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美国中央情报局审讯手册(1963版)(三)

VIII. 非强制反间谍审讯

A. 总体特征

非强制一词是指,对一个不愿吐露信息的受审者不使用他自身以外的高压力量强制他投降的审讯方法。非强制审讯并不是不使用压力,而是使压力最大化,或者至少使压力达到足够导致他服从的程度。和强制审讯不同的是,非强制审讯的压力来自受审者本身。通过非强制审讯使受审者的抵抗逐渐衰竭,想要投降的心理逐渐强烈,最后打破他自己的心理防线。

不使用外力强制受审者投降,而是操纵其心理直到受审者就范,这听起来十分困难,其实不然,因为优势在审讯官这边。从一开始,审讯官就知道受审者的大量背景信息,而受审者并不知道审讯官是谁。而且审讯官可以利用很多方法创造和扩大他的信息优势。比如,他可以向受审者展示一大摞带有受审者名字的文件档案,可能那些档案里面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甚至可能全是空白的,但受审者可能误认为审讯官对他了如指掌。审讯官可以利用这一误解,只要稍稍说出一点受审者的背景信息,受审者就可能认为审讯官什么都知道了,一切抵抗都是徒劳的。

如果受审者被拘留,审讯官还可以操纵受审者的环境。“审讯官只要切断受审者与其他人的联系,就可以控制受审者的社会环境。”审讯官这时候就像一个可以控制孩子的家长,他可以决定受审者睡觉的时间,吃饭的时间,吃什么东西,会不会因为表现良好受到奖励,会不会因为表现恶劣受到惩罚。审讯官可以让受审者的世界变得和他曾经熟悉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受审者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时间、空间和感觉等等观念完全被推翻。审讯官可以在眨眼间重新颠覆这个世界,比如,把一个完全不愿意说话的受审者放在一间不舒服的隔离牢房里关上一段时间。然后一个貌似友好的人把他带到森林里去散步。体验到放松和兴奋之后,受审者往往发现自己不能拒绝进行一些无关紧要的交谈,比如,谈论天气或者谈论一朵花,然后交谈范围逐渐扩大到儿时的回忆,对话交流就这样开始了。德国人和中国人都能熟练地运用这种方法。

审讯官也可以选择从受审者的情感,或者任何审讯的关键点切入。

[删去五行]

B. 审讯结构

反间谍审讯包括四个阶段:开场、侦察、详细讯问、结尾。

1. 开场阶段

大多数抵抗和受审者由于下面四个原因中的一个或者多个,而拒绝在审讯中坦白。第一,受审者对审讯官极度反感。最初接触的恶劣印象或者本质上的厌恶可能导致他拒绝合作,即使他根本没有什么破坏力或者值得隐瞒的情报。第二,有些受审者天生就反对任何对当权者的服从。第三,受审者认为他知道的信息会伤害他或者用做给他定罪的依据,因此,与审讯官合作比不合作会带来更痛苦的后果。第四,理念抵抗。受审者承认他有信仰,他从属于某个政治运动、政治组织,或者敌方情报机构。不论他对审讯官的态度如何,他的性格类型是什么,他对于未来是否恐惧,有坚定信仰的受审者会对审讯产生强烈的抵抗。

开场阶段的第一个主要目的是确认审查阶段得到的受审者的身份信息是否正确,以及进一步了解受审者的信息。除非时间非常紧张,否则就算受审者在审讯中一会儿谈审讯目的,一会儿谈个人要求,审讯官也应该保持足够的耐心。因为那些在审查阶段没有查出的重要信息有可能因为受审者的自述而暴露。随着受审者谈话的深入,模糊的描述会变得逐渐清晰。有时候看似对个人琐事漫不经心的交谈,有可能为坦白拉开序幕。有些人不愿意坦⽩白是因为坦白会伤害他们的自尊。除非他们觉得前⾯面的铺垫已经够了,审讯官应该明白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如果必须给受审者面子,也要强制他们缩短准备的时间,否则就是对资源的浪费。对受审者来说,他实际上是在处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寻找坦白的理由。如果反复、持续、直接地追问,可能会让他感觉受到了冒犯,因此拒绝合作。

在开场阶段,让受审者自由谈话甚至漫无边际的闲谈的另一个好处是审讯官可以仔细观察受审者。人们经常用肢体语言传递信息,比如,熟练的审讯官可以从受审者的声⾳音中听出很多内容。审讯不仅是语言的交流,还是声音的交流,声音可以反映紧张、恐惧,反映受审者对某个话题的厌恶和其他有用的信息。仔细观察受审者的口型,口唇动作往往比眼睛暴露出更多的信息。仔细观察受审者的姿势和手势,如果受审者一会儿身体放松,一会儿又僵硬地正襟危坐,很可能是他的精神紧张状态的身体反应。审讯官应该记住引发这一反应的原因。

下面列举了一些可能反映受审者情感的身体特征,建议审讯官注意这些特征,尽管这些身体特征不能作为切实的证据,但是可以作为评估的参考。

(1)脸色红润或者赤红代表受审者很愤怒或者很尴尬,但是不代表他有罪恶感。

(2)出冷汗代表恐惧或者震惊。

(3)脸色苍白代表恐惧,很可能审讯官已经接触到了受审者的敏感处。

(4)口干舌燥代表紧张。

(5)揉搓手帕或者紧握双手代表受审者紧张。

(6)情感上的压力或者紧张可能造成心跳加速,可以在受审者的脉搏或者喉咙上看到血管的跳动。

(7)轻轻一握、屏住呼吸、颤抖的声音都可能会暴露受审者的情绪。

(8)烦躁有多种形式,每一种都代表紧张。

(9)在情感紧张、神经紧张的情况下,受审者会不由自主地把两肘挡住身体两侧,这是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

