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美国中央情报局审讯手册(1963版)(四)

IX. 强制反间谍审讯

A. 限制

本手册的这一部分介绍以审讯为目的的强制技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这并不是说当局授权审讯官可以随意使用强制技术。正如前面提到的,没有人可以进行这样的授权。

[删去六行]

不论是道德的原因还是现实的原因,没有审讯官会为了使用强制措施而愿意自己承担责任。如果审讯官在没有得到上级批准的情况下使用了强制技术,他将不会受到保护。因为这会使他和库巴克都置于难以想象的困境之中。

B. 强制理论

与非强制理论相比,强制理论的目的不只是要增加抵抗的受审者内心的冲突,让他自己与自己战斗,还要使用强大的外部力量催毁他的抵抗。非强制手段只有在对受审者进行精确的心理评估,并且选择得当的审讯计划时才会产生效果。但是强制手段却有可能对不同性格的受审者都产生效果。如果强制手段和受审者个性匹配得当,将会更显著地提高审讯的成功率(即使是药物这种普遍有效的刺激方式,针对不同人也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如果强制技术还能直接攻击受审者心理的薄弱环节,将会更加有效,漫无目的攻击使用再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毫无意义的。

所有的强制技术都是为了诱发受审者的心理退化。就像欣克尔在《受审者的心理状态如何影响他的大脑功能》一文中指出的那样,给受审者施加足够的压力会导致一个文明人丧失心理防御。……丧失进行高度创造活动的能力,处理新的、有挑战的、复杂环境的能力,应对人际关系的能力、应对反复失败产生的沮丧感的能力。轻度的精神错乱、疲劳、痛苦、失眠、焦虑也会削弱上述功能。”因此,“大多数经历了强制手段的人都会招供,而且会招供出一些使用其他手段得不到的信息。”

某些受审者在经受强制手段的时候会产生内疚感。梅尔策观察到:“在某些长时间的审讯中,审讯官处于一个完全可以控制受审者舒适和痛苦的地位,他可能会在受审者的感觉和思维上扮演一个类似家长的角⾊色。尽管受审者可能极端仇恨审讯官,但双方也可能建立温情脉脉的关系。这种矛盾情绪是内疚感产生的基础,如果审讯官刻意培养这种感觉,内疚感就会强大到足够改变受审者的行为……内疚会让服从变得更加简单……”

法伯认为,对强制的反应包括“至少三个重要的元素:虚弱、依赖、恐惧。受审者的存能力被削弱了,他无助地依赖控制他的人,体验了极度恐惧和焦虑产生的情感和应激反应,只求获得基本需求的满足。我们在中共审讯过的美军战俘身上发现了非常明显的衰弱-依赖-恐惧症状,三者共同塑造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心理状态。”如果衰弱-依赖-恐惧状态过度延长,受审者可能会陷入防御性漠视,任何人都很难再唤醒他们。

心理学家、其他研究物理和心理拘禁的人反对使用高压手段使受审者屈服,因为那不仅会严重削弱受审者抵抗的意志,也会严重削弱受审者准确回忆和交流信息的能力。这一反对意见在反间谍审讯中也同样有效。但是,对于沉默不语或者隐瞒事实的受审者而言,坦白是审讯的必要前奏。强制手段一般不会完全破坏受审者的心智,以至于让他们无法分清自己的坦白是真是假。受审者也不需要用全部的力量和意志来判断自己是不是间谍。只有那些陷入幻觉状态的受审者会在假坦白的时候,误以为自己是真坦白。审讯官在使受审者认罪之后还不够,还要获得反间谍情报。受审者认罪之后压力会减轻,至少压力不会大到让受审者无法提供准确情报的程度。事实上,压力解除的轻松感可以让受审者完美地加入到审讯计划中。他会被告知对待他方法的变化是因为他的合作,只要他继续合作,还会得到更多奖励。

