施政策,改善教育、住房和工作方面的歧视问题。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人权倡导者联盟使用的战术,其独特之处在于把压力和促进结合在一起。帮助罗姆人的人权监督员了解自己的权利,并有能力采取行动。斯洛伐克政府正在争取加入欧盟,这也为提高人权监督员工作的影响力创造了机会。这一战术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把国际法应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一战术在那些已经签署了人权条约,而且关心国际社会如何看待自己的人权纪录的国家,有对侵犯人权事件施加影响的力量。

“我们的战术让斯洛伐克政府很不舒服,有时我们还会遭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迫害。不过我们的目标——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已经逐步得到实现。政府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朋友,有时还是我们事业的合作伙伴。”

——斯洛伐克人权倡导者联盟哥伦布·伊哥堡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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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儿童倡导自己的权利:让儿童获得信息、技能和支持,使他们能够倡导自己的权利。

有了技能,得到了适当的信息之后,儿童也能捍卫和倡导自己的权利。

印度的“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组织(CWC)让儿童能够组建工会和自治委员会之类的正式组织来倡导自己的权利。通过这一工作,“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组织加强了儿童——尤其是工作中的儿童和本来可能会被边缘化的儿童——对与自己有关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的参与。从1980年起,“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组织就积极开展这一事业。目前,该组织在卡纳塔克邦的五个地区开展工作。

“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组织向工作中的儿童赋权的初步成果,是创立了“比马僧伽”——一个属于工作中的儿童,由工作中的儿童管理,为工作中的儿童服务的工会。“比马僧伽”在卡纳塔克邦有一万三千名儿童会员,是“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组织重要的合作伙伴——“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的工作,是让儿童能够在决策和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比马僧伽” 自1990年成立以来,就是工作中的儿童权利的有力倡导者,该组织也同样关心提高工作中的儿童的父母和社区的生活质量。“比马僧伽”也帮助全国和地方其他工作中的儿童组建自己的工会,还在全国和国际的“工作中的儿童运动”中发挥作用。

既然儿童们能够对与自己有关的项目和政策产生影响,他们也希望在社会管理工作中有正式的地位。因此,儿童们建立了后来被称为马卡拉或者“儿童政府”的组织,该组织由社区中的儿童选举产生,组织结构由儿童设计,作用和领导风格由儿童决定。“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组织设计了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就是通过一个由成人和儿童组成的专项工作小组——该小组的负责人就是该地区的行政长官——把“儿童政府”正式纳入村政府。“儿童政府”的选举由正式的政府行政机关举行,它的秘书由专项工作小组中的成人担任。

“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组织教给儿童们研究、记录、沟通、协商和倡导的技能。儿童们使用戏剧、木偶戏、歌曲、出版物、墙报、录音和录像工具来宣传自己的立场和原则。他们会说明自己的当务之急,用事实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还会倡导改革。为了与当地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儿童们不会直接参与政府的工作,但他们会积极参加政治问题的讨论。

通过有组织地参与地方政府和地方政治,儿童们变得更有自我意识,他们向国家问责,参与公共事务,也帮助其他边缘群体——比如妇女和少数民族——改变自己的处境。

现在,成千上万名儿童正在参与管理自己的村庄,有着传统封建和家长制观念的成年人也变成了儿童权利倡导者。成年人认为,让儿童们积极、平等的参与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看到,这种参与已经给整个社区带来了好处。(选自南达拿·雷迪、卡维塔·拉特纳《儿童参与之旅》一书,2002年出版)

在处理地方层面上的各种问题——包括水资源和燃料问题、住房问题、老人和残疾人津贴问题、剥削童工问题、药物滥用问题、童婚问题——儿童组织都显示出强大的力量。他们也对邦、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的儿童政策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组织的工作基础,是向工作中的儿童赋权,让他们筑起自己的第一道权利防线,并且以知情的方式参与所有与自己有关的决策。“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组织已经证明,这些儿童所面临的困难和糟糕的生活条件,可以通过教育、赋权和与成人建立伙伴关系做出改善。“关注工作中的儿童”组织与地方政府、社区和工作中的儿童通力合作,实施各种全面而可持续的、切实可行而适当的解决方案。其结果是,所有社区成员的生活质量都有所提高,这只有在儿童们的参与下才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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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认识