(10)如果受审者把一条腿架到另一条腿的膝盖上坐着,他的脚部动作可能会反映出他的心理状态。因为这种坐姿会使小腿的血液循环减少,因此受审者可能会轻轻抬起脚,或者随着每次心跳动一下脚。如果脉搏速度加快,脚的动作也会加快。

观察受审者在叙述中出现的停顿非常重要。一个人在给自己分析利弊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进行自我审查。审查速度可能非常快。如果他此时正在与个陌生人交谈,自我审查过程会很紧张。如果他还要同时回答这个陌生人提出的问题,自我审查过程会更加紧张。自我审查的目的是不让审讯官得到可以给自己定罪的证据,同时也不伤害自己的自尊。当问题或者答案变得越来越敏感的时候,这种自我审查可能会形成心理障碍。这些都可能使受审者出现不自然的停顿,无意义的发音可以给受审者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或者满足其他的目的。很难区分这种停顿代表无辜还是有罪——前者停顿的原因与个人名誉有关,后者停顿的原因与审讯官想要知道的情报有关。但是建立成功的和谐关系可能会消除无辜的停顿,或者把无辜停顿的次量降至最低。开场阶段的第二个主要目的是建立和谐关系。有时候经过审查,审讯官会预先知道受审者不会合作,有时候审查也无法让审讯官知道受审者是否会合作。一个卧底特工可能不仅仅有抵抗意志,也有抵抗手段,比如,编造故事或者其他的解释。然而,对于抵抗的预期实际上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和谐关系的重要性。换句话说,缺乏和谐关系也许会使受审者不愿意合作,相反,如果建立了和谐关系,不愿意合作的受审者也可能改变态度。因此,审讯官不应该一开始就带着敌意,即使受审者怀有敌意,审讯官也不应该以敌意作为回应。在开场阶段的审讯官的态度应该保持公事公办,平静的(而不是张扬的、炫耀的)、友善的和欢迎的态度。审讯官司不应该做虚假的表述,比如,说自己是受审者的“朋友”,也不应该用愤怒应对受审者的挑衅。如果受审者的开场白是“我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我可以马上告诉你,你不可能从我身上得到这些信息。”这时候,审讯官最好平静地说“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生气?”如能如此,审讯官就有了两个重要优势:已经建立起问答环节所需要的权威;增加了与受审者建立和谐关系的机会。

开场阶段的时间长短由受审者的行为决定。一旦审讯官与受审者建立起和谐关系,或者发现绝无可能与对方建立和谐关系,开场阶段即告结束。开场时间可能只有几秒钟,也可能是一个漫长的消耗战、攻坚战。即使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耐心,审讯官也不应该在其他所有合理资源耗尽之前就放弃同情者的形象(除非审讯的时间不够用)。否则审讯有可能达不到最佳效果。实际上,审讯很可能失败。审讯官可以利用受审者内心的内疚感和他建立和谐关系,因为没有人会在思维正常的情况下自证其罪。之所以审讯的历史上充满了自证其罪,是因为审讯室代替了外部世界的结果。换句话说,当外部世界的影像和声音消失以后,外部世界的重要性对受审者也明显地消失了。整个世界只剩下审讯室、两个人,和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随着审讯的继续,受审者将更倾向于顺从审讯室的价值而不是外部世界的价值(除非审讯仅仅是他日常生活的小插曲),他将更可能合作而不是抵抗。在这个两人世界里,他们的人格冲突——这种冲突并不是因为两人目的不同导致的——经常会被放大,好像换气扇里面刮起龙卷风那样。受审者和审讯官的自尊掺和进来,受审者可能因为主观的原因而拒绝坦白,因为他坚决不想成为失败的一方。如果审讯官可以和受审者建立和谐关系,受审者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拒绝坦白,但他的抵抗至少不会是敌意的、不顾一切的,更不会导致问题个人化。

如果审讯官知道受审者正在吹嘘自己的传奇故事,应该压制住内心的冲动,不要挑明受审者的谎言。有些受审者有强烈的自尊心,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他会坚持编造的谎言。如果审讯官指责他是骗子,只会挑起他抵抗的情绪。最好让他可以找个借口圆谎,不要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如果审讯官在审讯后期决定揭穿受审者的谎言,下面这些关于法庭上交叉审讯的建议会很有用。

“交叉审讯不诚实的证人意义重大。不应该冒风险提出那个重要问题,除非你已经为那个问题打好了基础。这意味着当你提问的时候,证人既不可能抵赖也不可能解释。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检察官不老练,没有利用好证据,使得原本对我们最有力的证据——比如,可以用来抓住对方把柄的信件或者宣誓书——后来变得完全无用。如果你手中有一封证人写的信,证明他反对了一个他宣誓效忠的人,不要把信给他看,不要让他对证据辨识真伪,更不要读这封信给他听,只需要问他一个开放式的问题,比如'你对这封信怎么看?'因为,你在读信的时候,证人可以整理他的思绪,为后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准备,那么这封信的杀伤性效果就会消失使用这封信的正确方法是引导证人重复他曾经说过的和信中内容相悖的证词。然后再把信读给他听。这时,证人将没有任何借口进行反驳。他刚刚陈述了'事实',而事实根本没有得到验证。”

2. 侦察阶段

如果从一开始受审者就合作,或者在开场阶段就成功地建立起和谐关系,然后受审者开始合作,侦察阶段完全可以忽略,审讯官可以直接进行提问。如果受审者仍然隐瞒信息,侦察阶段就是必须的。审讯官需要知道受审者想隐瞒什么,他是否在撒谎,他是不是苏联间谍,他是否在隐瞒其他任何值得隐瞒的信息,他是否知道其他人执行的类似行动。侦察阶段的目的就是快速调查审讯官想知道的这些问题,更重要的目的是调查受审者抵抗的原因、程度和强度。