最严重的道德反对理由是,如果拘禁手段使用过度,将造成无可挽救的心理伤害。强制手段是否道德不在本手册讨论之列。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一个被强制操控的受审者,其高等思维和精密辨别的能力可能会受到损害,但绝不会损害他正确回答简单问题的能力,比如“你是苏联间谍吗?”“你的任务是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当受审者的抵抗开始动摇,意志开始变弱,屈服的想法就会越来越强,这时,审讯官就要给他一个借口,让投降合理化,既保住面子又能够服从。新手审讯官可能会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胜利。这种炫耀必须马上停⽌止。审讯不是两个人玩的游戏——一个是胜者而另一个必须是败者,它只不过是一个取得正确和有用信息的方法而已。因此,审讯官应该强化受审者放弃抵抗的想法,让他知道如何在不放弃原则、自我保护或者其他抵抗理由的情况下交代信息。如果审讯官没能在正确的时间给受审者提供正确的借口,而是在受审者屈服以后幸灾乐祸,受审者的对抗情绪会进一步增强。

下面是几种主要的审讯强制技术:逮捕、拘禁,通过单独关押或者类似手段剥夺感官刺激,威胁、恐吓、衰弱、痛苦、高度暗示、催眠、麻醉、诱导退化。本章也会讨论如何发现受审者装病,以及如何给受审者一个合作和屈服的理由。

C. 强制审讯技术

1. 逮捕

逮捕的方法和实施应该服务于审讯的目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的目的是让逮捕尽可能突然发生,让受审者的心理不适感最大化,进而打破他的心理平衡,让他无所适从。应当在目标最意想不到的时间实施逮捕。最理想的逮捕时间是在凌晨,其次是在晚上。因为那时人的生理和心理抵抗力最低。
[删去一段]

2. 拘禁

如果要对一个抵抗的受审者采取拘禁措施,不论是和其他机构联合实施还是库巴克单独实施,拘禁环境应该尽可能设置得让受审者感觉自己被从已知的真实世界抽离出来,放置在奇怪诡异的环境中。受审者身上的衣物应该立即被剥去、拿走,因为熟悉的衣物会唤醒他对自己身份的记忆,进而强化抵抗能力。(监狱里给犯人剃头和发放囚衣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如果受审者特别骄傲或者整洁,可以给他一件大一两号的囚衣,不给他皮带,这样他就必须随时提着裤子走动。

一个人能感受到存在感的关键在于周围环境、习惯、外表、行为、人际关系的连续性。拘禁可以完全切断上述联系,把受审者弃之于孤立无援的内心之中。

如果拘禁只是把一种生活方式换成另一种生活方式,其作用会非常有限。那些过着单调生活的受审者,不再关心他们的说话方式、衣着和卫生。他们变得愚蠢、漠视和压抑。而漠视恰恰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防御审讯的方法。审讯官可以控制受审者的环境,可以决定他的饮食、睡眠规律,以及其他各种基本条件。操纵这些基本条件,让它们变得没有规律,受审者就会感到无所适从、害怕和无助。欣克尔指出:“那些带着听天由命的恐惧和无助情绪进入监狱的人,往往比那些有信心应对任何可能面临的困难的人更容易崩溃……害怕失眠,或者不想失眠的人恰恰是最容易失眠的人……”

简而言之,拘禁环境既不能让受审者适应,也不能让他们感到舒适,或者让他感觉有尊严。我们都读到过某些犯人在漫长的拘禁之后不愿意离开监牢的故事,但很少有人知道,漫长的拘禁会让他们经历从焦虑,到渴望感官刺激和人类陪伴,到被动冷漠地接受隔离,最后变得享受这种负面环境。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个体心理特征的变化。无论如何,最好的方法是持续地打乱受审者的生活规律,让他们感到沮丧。

因此,有必要了解受审者之前是否坐过牢,坐过多久的牢,坐过几次牢,每次间隔时间多长,监狱环境是什么样的,以及是否曾经受到过审讯。对熟悉拘禁甚至习惯孤独的人,拘禁手段效果往往不明显。