让社区中的所有人都认识到人权问题,是建设一个热爱人权的社区的第一步。如果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可能就会接受、纵容或者忽视政府、统治阶级和其他当权者侵犯人权的行为。本节中的战术,既能够提高对于人权概念的认识,也能够提高对于具体问题的认识,例如如何将人权应用于个人或者社区。

在我们所描述的多数情境中,人权工作所面临的挑战,关健在于如何让人们看到人权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与世隔绝的社区中的人们往往不觉得自己有权利,他们可能不知道国际公约或者国内法律,也可能不认为这些法律也适用于自己。而发达国家的人们可能会认为,“人权问题”表达的概念,只属于遥远、贫穷的国家。

农村法律教育:告诉农村地区的人们他们有哪些权利,让他们在律师的帮助下捍卫这些权利。

地理、文化或风俗方面与世隔绝的社区缺乏知识,可能是那里的人们不能充分行使权利的最大障碍。泰国的一个团体把社区教育——通过小品和研讨会进行——和接触法律系统结合起来,让人们不仅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且能够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

泰国的同柏同葆基金会(TTF)除了给农村居民带去关于基本人权和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影响的法律的培训之外,还带去了免费的法律援助。1990年代,泰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但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人口不仅经济贫穷,而且对泰国法律所保障的权利毫无认识。这使那里的人们很容易遭到腐败官员和高利贷者的剥削。

同柏同葆基金会的法律下乡培训,针对的是教师、学生、社区领袖、贫困农民和妇女。同柏同葆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律师志愿者通常是应那些与政府官员发生矛盾的村民的请求,去农村举办周末培训班。在两天的培训中,主要进行宪法、人权法、婚姻法、贷款与抵押法、劳工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知识的讲座和讨论,用根据法庭案例改编的戏剧作为讲座和讨论的补充。

培训完成之后,参与者会收到律师附有照片、姓名和签字的名片。每张卡片背面都列举了嫌疑犯的权利:保持沉默的权利,接受法律援助的权利,知道对自己指控内容的权利,获得保释的权利。村里还会成立一个由五到七人组成的地方法律助理委员会,以确保人权标准得到遵守,并筹备组织下一次培训课程。

同柏同葆基金会讲授的不是遥远、抽象的概念,而是村民们能够用来主张自己的权利的实用信息和技能。不要低估送给每个参与者的律师名片的力量,它让村民们知道,在人权遭到侵犯时有人可以求助,这不仅在心理上有支持的作用,还能让别人不敢随便侵犯他们的权利。

这一战术在全世界的农村地区和与世隔绝的地区都很有价值,那些地方的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或者不认为自己能够利用司法系统。这一战术让侵犯人权的受害者能够把法律诉讼作为寻求正义的手段。乌干达的一个类似的战术,也告诉偏远地区的人们自己拥有的权利,而且还提供了调解的途径(第112页)。

还有哪些“权力的象征”(如本例中的名片)能够帮助人们行使本来无法行使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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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戏剧打破沉默:利用戏剧打破对敏感的人权问题的沉默,并提供人权教育。

塞内加尔的一个团体向因为文化规范而遭到孤立的社会阶层提供权利保护的信息。

非洲全面发展资源组织(RADI)向妇女提供有关家庭暴力的教育,使用的方法是戏剧小品和非正式讨论——这些讨论由非洲全面发展资源组织的法律助理进行引导,讨论的内容是有哪些法律资源可以保护自己的权利。非洲全面发展资源组织使用戏剧的形式,是为了在塞内加尔打破与家庭暴力有关的沉默。

在塞内加尔,家庭暴力——尤其是带有性因素的家庭暴力——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人们很少会向当局报告此类案件。塞内加尔人口中有95%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认为宗教教义允许某些形式的家庭暴力。在这样一个国家,非洲全面发展资源组织需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提高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因为文盲很普遍,也因为戏剧表现形式正在塞内加尔复兴,所以非洲全面发展资源组织选择以戏剧的手段影响受众,提高人们对于家庭暴力问题的认识,并且让人们知道有哪些资源可以使用。