在开场阶段,审讯官应该记录下那些引起受审者情感反应、身体反应、语言停顿或者其他征兆的话题,这些都有可能说明受审者抵抗的原因。有经验的审讯官知道,如果受审者有所隐瞒,随着审讯接近受审者的秘密,他的焦虑等级会上升。话题越安全,受审者就越健谈。话题越敏感,受审者就越不适,也就越沉默,甚至越有敌意。在开场阶段,审讯放任受审者的这种自我保护机制,但是,在侦察阶段,审讯官要调查受审者每一个敏感的领域,直到摸清每一个敏感点的位置和强度。如果抵抗很微弱,坚持一下就可以克服它,详细的讯问就应该立即进行。如果抵抗很强烈,就要立即更换话题,详细的讯问应该留到第三阶段。

侦察阶段最容易出现的危险有两个:第一,此前,如果审讯官遇到受审者的抵抗,就不再继续追问。但是,现在他必须开始追问,和谐的关系有可能变得紧张。有些受审者会认为这些改变对他有切身的影响,甚至会把冲突看成私人恩怨,审讯官应该阻止这种倾向。如果审讯官屈服于这种倾向,开始和受审者进行智力的较量,可能无法完成审讯任务。第二,为了马上解决问题,审讯官倾向于过早地使用策略或者使⽤用强制技术。侦察阶段的基本的⽬目的是决定使用压力的类型和等级,这些信息要在第三阶段使用。审讯官应该在完全了解受审者的情况下再进行全面攻击。

3. 详细讯问阶段

如果和谐关系已经建立,受审者没有明显想要隐瞒的东西,详细讯问就只是问一些常规问题。讯问常规问题的注意事项如下:

审讯官必须准确、清楚的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应该牢记或者用笔记录下所有他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当受审者提供的信息中大量属于无用的或者没有情报价值的信息,只有一小部分是有价值的信息时,审讯官需要用笔记下来。受审者会很自然地交代他知道的最准确的信息,审讯官不应该很快表现出不耐烦,但是也不应该让受审者一直跑题。决定性因素应该是审讯官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受审者想说的东西。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尽全力避免让受审者通过审讯了解到我们的信息优势。

如果受审者还保持他的日常生活习惯,每天晚上回家,每周只接受一次或两次讯问,或者我们对他的诚实还没有完全把握的话,这一原则更加重要。在各种情况下,会清晰地暴露我们的兴趣关注点的行为都应该避免。即使是针对最合作的受审者,也绝不要给他一份问题清单,让他照单回答(只有在受审者写自白书,陈述与他的利益不相矛盾的信息时,才不必如此严格)。在一些与情报无关或者关系甚少的问题上花费时间是不可避免的。在受审者谈论对于他自己很重要却没有情报价值的事情时,审讯官可以通过不时地做笔记,或者假装做笔记来扰乱这一进程。这样一来,如果受审者是敌方的特工,他也只能向上级报告我们粗略的关注领域,如果他想更加具体地描述我们关注的领域,就必须同时向上级报告审讯官误导他的信息,如此一来,审讯也可以算作取得了成功。

在每次审讯结束后或者至少在下一次审讯前,审讯官应该完成审讯报告,这样做可以及时发现审讯官暴露的瑕疵,受审者供词的矛盾和漏洞也可以迅速被发现。

如果受审者也能够记录下他想说的话题,审讯就会较少跑题。把那些相关的事情或者想法记录下来可以巩固受审者的记忆。如果没有做记录,审讯过程中偶然出现的一些话题就会被遗忘,如果记录下来的这些话题没有被好好处理,则有可能破坏审讯计划。

审讯官提出的问题应该被引导向一个明确的答案,而且必须非常具体。审讯官不应该不经仔细讯问,就接受没有答案或者一个含糊的答案。比如,审讯官问 “你知道X工厂的情况吗?”往往会得到一个含糊的答案。如果审讯官问“你在X工厂有什么朋友吗?”或者“你能描述一下X工厂的外观吗?”则有可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弄清楚受审者的情报是直接获得的、间接获得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非常重要。如果受审者的情报是间接获得的,审讯官就要搞清楚受审者情报来源的身份和相关情报渠道。如果受审者的情报是道听途说的,审讯官就要弄清楚受审者得出结论的事实根据,这对审讯评估非常必要。

随着细节问题的深入,更多的个人信息将被挖掘出来。这些信息应当被记录在案,但是不应该为了追踪这些个人信息而放弃审讯目标。这些个人信息线索应该日后再处理,除非它们可能导致要对受审者的可信度进行重新评估。

随着审讯的深入,特别是在审讯的中间阶段,审讯官想要完成审讯的欲望可能会使他不耐烦,甚至出现鲁莽轻率的行为。审讯官可能会减少甚至完全放弃对受审者的关心,这些关心是在审讯的早期阶段建立和谐关系的关键。因为审讯官失去了耐心,可能会感觉到受审者不断地跑题或者怀旧的次数越来越多,审讯官会开始想要尽可能多的榨取受审者知道的⼀一切。受审者会感觉到审讯官态度的这种变化,进而对这种态度的变化产生反感。如果受审者对这种变化感到困惑或者他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变节者,这种反感会更加强烈,因为受审者和任何人一样,都会有情绪高涨和情绪低落的时候,会有累了或者病了的时候,会有被提出的问题反复折磨神经的时候。审讯的特残环境,和审讯官刻意营造的和谐关系,会使受审者敞开心扉说出他的疑虑、恐惧,以及其他的个人反应,这时,审讯官既不应该武断地打断他,也不应该表现出任何不耐烦,除非受审者的自述耗时过长,或者有可能故意抛出烟雾弹以破坏审讯的进行。如果受审者被认为是合作的,那么应该让他感觉到审讯官自始至终都对他感兴趣。除非审讯很快将要结束,否则受审者对于审讯官的态度很难维持不变,他要么觉得审讯官越来越亲切,要么对审讯官越来越敌视。作为一个原则,审讯官最好的方法是自始至终对受审者保持平静、放松、开放的态度。