3. 剥夺感官刺激

逮捕和拘禁,特别是单独禁闭的主要效果是剥夺受审者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所熟悉的感官刺激。约翰. 利莱研究了十八个极地探险家和船员写的自传,他发现:孤独会给大多数人造成巨大的压力。所有滞留海上或者极地的案例显示,发现自己孤身一人的那一刻引发了最大程度的恐惧,不久,最大程度的恐惧会从心理症状转变成生理症状。尽管存在这些症状,之前的人生经验对于继续生存下去仍然意义重大。孤独最普遍的症状是多疑,把周围的物品拟人化,出现幻觉和错觉。

孤独之所以产生上述症状,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个人失去了外界的刺激,只好把意识转向自身和内心的潜意识中,然后把潜意识投射到外界,这样就给毫无意义的环境赋予了自己的个性、恐惧和遗忘的记忆。利莱指出:“很明显,受审者的脑内因素往往倾向于向外界投射,有些本来与现实相连的思维活动现在变成了脱缰的野马,最终变成幻觉和错觉。”

麦吉尔大学的国家心理健康中心和其他机构一起进行了一系列试验,试图尽可能多的消除感官刺激,或者掩盖掉剩余的刺激——主要是声音——用一种更大的、单调的声音覆盖掉生活本来的声音。但剥夺声音的实验结果应用于审讯的实用性不高,因为条件差异太大了。一些研究指出,催眠试验和审讯有相关性,但是催眠试验并没有在反间谍审讯的拘禁条件下进行。

麦吉尔大学的国家心理健康中心对两个人进行了实验:“他们全身浸泡在34.5°C缓慢流动着水的水缸里,只有脑袋留在外面。”两个实验对象都带着黑头套,完全把头部包裹起来,他们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轻微的水泡撞击声。两个实验对象都没能在水缸中待满三个小时。他们都很快从正常的思维方式,到对感官刺激的极度渴望和对残存的感官刺激的高度关注,再到空想和幻想,最后出现类似幻觉的症状。“我们发现,在实验结束之后,实验对象感觉无比轻松,像是新的一天开始了,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了一整天。”

韦克斯勒博士、门德尔松博士、莱德曼博士和所罗门博士对十七个志愿者进行了一个类似的试验。这些实验对象“被放置在一个带有特制气垫的缸型呼吸器里面,呼吸器的出气口被打开,使实验对象可以自由呼吸。实验对象的胳膊和腿被固定成舒适而僵硬的姿式,以防止移动和触觉接触。实验对象仰面躺着,看不见自己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呼吸机的马达一直在运转,发出一种持续、单调、重复的声音。房间里没有任何自然光,人工光线非常暗,并且维持不变。实验对象所有的生理需求都被仔细监控。尽管预计的试验时间是三十六个小时,但十七个人中只有六人完成了试验,其他十一人都很快要求解除设施,其中四人是因为焦虑和恐慌,七人是因为生理不适。实验结果证实了前面的发现:(1)剥夺感官刺激会造成压力;(2)大多数实验对象对压力难以承受;(3)实验对象对于生理和社会刺激的需要逐步升级;(4)有些实验对象逐步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退回内心,产生幻觉、错觉和其他病理现象。”

在总结了感官和认知剥夺的一系列实验之后,库祖安茨基发现:“实验表明,受审者越’正常’,就越容易受到感官刺激剥夺的影响。有神经质或者精神病的目标则较少受到感官刺激剥夺的影响,即使受到影响,其焦虑和幻觉也不会那么严重。”

这些实验显示——还称不上证明——下列关于单独禁闭和隔离的理论:

(1)拘禁的地方对于剥夺感官刺激越彻底,受审者就会越快越深的受到影响。在普通牢房里拘禁几周甚至几个月产生的效果,在一个没有光、没有声音和气味的牢房里几个小时或者几天就能实现。如果环境允许审讯官控制更多的感觉,比如,在水槽里或者铁甲衣内,效果将会更加明显。

(2)这种环境造成的早期效果是焦虑。焦虑何时出现,焦虑的强度有多大,取决于不同个体的心理特征。

(3)审讯官可以从受审者的焦虑中获益。在受审者的意识里,与审讯官见面变成了对他的奖励,是与⼈人类接触的有意义的活动,因此不适感会有所缓解,审讯官变成了仁慈的象征。