非洲全面发展资源组织带去了著名的演员,从观众中挑选妇女和演员一起表演十分钟有关家庭暴力的即兴小品。参加表演的妇女和观众们的反应显示,她们很熟悉小品中出现的情景。这些小品的结局都是悬而未决的,然后让法律助理主持讨论,面对家庭暴力可以做出哪些选择,可以采取哪些救济措施。法律助理也要提供可用的刑事和民事法律资源。

非洲全面发展资源组织的这一战术,利用了两种重要的文化资源:第一,在塞内加尔,戏剧已经成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通俗易懂的教育方式。第二,这些节目是围绕恩伯泰斯——即妇女们传统的非正式聚会——来设计的。通常情况下,这各方式可以确保她们充分进行团体讨论。非洲全面发展资源组织的报告说,参加戏剧和讨论会的妇女不仅学到了有关权利的知识,她们大多数还会把这些知识传播给朋友和家庭成员。

许多团体都曾利用戏剧和表演来促进人权,不过非洲全面发展资源组织使用的形式是把法律和戏剧结合起来。非洲全面发展资源组织成功地影响了受众的部分原因,是它利用了恩伯泰斯这一现有的社会结构。戏剧也激发了妇女的参与,还给参与者提供了一层保护:即促进了交流,又不必讨论她们的隐私。

你们社会中有哪些文化传统给某一特定的人权问题的讨论制造了障碍?可以利用哪些文化传统克服障碍、打破沉默?

“谴责家庭暴力的妇女人数正在上升。在某些案例中,妇女已经开始逃离家庭,并且试图解除婚姻关系。”

——塞内加尔共和国副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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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传统:利用艺术,把人权与当地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

人权可能会被视为某种来自外界或者上层强加的东西。在阿拉伯世界开展工作的一个地区人权组织促进人权的方法是,证明人权也是本地文化的一部分。

埃及开罗人权研究所(CIHRS)运用文学艺术的方法证明,人权自古以来就是阿拉伯文化所颂扬的。虽然许多阿拉伯国家支持《世界人权宣言》(UDHR),但也有一些阿拉伯国家把《世界人权宣言》和更加普遍的人权保护视为西方概念。

开罗人权研究所运用各种方法证明,人权一直植根于伊斯兰的民间传说、文学和电影中。例如,他们邀请艺术家参加每月一次的电影放映会,在这些放映会上,特邀发言人会以人权为背景讨论这些电影。电影导演和评论家也常常会出席这些放映会。这种人权电影活动还是第一次在阿拉伯世界出现。

开罗人权研究所还出版了一系列题为《艺术与文学中的人权》手册,这些手册强调文学艺术在传播人权概念中的作用。到本书截稿为止,他们已经出版了十本手册。他们也鼓励艺术家用有吸引力的形式来表现他们与人权价值观有关的经验。

开罗人权研究所通过举办电影活动和出版系列手册,建立了一个对促进人权感兴趣的艺术家联络网,他们鼓励艺术家创作在当代社会中促进人权的项目。有时,开罗人权研究所也会选择一些特定的题目或者议题,确定艺术方法可以如何发挥作用,然后去找那些曾经通过各种艺术媒介成功地创作过类似主题的联络网成员进行创作。

开罗人权研究所通过这些途径,使人们认识到埃及和阿拉伯文化与人权的相关性。

为了奠定一个普遍支持人权运动的社会基础,开罗人权研究所采用电影、艺术、文学等手段,帮助阿拉伯人理解人权与阿拉伯文化之间的联系,驳斥人权是西方泊来品的观念。

这一方法是长期的,不可能马上给社会带来变革,而且,它最有可能吸引的是那些对艺术感兴趣的人。如果这一方法能够从传统文化——那些多数人都觉得与自己有直接关系的文化形式,比如民族史诗和童话——中找到渊源,就能影响到更多的人群。

当地的文化传统、神话和文学也能作为让人们理解人权原则的教育工具。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全球皆姐妹研究所(SIGI)使用非正式的教育模式,用当地的文化符号帮助穆斯林妇女认同普遍人权的概念。全球皆姐妹研究所制作了一系列手册,可以用于各种妇女聚会的场合——无论是公开聚会还是私下聚会。这些手册使用的是与妇女们日常生活有关的表达方式,鼓励她们讨论人权的概念。