详细讯问阶段会因为三种原因而中止:第一,所有的反间谍信息已经取得。第二,收益在逐步递减,外部的批评和压力在增加,审讯被迫中止。第三,基地、分站承认或者部分承认审讯失败。除非第一种原因发生,否则其他情况只能导致审讯暂时中止。没有击垮一个抵抗的受审者,或者没有在审讯结束前得到受审者拥有的潜在情报,都是明显的失误。库巴克必须继续调查受审者,因为人和环境都会发生变化。除非受审者死亡或者完全坦白交代,否则对他的调查只能中止,甚至可能中止数年,但是绝不应该终结。

4. 结尾阶段

审讯的终结不等于审讯官责任的终结。不论是设计审讯计划之时还是审讯终结之后,了解和防御一个复仇心强烈的前受审者是非常有必要的。正如之前指出的那样,库巴克在海外没有执行权,又因为秘密行动的需要,我们收集的证据不可能拿到法庭上或者公布在媒体上,导致我们经常有口难辩。对于这些攻击最好的⽅方法是提前预防。我们可以通过收买或者强制、服从的方法控制受审者,但真正的合作可以自发地遏制敌意的产生,使最初抵抗的受审者变为合作者。如果让受审者对审讯官产生认同感,或者真心愿意合作,那么无论如何,受审者都不可能在未来引发严重的法律问题。真正的问题往往是由那些成功的隐瞒了信息的受审者引发的。

以下是结尾的一般流程:

[删去数行]

C. 非强制审讯技术

如果在审查阶段、开场阶段或者审讯的侦察阶段就发现受审者抵抗强烈,那么我们可能要使用非强制手段打击对手,迫使其投降或合作。尽管以下方法基本是按照压力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审讯官应该一个一个试验这些方法以找到适合的手段,相反,一个懂技术、有经验的审讯官的成功,很大程度在于他寻找针对适合受审者的方法的能力。失败的方法会强化受审者的意志和抵抗的能力。

以上原则也适用强制技术的使用。如果审讯官认为受审者的经验丰富、意志坚强,其抵抗力可以承受各种非强制手段或者手段的组合,那最好放弃审讯。

大多数非强制技术的有效性是不确定的。审讯的环境对于大多数第一次受审的人会产生强大的压力,审讯的目的就是强化这一效果,进而打乱受审者熟悉的情感或者心理联系。当这一目标实现的时候,抵抗就会被极大地削弱。这是因为心理创伤或者亚创伤体验造成受审者在熟悉的世界中的自我形象被破坏了,使他处于一种心理震惊或者瘫痪的状态,感觉自己的生命好象中断了(这一间隔可能很短暂)。一旦这一现象出现,有经验的审讯官会迅速发现,他会非常清楚此时此刻受审者更愿意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也更容易服从。

另一个非强制技术(也包括强制技术)经常出现的效果是唤起受审者的罪恶感。大多数人的情感中有内疚感区域,审讯官应该记录下在提出哪些问题时遭到拒绝,据此绘制出受审者的内疚感区域。不论内疚感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不会影响罪恶感的效果。让受审者感到越来越内疚,一般也会导致他越来越焦虑。焦虑的人更容易合作,因为合作可以摆脱焦虑。

一般情况下,以下技术和受审者的个性相匹配,如果时间拿捏恰当,频繁的制造意外效果会使审讯事半功倍:

1. 从其他渠道想办法

偶尔,我们想要从抵抗的受审者那里获得的信息也可以从合作的受审者那⾥里获得。 审讯官应该决定审讯的主要目的是让受审者投降,还是从受审者那里获得情报。除非从其他渠道完全无法获得这一情报,或者行动需要受审者自证其罪,否则审讯官司没有必要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抵抗的受审者身上。

2. 其他人背叛了你

如果告诉受审者同案的其他人已经坦白了,而且坦白的证词对受审者不利,审讯官表示希望自己是公正的,由于其他已经坦白的人可能存在偏见或者对受审者充满恶意,如果受审者不开口说话,审讯官就只能偏听偏信其他人的证言。那么,隐瞒了对他自己不会造成严重伤害的信息的受审者有可能会招供。

3. 我們全都知道

一个已经知道部分信息的审讯官可以告诉受审者,他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信息,因此,审讯的目的并不是要获得信息,而是要检验受审者的忠诚(可靠、荣誉感之类的)。

接着,审讯官会问一连串问题,他应该表示已经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受审者说谎,审讯官应该以完全不带感情的、坚定的语调指出受审者的谎言。通过熟练地操纵已知的情报,审讯官可以让一个天真的受审者相信他所有的秘密都已经被泄露,进一步抵抗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非常危险。如果这一技术没有很快奏效,那么。应当在受审者搞清楚审讯官己知信息的真正边界之前放弃使用这一技术。