(4)通过剥夺受审者的意识与外界刺激的联系,强制受审者将意识转向自身。剥夺刺激会引发退化。同时,如果审讯官司给受审者恰当的刺激,受审者会把审讯官视为父亲的角色。结果往往是强化了受审者的服从感。

4. 威胁和恐吓

在削弱或者摧毁抵抗方面,威胁使用强制措施往往比强制措施本身更有效。比如,威胁要对受审者施加痛苦,可以让他产生恐惧,这往往比直接承受痛苦更具破坏力。实际上,大多数人低估了他们忍耐痛苦的能力。对于其他痛苦也样适用这一原则:只要持续时间足够长,对于一个模糊而未知事物的恐惧就会导致退化,一旦这种恐惧具体化,也就是说受审者确实被施加了某种惩罚,他反而会有一种解脱感。他会发现⾃自己顶得住,他的抵抗能力变得更强。“总之,直接的身体惩罚只会导致受审者的不满、敌意和蔑视。”

威胁的有效性不仅在于受审者的个性和他认为审讯官是否有能力和意愿实现的威胁,更在于审讯官发出威胁的理由。如果审讯官因为愤怒而威胁,受审者就会认为审讯官的愤怒是为了掩盖他对于失败的恼怒,进而强化受审者抵抗决心。因此,审讯官要主动发出威胁,而不是在受审者表达敌意之后威胁他。冷酷的进行威胁比愤怒地高喊更加有效。威胁导致的服从和拘禁导致的服从,不同之处在于威胁给受审者服从的时间。

单单把受审者置于恐惧的紧张之下并不够,还必须给他一条可以接受的逃脱之路。彼得曼的观察发现:“受审者在面对审讯官时不仅会产生失败的羞耻感或者内疚感,也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或者意志,一种更简单的防御威胁的方法是变强制服从为'主动'服从或者'故意'服从。如果目前关于威胁的诸多理论成立,受审者越是急切的想要抵抗,早期的焦虑就会给他越大的压力,因为对自尊的威胁越大,被强制服从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简而言之,和其它强制技术一样,最有效的威胁就是在促进退化的同时给受审者一条体面的退路。

“在法律上,死刑也许最具威慑力,但是在审讯中威胁杀死对方毫无作用。实际上,很多可能会屈服于其他手段的受审者都经受住了死亡威胁的考验。”主要原因是这种终极威胁会引发终极绝望,受审者感到如果屈服于这种威胁,他将会备受谴责,生不如死。死亡威胁对于经验丰富的对手也不适用,因为他们知道审讯官的目的是获取情报,而杀死他们并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如果威胁失败,很可能导致后面使用的其他强制手段也会失败。

5. 衰弱

没有科学研究报告证明衰弱对于受审者抵抗力量产生的作用。数千年来,审讯官一直想尽各种方法试图引起受审者的生理衰弱:延长拘禁,过度疲劳,极度炎热、寒冷或潮湿,剥夺或者允许极少的食物和睡眠。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明显是要削弱受审者生理和心理的抵抗能力。如果这些办法有效,在审讯开始的时候身体就非常虚弱的受审者应该最先屈服,这显然不符合事实。经验显示,抵抗力主要与受审者的心理衰竭程度相关,与生理压力关系并不大。衰弱的威胁——比如,短暂的剥夺食物——可能比延长饥饿引发更多的焦虑,因为长时间忍受饥饿会引发人的冷漠,甚至会引发幻觉或错觉。通常,在审讯的早期阶段使用衰弱技术很可能得不偿失。在不适、紧张,持续寻找逃生之路失败之会出现漠然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外部刺激可能都不再会对受审者产生作用。

另一个反对使用衰弱技术的意见认为,过度疲劳、剥夺睡眠等等本身就可以形成新的规律,受审者可以通过漠视来适应这种新规律。审讯官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操纵审讯环境,打乱抵抗的受审者的生活规律,⽽而不是创造一种新的生活规律。食物和睡眠的提供应该无序,要么过分充足,要么严重缺乏,而且完全无规律可循。一般情况下,比起持续剥夺而引发的衰弱,错乱会更加削弱受审者的抵抗意志。