“每一种文化都颂扬正义、尊严、自由、平等的价值。文学艺术能够帮助提升这种人权价值。我们让人们认识人权概念的时候,触动的不仅是他们的头脑,还有他们的心灵。”

——埃及开罗人权研究所巴伊·埃尔·迪恩·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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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社会正义的新方法:对组织进行培训,把社会正义问题纳入人权工作的背景之中,给倡导者提供一系列新的工具和获得新盟友的机会。

发达国家的人们往往认为,人权问题只与发展中国家有关,人权的概念和追求被认为是遥远的外国的事情。这种态度可能会导致骄傲自满。美国的一个团体正在与这种骄傲自满作斗争。

全国人权教育中心(NCHRE)为美国的各个组织提供培训,向它们讲授如何把社会正义问题表达为人权问题。虽然美国有许多组织在从事社会正义方面的工作,但很少有组织认为他们的工作是人权工作。

1997年,全国人权教育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人权缺乏了解,超过90%的美国人不知道《世界人权宣言》的存在。为此,全国人权教育中心为草根社会正义组织制作了一个人权教育课程。

全国人权教育中心还通过举行大会、会议和社区活动,发放了将近五十万份《世界人权宣言》。

在培训课程中,全国人权教育中心强调人权的普遍性,他们采用的方法是说明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侵犯人权者或受害者。全国人权教育中心也培训保护人权的方法,尤其是保护人权的法律和技术层面的方法。然后,培训师会和参加者合作,开发用于自己社区的人权行动计划。

培训课程的参加者会把培训时学到的思想和技能带回自己的组织,这使得全国人权教育中心的工作影响范围成倍增加。全国人权教育中心自成立之后,已经就人权问题培训了超过一万六千名社会正义倡导者。许多接受过全国人权教育中心培训的团体,已经使用人权框架给自己的社区带来了积极的变革。例如,佐治亚公民反饥饿联合会就使用人权的观点,成功地说服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三十多年来第一个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

全国人权教育中心正在同政府和民众中的一种普遍的观念做斗争,这种观念认为,美国不存在人权问题,人权问题与美国无关。全国人权教育中心给正在与饥饿、贫困和无家可归等人权问题作斗争的团体提供了一种新战术。当这些团体开始用这一新战术来考虑自己的工作时,他们或许能够找到新的盟友,吸引新人参加自己的事业。

“美国有许多难题,例如医疗保健、福利改革、种族歧视等等。在这些领域中,宪法没有给公民提供足够的保护。我们的唯一选择就是转向全球人权框架,把这些问题提升为人权问题,以改变美国的政治和对话的性质。”

——美国全国人权教育中心洛雷塔·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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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地图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使用视觉图像提高公众的认识,为政策变革施加压力。

无论你想要影响的受众是谁,把你正在讲的问题用视觉的方式呈现出来有极大的价值。绿色和平黎巴嫩办公室有效地使用了绘制地图的方式,说明黎巴嫩海岸的环境危害。

绿色和平黎巴嫩办公室绘制了该国海岸附近环境违法行为的地图,以便就有毒工业废料的问题对公众进行教育,并且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制定政策解决相关问题。

该团体让公众对黎巴嫩海岸线附近的环境状况产生了巨大的兴趣。绿色和平黎巴嫩办公室工作的方法是每周乘充气艇去一个新地点,集中关注海岸线附近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和有毒工业废料使用的地区。该团体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把测试结果制成地图,以此来强调各个地点最严重的环境问题。公众通过电视、报纸和该团体的网站跟踪绿色和平艇的进展,甚至沿着滩头跟踪测试时制作成地图的那些地方。绿色和平艇每周的进展让人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甚至提供了极大的悬念,人们想知道,绿色和平艇在下一个地点会发现什么?活动结束之后,地图本身就成了说明海岸附近有毒地点和环境问题严重程度的证据。

绿色和平黎巴嫩办公室还使用了其他几种战术与绘图项目相结合。他们游说海岸附近地区的政治家、政府机构、居民和企业推动变革;他们指派一名工作人员与媒体保持沟通,并且确保媒体报道的时机能够让公众保持兴趣;他们还制作了说明污染物长期效果的广播节目、情况简报、大幅移动海报和电视动画广告,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这场运动所带来的公众意识的提高,致使444号法律——环境保护法——得以通过,其中包括公众有获得信息的权利。