4. 告密者

拘禁让我们可以有时间使用很多手段。手段之一是安排一个告密者作为受审者的狱友,这一招在共产主义国家尤为流行,因此,对熟悉这一技术的特工效果会严重削弱,甚至完全不起作用。另一个比较鲜为人知的技术是安排两个告密者作受审者的狱友,其中一个,我们可以称为A,A可以时不时地从受审者口中套取一点点信息,其中另一个,我们可以称为B, B则扮演沉默不语的角色。在某个恰当的时机,在A不在的时候,B会警告受审者不要对A说任何事情,因为B可能是当局派来的线人。受审者对于B的怀疑可以很容易化解,比如,B向受审者展示他“发现”的某个隐藏的麦克风,然后建议受审者不要高声说话,待在监室的另一个角落等等。

5. 家书

让受审者收到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家书,允许他回复这些家书可能会让审讯官得到直接讯问得不到的信息,特别是当受审者误以为这些家书有可能被偷运出去,不会被当局收缴的时候。

6. 证人

如果有人指控受审者是敌对机构的间谍或者参与了敌对行动,而受审者予以否认的话,可以让指控者与受审者对质。但过早对质有两个负面作用:可能更加刺激受审者的抵抗情绪;审讯官可能無法再使用其他比较隐晦的手段。

避免负面作用产生的方法是,让工作人员陪着证人从受审者待着的外办公室通过,走进内办公室。受审者会发现他认识证人,实际上,“证人”不一定是真的证人,只要是受审者认识的人,而且可能掌握受审者隐瞒的情报就足够了——即使“证人”事实上对受审者非常友好,而且完全不和库巴克合作。这一安排的关健是受审者知道或者怀疑证人可能拥有给他定罪的证据。让证人和受审者擦肩⽽而过,不允许他们交谈。让看守和记录员在外办公室和受审者待在一起。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审讯官打开内办公室的门,让记录员带上纸和笔进屋。记录员进去之后不久,突然打开门问看守受审者的名字怎么拼写,也可以直接问受审者某个街道、监狱或者共产党情报机构头目的名字怎么拼写,或者任何可能让受审者和他被控行为相联系的某个词的拼法。然后重新走回内办公室。不久,他再次走出来,打一个电话,要求一个法律见证人到办公室来。然后另一个人出现了,径直走进内办公室。证人可以一开始就被从后门带了出去,如果证人愿意合作的话,可以继续扮演证人的角色。在法律见证人进入房间后不久,几名审讯官一同从内办公室里走出来。与他们之前紧张的举止不同,他们现在彻底的放松,面带微笑。主审讯官可以对看守说:“好的,汤姆,把他送回牢房吧,我们不需要他了。”这个时候,即使受审者坚持要把他知道的信息说出来,审讯官也应该告知他不要紧张,因为明天或者不久会再对他进行审讯。

和证人交谈的过程可以被记录下来。如果证人指控受审者,可以把证人指控的过程录下来。如果证人没有指控受审者,可以让他对某个刚刚被法庭定罪的特工进行评论,并录下来。在下一个对受审者的审讯环节,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把证人指控他的情节播放给他看。或者播放证人对那个被定罪间谍的评论,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先行剪辑,让受审者误以为自己是那个被评论的对象。

合作的证人被告知允许对证言夸大其词,这样一来,当播放影片给受审者看,或者让受审者与证人对质的时候,受审者——比如,一个可能的情报员——发现证人夸大了受审者的重要性。证人说受审者只是偶尔承担了情报员的工作,实际上他是苏联情报机构绑架小组的负责人。审讯官假装⾮非常震惊,然后对着录像机说:“如果他早就招供自己是一个情报员的话,我已经放他走了。但是现在情况严重了。基于目前的证据和指控,我必须把他交给司法机关审判。”听到这些评论后,受审者可能会为了避免更重的惩罚而坦白较轻的罪行。如果受审者继续隐瞒,审讯官可能会假装站在他这一边,然后说:“你要明白,我并没有完全相信那个谁说的全是实话。我个人觉得他只不过想要立功减刑而已。我说的对吗?到底真相是什么呢?”

7. 共犯

如果两个或者更多受审者涉嫌共同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犯罪,他们应该被立即隔离开。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这取决于对受审者的心理评估结果),将审讯延期一周。如果受审者焦急地询问另一个同伙的情况,审讯官只需微笑,然后回答:“不要着急,我们很快会和你联系。”如果证据、证人或者其他线人交代了A的信息,审讯官问A: “B说在斯模摩棱斯克你把谁谁交给了秘密警察,对不对?是在 1937年吗?”这样A就会相信是B招供了。

如果审讯官清楚案件的事实,但是不知道A和B谁是主谋,审讯官可以准备一份打印好的“坦白书”,把A的签名复制在上面——如果B能够认出A的签名最好,如果认不出也没关系。“坦白书”包括明显的事实,只不过这些事实被扭曲了:

坦白书显示A试图完全栽赃给B。审讯官也可以将剪辑过的A的审讯录像播放给B看,录像里面A好像在揭露B。录像和“坦白书”既可以同时也可以分别交给B。如果A感觉不舒服或者情绪低落,可以把他带到窗口附近,或者使用其他方法让B发现,但二人不得交谈。B会发现A死气沉沉的脸色,B会认为这是A坦白或者揭露自己的证据。(使用上面这些手段时应该确保A是两个人中心理、情感较弱的那一个,让B相信A更容易招供)这时候,B会读到或者听到A的“坦白书”。如果B坚持隐瞒,审讯官应该立即停止审讯B,然后告诉B,A的“坦白书”已经足够作为证据,B是否合作已经不重要了。在审讯B的下一个环节,审讯官会挑选一些小问题,这些问题也许不能从根本上摧毁B,但是却严重夸大了B的罪行,然后说“我不知道A的供述对你是不是公平。你愿意把你那方面的证词告诉我吗?”如果B落入了陷阱,审讯官可以进一步诱导他进入更重要的问题。前面那个内外办公室的把戏仍然可以使用。心理、情感较弱的A可以被带进内办公室,B被留在外办公室,内办公室的门开一个小缝,或者让B待在通风口近,坐在能够听见内办公室声⾳音,但是又不能听清楚的位置上。审讯官可以按照常规审讯A,说话声音很轻柔,让A服从审讯官。也可以把另一个自己的人安排在内办公室,把A带进内办公室以后,再悄悄从后门带走。任何A离开而产生的声音都要被掩饰掉。审讯官可以对另一个人假装审讯,可以敲打烟灰缸或者挪动桌子、椅子。审讯官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愤怒。B只能听见审讯官在说话但完全听不见A的回答。审讯官变得愈来愈暴燥,最后说:“好吧,这还凑合。你为什么不早点说?”这些独角戏都是为了让B以为A坦白了。突然审讯官转过头来,看到B和看守,然后勃然大怒,冲着看守怒吼: “混蛋,你干什么吃的?”看守刚想解释,审讯官一挥手打断他,并吼道,“快点把他带走!我以后再收拾你!”

审讯官估计B差不多已经相信A全部坦白了的时候,再把B叫进内办公室,跟他说: “现在A已经都坦⽩白了,我准备放他走。但是我不想放一个关一个,你们俩应该一起离开。A看起来对你很不满——他认为是你把他拖下水的,他甚至可能报告给你们的苏联上司,说你已经同意留在这里与我们合作了。如果我把你们俩一同释放是不是更好一点?你想不想把自己知道的情报告诉我们?”

8. 你的老板不懂得欣赏你

审讯官揭露敌方特工的假身份,指出对方机构破坏了整个行动,以及他们一贯忽视自己特工的福利等,有时会非常有用。审讯官可以发自内心地赞美受审者的勇气和智力,说自己才是他真正的朋友,因为审讯官了解他,体谅他,而他的老板却只是利用他。

9.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这是最普遍的审讯技术:粗鲁、愤怒、飞横跋扈的审讯官和友好、平静、善解人意的审讯官组合。这一技术最好应用在女人、小孩、青少年和软弱的男人身上。如果一名审讯官已经通过一连串提问建立了和谐关系,他应该唱红脸。没有建立和谐关系,甚至双方已经有了敌意的审讯官应该唱白脸。白脸审讯官一开始就高声说话,除非受审者已经明确地表示愿意坦白,否则愤怒的审讯官会贬低受审者的回答,反复打断他的话,拼命用拳头敲桌子。红脸审讯官不能坐在那里无动于衷,他应该隐晦的暗示受审者,他其实也有一点害怕这位发火的同事。白脸审讯官指控受审者还有其他违法行为,特别是一些无耻的、恶心的的行为。他指责受审者是世界上最下贱的人。在他不停地指责中,红脸审讯官会插话进来:“吉姆,等等。冷静点。”愤怒的审讯官吼回去:“闭嘴!现在是我管事!我攻破过其他人渣! 我也会让这个人渣开口,彻底坦白!”为了表示厌恶,白脸审讯官故意冲地下吐一口痰,或者擤鼻涕,或者做其他让人恶心的动作。最后,他青筋暴露、怒发冲冠地说:“我现在要休息一会,喝几杯酒。但是我两点钟就回来。你,人渣,就是你!到时候你最好老实坦白。”然后摔门而出。 接下来,红脸审讯官告诉受审者,他感到十分抱歉,他也不愿意和这位同事一起工作,但是又别无选择。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在如此怒吼之下好好讲出自己的故事呢?等等。

一个审讯官也可以同时使用红脸白脸技术。经过一连串紧张而敌意的环节之后,受审者被带进一个完全不同或者重新装饰的房间,房间里面有舒适的家俱、香烟等等。审讯官会让受审者坐下,向他致歉,因为受审者的顽强抵抗使他不得不表现得如此粗鲁。现在所有的事情都不同了,审讯官现在非常尊重他。一个美国战俘在他的报告中称,敌方审讯官曾经使用这一战术,他描述道:“我走进审讯室,里面坐着一个长官,他让我坐下,表现得非常友善,那感觉舒服极了。我差一点就认为坐在那里的是我的朋友……我必须不时提醒自己,对面的人是我的敌人……我感觉不应该粗鲁地对待他……这对我来说很难……我差不多觉得我有义务跟他谈话,正如我现在有理由和义务和您谈一样。”

另一种技术是两名审讯官都扮演红脸。但是主审讯官是真诚的,而次审官的举止和声音都暗示他的同情是假装的,目的是为了构陷受审者。他会偷偷塞进几个刺耳的问题,比如“你什么时候开始不打老婆了?”等等。主审讯官会警告他的同事不要问这些问题。当他再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主审讯官会稍稍有些愤怒地说:“我们并不是来陷害他的,而是来了解真相的,我建议你离开,我来处理这一情况。”

让两个审计官都扮演白脸通常没有什么作用。

10. 语言

在抵抗的受审者会说多种语言的情况下,如果审讯的目的只是让他招供,最好使用他最不熟悉的那种语言。在受审者承认有敌对意图或者敌对行为后,再使用他熟悉的语言进一步审讯。突然变换语言可能会使受审者措手不及。如果受审者已经承受了一连串德语或者韩语的追问之后,突然用俄语问他“你的上司是谁?”,受审者可能会脱口而出他上司的名字。

即使审讯官非常熟悉受审者使用的语言,也可以使用翻译官。审讯官和翻译官之间⽤用受审者听不懂的语言交流,让受审者以为审讯官不懂他说的语言。这一技术的主要优势在于审讯官可以把答案听两遍,以帮助他发现受审者的语气、表情、动作或者其他可以揭示受审者所言真伪的东西。同样,这一技术也可以让受审者在每个问题之后有时间整理思路。只有在翻译官经过专业训练的情况下才应该使用这一技术。