6. 痛苦

众所周知,每个人对痛苦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显然,这不是生理差异导致的。欣克尔的研究发现:“每个人对痛的感觉大体一样,也就是说,每个人在开始感觉到痛的时候反应差不多,在痛的刺激逐渐增加的时候,每个人感受到的痛感强度也基本一样,然而,一些有着极大心理动力的人对剧痛的忍受能力更强,而且可以在残酷折磨下完成非常复杂的工作。”“我们现在还没有弄清楚究竟是什么生理因素决定了一个人对痛觉的反应,但是我们知道的是,生理因素的作用一定小于心理因素。”

一个人对痛觉反应的承受度很可能与他的早期经验有关。一个幼年经历过可怕的强烈痛苦的人,可能会比一个儿时经历温和的人对痛苦的反应更加强烈。相反的结论也有可能是正确的,一个幼年经常遭受痛苦的人很可能对痛苦习以为常,不会有过分反应。而那些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则有可能因为对痛苦的无知而更加恐惧痛苦。不同的个性才是决定因素。

这里讨论的痛苦显然来自于外部力量,而非受审者自身,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种痛苦很可能让受审者的抵抗意志更强化或更集中。只有在受审者将这种痛苦内化后,他的抵抗意志才会削弱。“在一个简单的酷刑环境下,对抗是受刑者和施刑者之间的惟一关系(受刑者可以长期忍受这种痛苦)。如果受刑者被要求长时间一个姿式站立,就引入了一个新的因素。受刑者直接的痛苦不再来自施刑者,而是来自他自己。与施刑者对抗的意志会在受刑者内部的对抗中逐渐耗竭,只要他继续站立,他就把更恶劣的处置自己的权力授予了施刑者,但是实际上施刑者永远不会向受刑者摊牌,告诉他最终这种恶劣的状况会达到什么程度。”

如果对一个因为隐瞒情报而感到不安和内疚的受审者施加痛苦,原本有可能屈服的受审者反而会变得坚不可摧。因为他可以把痛苦视为惩罚,进而产生赎罪感和解脱感。而那些预期到痛苦并享受痛苦的人,可能会为了想要受到惩罚故意隐瞒情报。如果不让他受刑,他可能早就坦白了。而一些有高度道德感的人和高级知识分子则会认为,施加给他们的痛苦更加证明了自己的信念——他们的对手是下等人——他们的反抗意志反而会被强化。

强烈的痛苦还有可能换来假口供,很多受审者都会为了摆脱折磨而捏造事实。这一类结果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来证明供词的真伪。在这期间,受审者会重拾信心,他甚至可能利用这段时间想到更新、更复杂的口供,然后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证明真伪。库巴克更害怕对手使用这种战术,因为我们审讯的目的并不是要证明受审者有罪,而是要获得情报。

如果受审者在其他⼿手段都失败的审讯后期才体验到痛苦,他基本上可以确信审讯官已经黔驴技穷,他只要能顶住这最后的攻击就可以战胜对手,获得自由。而且他往往是正确的。一般而言,能够忍耐痛苦的受审者也不会屈服于其他手段。强制技术不但起不到打击他的目的,反而会让他重拾信心,变得更加成熟。

7. 高度暗示和催眠

近年来,心理学界出现了很多关于催眠的理论,这些理论被心理学家和其他人认为是已被证明的原则。其中一个理论认为,一个人不会违背自己的意志而被催眠;在催眠过程中不会泄露他极力想掩盖的信息;在恍惚状态或者催眠后的暗示下,也绝不会做他平常在道德或伦理上强烈反对的事情。如果这些理论被证实,催眠对于审讯的效果就非常有限。