绿色和平黎巴嫩办公室把干巴巴的技术信息变成了引人入胜的图像——让公众能够理解,吸引公众产生兴趣,同时促使他们采取行动解决问题。环境违法问题很大程度上被掩盖起来,使得受其影响的人们不知道这些侵犯人权事件的存在。绿色和平黎巴嫩办公室通过揭露这些事件,动员了一个新的支持者群体来反对这些侵犯人权事件。这一战术取得成功——提高了认识,通过了新的法律——的关键,是用强有力的宣传和媒体报道突出绘图的效果,同时,该团体还为具体的政策变革进行了游说。

人们也在使用地理信息系统绘图说明其他的人权问题——比如拐卖妇女进行性交易——并且与之做斗争。这一方法也可以用于展示曾经发生过酷刑的警察辖区;通过描述一个地区的家庭平均收入,说明贫困的普遍性;通过标示水井、医院或学校的位置,描述重要的公共服务的使用情况(或缺乏情况)。如果我们能够看到问题的严重程度,我们就能更好地应对它。

一图胜千言。怎样才能用视觉图像来促进你们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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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利用古迹传达的情感力量和个人故事,提高对于人权问题的认识。

讲故事有助于把看起来干巴巴或者十分遥远的人权问题变得生动鲜活。纽约的移民公寓博物馆使用过去的故事,让人们讨论并且认识到现在的劳工权利问题。

纽约下东区移民公寓博物馆重建了1897年的公寓楼和制衣店,还让原本矛盾重重的制衣业各机构的代表坐到一起,讨论他们能够做些什么来解决今天的血汗工厂问题,以及由谁来做的问题。

移民公寓博物馆重建了果园街97号公寓——1863-1935年期间,来自二十个国家的七千多移民居住在这里——用这一方法讲述移民们在美国奋斗的故事。1897年,来自普伦斯克(今天在波兰境内)的移民哈里斯·莱文和珍妮·莱文在自己的公寓开了一家制衣店,“血汗工厂”一词最初就是用来描述这家制衣店的。今天,美国有超过四百家制衣店,雇用了将近一万五千名移民工人。美国劳工部把其中将近四分之三归类为“血汗工厂”。不过,人们仍在激烈地讨论什么是“血汗工厂”,应该做些什么来处理侵犯劳工权利的问题,以及谁为侵犯劳工权利负责的问题。

纽约下东区移民公寓博物馆把莱文的家变成了一个中心,制衣业从业者可以在这里交换关于如何解决问题的想法。2002年,移民公寓博物馆举办第一次活动,邀请了许多人参加,其中包括人权观察组织的代表,“团结!”(制衣工人工会)的代表,李维斯和艾琳·费雪(服装品牌)的代表,布鲁克林区厂商联合会的代表等等。制衣业中这些通常被认为相互对立的机构的领导者挤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倾听移民公寓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讲述当年这个移民家庭是如何在一个三百二十五平方英尺的空间里睡觉、吃饭、干活,制作了成百上千件衣服的故事。

为了配合这个活动,纽约下东区移民公寓博物馆还举行了一个为期一天的高峰会议,回顾制衣业的过去,从中获得新视角。会议还提出了防止将来出现类似“血汗工厂”的新思路。2002年的会议之后,博物馆还与数十个制衣产业群举行了类似的对话。

战术案例研究上还有更多有关该战术的信息,请访问www.newtactics.org/resources,找到“Resource Type”,点击“Tactic Case Studies”。

这一战术的关键是要有强有力的推动者,还要经过精心的组织策划,使人们可以跳出个人的歧见,转向更大的公众问题。人们还会倾听甚至欣赏相反的观点,有机会在团体内部和大型讨论会中交换看法。

“在其他情况下,这些人不会互相见面,但是他们同意在博物馆中见面交谈。我们会强调,我们解释历史时有许多个角度,这样可以激发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而不仅仅是讲一个故事。

参加者告诉我们,在移民公寓博物馆见面让他们感到放松,但是如果在其他环境中见面他们可能会感到不自在。正如一位参加者所说:‘这里的环境让每个人都能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它提供了一个了很棒的机会,让我们能够一起检讨所有这些问题。’”

——美国纽约下东区移民公寓博物馆利兹·谢甫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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