使用这一技术时一个重要的注意事项是,审讯官应该使用一个语言不熟练的翻译官。如果翻译官不熟悉受审者的语言,比如,出现语法错误或者严重的口音,受审者就会立即轻视他的对手。因为通常人们会把语言能力和智力水平、教 育、社会阶层等等联系在一起。如果受审者把注意力放在翻译官的错误表达或者错误读音上,他就不会有太多的精力去整理自己的思路。

11. 斯宾诺莎和木偶戏(即深奥的哲学和浅显的游戏——译者注)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隐瞒事实的受审者知道一些我们需要的情报,但是他却不定对其所属机构、政策和指挥者等高层情报全都知道。反复追问受审者完全不了解的高层级问题可以为让他坦白低层级问题做铺垫。审讯官可以讯问一名克格勃特工关于该组织的基本政策,他们和政府的关系,以及各层阶的联络安排等等。如果他说自己不了解这些情报,审讯官应该用平静而坚定地语气说,他一定知道却选择不说,因为就算最愚蠢的人处在他的位置上也一定会知道这些事情。共产党的审讯官就曾经使用这一战术对付我方战俘,如果我方战俘说“我不知道”,他就会被罚以立正姿势站着,直到给出答案为止。如果这一过程持续得足够久,审讯官可以向受审者提出一些他有可能知道答案的问题。

很多美国战俘在报告中提到:“当听到我知道答案的问题时,我心中感到无比解脱。”“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我非常庆幸他们不再问那些我完全不知道的事情了。”

12. 披着羊皮的狼

如果隐瞒事实的受审者以为处理他案件的是自己人,他也许更容易合作。这一技术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受审者相信对方是自己人。如果是一个和受审者素未谋面又精通受审者语言的审讯官,在下面的情况下有可能让受审者相信他是自己人:审讯官向受审者表示他知道受审者在审讯中已经坦白的内容和没有坦白的内容。如果让受审者在审讯官的协助下“逃跑”,将极大地提升成功率。这个技术非常复杂而且风险巨大,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建议使用。

13. 爱丽丝梦游仙境

爱丽丝梦游仙境战术又称为扰乱战术,其目的是打乱受审者的期待和条件反射。受审者习惯的那个世界是合理的,至少对他而言,那是一个连续的、有逻辑的世界,一个可以预测的世界。受审者与那个世界的联系强化了他的身份认同和他的抵抗能力。这一技术不仅可以摧毁受审者熟悉的世界,还可以用新的、诡异的世界来代替它。这个技术可以由一个审讯官实施,但是最好由两到三个审讯官实施。当受审者进⼊入审讯室的时候,第一个审讯官问一个看起来直截了当,但是实际上毫⽆无意义的问题。不管受审者是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第二个审讯官马上接着(完全不给受审者回答的时间)问⼀一个与前面的问题完全无关却同样毫无逻辑的问题。有时候可以⾃自然地再问两个或者更多问题。审讯官的声调、语气、音量和问题的重要性完全不搭边,问题和答案之间完全没有章法,问题和问题之间也完全没有逻辑。在这个奇怪的情境下,受审者会发现自己的信念——言语和思想应该有关联——被一个胡言乱语的世界所替代了。受审者可能会大笑或者拒绝认真对待审讯。但是随着这一过程的继续——如果有必要,可以持续数天——受审者开始把情境合理化,因为诡异的情境已经让他忍无可忍。他非常想控制自己所处的这一情境,让混乱的状况稳定下来,为此,他愿意交待所有信息。这一技术对于那些有序的、严谨的人非常有效。

14. 退化

有很多非强制技术可以导致退化。所有导致退化的技术都取决于审讯官对环境的控制,以及审讯官与受审者个性的匹配程度。审讯官可以反复地操纵时间以扰乱受审者,比如,调快或者调慢钟摆,在奇怪的时间吃饭——有时候隔十个小时给受审者吃一顿饭,有时候隔十分钟就给他吃一顿饭等等——也会奏效。比如,让受审者昼夜颠倒,审讯时间可以毫无规律,刚刚因为夜深释放了受审者,十分钟后又把他叫回来继续审讯。无视受审者半心半意的合作,却奖励他的不合作。(一个成功的抵抗对象可能会被弄疯,因为他一言未发,却因为“有价值的贡献” 而得到奖励。)爱丽丝梦游仙境技术可以强化这一效果。两个或者更多的审讯官可以组成团队进行轮番审讯(两个审讯官说的话都没有任何规律),不给受审者任何时间回答有意义的、重要的答案。受审者与他所了解的世界隔离了他必须在这种诡异的新环境下,不惜一切代价,重新建立起一个世界。他可能会留意时间的流逝,试图生活在他熟悉的过去,坚持旧的忠诚价值,和一个或者多个审讯官建立人际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和过去他曾经拥有的其他人际关系相似。他拼命想把未知和已知联系起来。玩弄、嘲笑他的努力,直到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像成人一样行事。

“吐实药”也可以被用来诱发退化。给受审者一颗完全无害的糖豆,然后告诉他刚才服了吐实药,这种药会让他非常想要开口说话,而且一开口必定说出真话。受审者想要服从,因为服从是唯一逃离目前压抑的困境的方法。但是为了自尊,他需要一个借口。吐实药满足了这一点,因为没有人会因为他被下了药而坦白来指责他。心理学家戈特沙尔观察到“那些处在与日俱增的压力下的受审者更容易对吐实药做出反应。”