长时间以来,很多科学家都在研究催眠,但没有任何催眠理论得到确实地证明。每一个证明都伴随着一个反证存在。本手册不需要也不能够涵盖关于催眠的各种讨论。无论如何,案件负责人或者审讯官都应该充分了解,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对受审者进行有效的催眠,以便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随时请求专家的协助。包括审讯官在内的案件负责人即使粗浅的了解催眠或者有催眠的经验,也不应该在审讯或者其他行动中,自己使用催眠技术。这是因为:第一,只有心理学家、精神科医生等专业人士才能实施临床意义上的催眠,否则很可能给受审者造成无可挽回的心理损伤。第二,在审讯中使用催眠失败,或者成功,如果造成催眠后失忆或者其他问题,将会导致严重不利的公众舆论或者司法指控。

失眠症被认为是一种高度暗示下的精神状态,但这只是一种描述而不是定义。默顿.吉尔和玛格丽特.布莱曼认为:“关于催眠的精神分析理论明确表示,催眠实际上是一种退化。”“实施催眠的过程是唤起退化的过程,而催眠的状态就是开始退化的状态。” 催眠是一种让人们退化的方法这一定义对审讯官非常有用。因为如何征服抵抗受审者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把退化推进到抵抗不能持续的问题。

马丁.奥恩曾经写过很多关于催眠和审讯的著作,他对催眠的所有结论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考虑到受审者的意志和态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奥恩说:“尽管我们还没有进行严肃的实验,但经验表明,很少或者完全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一个人可以违背自己的意志进入恍惚状态。”“实际上进入恍惚状态的可能性取决于目标的主动意愿。”“目标进入恍惚状态的意愿主要取决于他与催眠师的关系,而不是催眠术本身。”这些观点可能代表大多数心理学家,但也不是绝对的。奥恩也曾经指出:“给受审者服用催眠药,然后告知其一个确定的主题。最后在服用更多的药品,使他进入一个短暂的无意识状态。当他醒来后,审讯官会从虚假的催眠访谈'笔记'中找到某个假装已经告知受审者的信息”——这一技术需要审讯官对受审者有充分的了解。“很明显,这个把戏可以促进受审者吐露信息。”通过预先使用某种药物——目标不知道他吃了这种药——或者通过其他非常规手段对抵抗的受审者使用催眠技术的方法尚处在实验之中。在有更多证据之前,我们无法知道是否能让一个抵抗的受审者在不自愿的情况下进入催眠。

奥恩又说到,即使一个抵抗者可以被催眠,他的抵抗仍然不会中止。他假定“很少有催眠能够让受审者进入一种深度的恍惚状态,以至于受审者可以谈论他在清醒状态下不会谈论的问题。在少数案例中,受审者会进入这种状态的原因还没有被找到。”奥恩认为,受审者在恍惚状态下是否会泄露他努力保护的信息,存在极大的疑问。但是奥恩可能过分谨慎和悲观了。一旦受审者进入催眠状态,他对于真实的理解变成了可以操控的对象。比如,一个库巴克审讯官可以告诉一个双面间谍,现在审讯他的人是克格勃,进而改变整个问答结构。换句话说,如果整个问答结构没有变化,奥恩认为一个抵抗的受审者会继续抵抗是对的。但是一旦受审者在催眠状态下以为自己在和朋友交谈,或者泄露情报符合他的目的,他的抵抗就会被合作取代。催眠恍惚的价值并不在于削弱受审者的意志,而在于让受审者相信没有必要继续硬挺下去。

以奥恩为代表的另一个对催眠的反对意见是,通过催眠状态获得的信息并不可靠。奥恩认为:“不能保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因为在催眠状态下,受审者也有能力撒谎。“奥恩的观察结果是正确的,确实没有任何一个操纵方法能够排除说谎。但是如果催眠的目的并非直接挖掘真相,而是让受审者与审讯官合作,这一反对意见就没有意义了。

成功的催眠技术的⼀一个优势是不留后患,方法是后催眠暗示。在最好的情况下,催眠可以使抵抗的理由变成合作的理由。在审讯结束环节,当受审者即将从催眠的恍惚状态中苏醒的时候,再给他一个心理暗⽰示,他将不会记得之前发⽣生的任何事情。