心理学家奥恩拓展了吐实药的概念,他使用的是“魔法屋” 这一术语:“比如,嫌疑人受到暗示,他的手正在变热。事实上,他的手确实在变热,因为审讯官使用了某个隐藏的电热仪。或者,审讯官给他一支⾹香烟,告诉他这支烟会变苦,事实上这支烟也确实比一般的烟略苦。”在讨论这种类催眠状态时(这种状态还没有达到精神恍惚的程度),奥恩说:“催眠和药物可以引发类催眠状态是因为处在这种环境下的受审者不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他也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他可以泄密。”

换句话说,一个心理不成熟的,或者已经产生退化的受审者可以被告之,或者被暗示,他已经被下药、被催眠或者其他导致无法抵抗的情形,甚至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知道这种告之或者暗示是假的,但因为他强烈地想要逃离因逮捕导致的压力,迫切需要找到借口。这些技术正好给了他这样的借口。

不论退化是因为拘留或者审讯自发产生,还是因为强制、非强制技术而诱发产生的,退化应当以获得受审者的服从为限。一些退化技术应该在心理医生在场的情况下使⽤用,以便受审者在服从后可以尽快恢复正常。只要受审者需要,审讯官应该随时给他提供借口——一个可以摆脱痛苦的困局,又可以维持体面的方法。现在审讯官可以扮演父亲的角色,借口“其他人已经坦白了”(其他所有孩子都这么干),让受审者相信他可以弃暗投明(其实你内心里还是一个好孩子),或者不能控制自己(是他们逼你干的)。有效的借口至关重要,受审者会毫不犹豫地拿去使用,它们往往是童年借口的成人版。

15. 测谎仪

测谎仪可以被用作检验受审者真诚以外的目的。比如,可以被用来检测受审者会说几种语言,他是不是一个老练的情报人员。它是一个可以快速确认受审者的识范围,对受审者进行心理评估的辅助工具。但是在反意义审讯中它的主要任务是用来检验受审者是否在进行欺骗或者隐瞒。

一个涉嫌与敌方情报机关有往来的抵抗的受审者至少应该上一次测谎仪。而且我们还需要使用多种手段对受审者进行检测。作为一个总原则,测谎仪不应该是最终的手段。在对受审者实施极端压力(不论这些压力是否来自强制)之前上测谎仪测试可以获得更可靠的数据。通常,在审查阶段和一两个审讯环节就应该使用测谎仪。尽管测谎仪是一个有价值的辅助工具,但是没有审讯官认为测谎仪可以代替他们的工作。

[删去五行]

如果反间谍审讯官和测谎仪操作者能在技术测试中紧密合作,一般会取得更好的结果。测谎仪操作者需要知道受审者的个性,行动背景和可疑点等所有信息。同样,如果反间谍审讯官对测谎仪以及工作原理有基本的了解,就可以更有效的与测谎仪操作者合作,将测试结果更准确地和他的整体发现匹配在一起。

尽管未来的测谎仪可能有更多的功能,现在被广泛使用的机型已经可以用来检测呼吸、血压和皮肤电流的反应。《作为评估信息手段的生理反应》一书的作者戴维斯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以呼吸作用作为指标的缺点是它对于主动控制过于敏感。”不仅如此,如果受审者“知道呼吸的变化会打乱神经系统自发运动条件下的所有生理变量,甚至打乱一些其他变量。通过生理反应检测受审者是否说谎,必须受审者有一定程度的合作或者某种程度的无知才会有效。”总体而言,“在说谎的时候呼吸会变得更浅更慢……在预感到刺激将要到来的时候往往会导致呼吸的抑制。”

血压读数一般不会因为被测试者的主动控制而改变。压力“在被提问的时候往往会上升几毫米,不论受审者回答是否诚实。在目标回答诚实的时候,血压读数会比撒谎稍微高一点。”但是,诚实和撒谎的呼吸和血压的差别“在刚刚坐下的开始阶段并不显著(几乎为零),随着时间推移,差别会越来越显著。”

皮肤电流反应是最容易诱发的,但是在受到刺激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而且“在常规检测中,还没等恢复完成,第二个问题就会被提出来。每几分钟重复一次刺激,皮肤反应就会逐渐变小,而其他的指标则会一直保持不变,皮肤对电流刺激会逐步产生耐受力。”

戴维斯检验了三种测谎仪理论。条件反射理论认为,当受审者被问及那些触碰到他敏感区域的问题时,不论他是否诚实,都会反应强烈。但试验无法验证这一理论。冲突理论认为,当受审者说实话的习惯倾向和他不想泄密的强烈欲望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会有巨大的生理扰动。戴维斯认为,如果这一理论可靠,也只有在冲突非常迫切的时候才可能有效。威胁惩罚理论认为,说谎会导致强烈的生理反应,因为受审者害怕欺骗被揭穿。

“简单来说,因为受审者恐惧失败,所以他没能成功地欺骗操作者。而这一’恐惧’会立即被测谎仪发现。” 威胁惩罚理论比前两种理论更可靠。审讯官应该注意,第三种理论对于那些不怕撒谎导致惩罚的受审者,不会产生明显的反应。

16. 笔迹学

笔迹学技术在分析有抵抗情绪的受审者的个性方面的有效性还没有被确认。有证据表明,笔迹学在发现早期癌症和某些心理疾病的时候是非常有效的辅助工具。如果审讯官或者他的团队决定分析受审者的笔迹,样本应该立即被送往总部,因为与后面的审讯阶段相比,笔迹分析在预先评估阶段更加有用。笔迹学的一个势在于,它不需要受审者的协助,甚至受审者根本不必知道。就像其他辅助手一样,审讯官可以自己判断笔迹分析是否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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