在使用其他强制手段都无法达到目的的时候,要提醒审讯官,还有催眠技术可以使用。再次强调:催眠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因此,审讯官,驻外情报分站或者基地必须评估是否有充足的时间完成催眠,包括得到总部授权的必要时间,专家往返和做出报告所需要的时间。

8. 麻醉

就像痛苦的威胁⽐比实际痛苦更容易使受审者服从一样,如果受审者错误地相信自己被下了药可能比真的麻醉他要有用得多。路易斯. 戈特沙尔克称有研究表明:“30%-50%的人对安慰剂有反应,也就是说,这些人在服用完全无用的东西之后会出现症状减轻的效果。“在审讯环境下,吐实药的效果还可能增强,因为它能够使受审者的良心得到安宁。受审者抵抗的主要理由可能是因为骄傲、爱国、对上级的忠诚,或者害怕回去后遭到报复。在这些情况下,如果给他一个可以接受的服从理由,他想要逃避压力的本能就可能增强。“我被下了药”是服从最好的理由之一。

对审讯官来说,药物、测谎仪、催眠或者其他手段都一样,研究和报告显示“在审讯不愿意合作的受审者时,没有技术手段可以保证受审者百分之百说实话。不仅恶贯满盈的反社会人格患者会说谎,普通人也可以成功地掩盖事实。”戈特沙尔克在进行一次药物试验时观察到:“普通、正直的人比充满罪恶感的神经质的人欺骗能力更强。”不管怎样,药物可以有效地解决其他技术解决不了的抵抗。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所谓的催眠药——在受审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的一种有药效的东西——让一个不情愿合作的受审者进入催眠恍惚状态变得可能。戈特沙尔克称“最正确的药物是副作用最小、与受审者个性最匹配,药量合适,时机恰当。这让催眠药成为催眠师无可匹敌的盟友,他们可以给受审者做自我实现和不能放弃的建议,药效应当使受审者信服,因为他所有的感知都来自于他自身。“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让药物与受审者的个性相匹配。大多数药物的效果取决于受审者的个性而不是实际药效。如果总部批准,医生就位,审讯官最重要的职责是给医生提供受审者完整准确的心理描述,以选择最匹配的药物。

受到羞耻感和内疚感折磨的人往往会在服用药物之后放下这些负担,特别是如果这些感觉被受审讯官加强之后。和吐实药一样,药物给那些想要屈服却因为自尊或者忠诚不能屈服的受审者提供了完美的理由。和其他强制手段一样,药物可能会影响受审者口供的真实性。戈特沙尔克指出,有些药物“可能会产生精神病症状,比如,幻觉、臆想、错觉或者混乱”,所以“在服用药物下取得的口供不能总是被认为有效。”因此,药物(和这一章讨论的其他辅助手段)不应该被持续使用,受审者屈服之后不应再使用。药物的作⽤用是促使受审者屈服,把抵抗转变为合作。一旦这种转变完成,就应该放弃强制技术,因为强制技术不仅违反道德,也会会阻碍新成果。

本手册并没有包含可能在审讯中使用的药物和它们的功能,因为药物是医生的职务范围,而非审讯官的职务范围。

9. 装病的检测

发现受审者是否装病显然不是一种审讯技术,但是审讯的历史充满了装病的受审者,他们通过假装生理或者精神疾病成功地避免了审讯压力。库巴克审讯官在无法召集医生或者其他专业人士到场的情况下,使用几个小技巧就可以很容易区分受审者是装病还是真病。但是,由于很多时候受审者真病或者装病都是强制技术导致的,所以这个话题不应该被过份强调。

大多数装作有心理疾病或者生理疾病的人都想用骗术欺骗行家。梅尔策说:“装病的人往往不了解他扮演的病人角色的特征,比如,总是表现出一些在外行的想像中才会出现的症状。症状之一是假装自己是某个有权的人或者某个历史人物。这种症状在现实心理学的案例中非常少见,但是装病者却经常使用。精神分裂症的发作是逐步的,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产生幻觉,但装病的人往往总是开始得非常迅速,幻觉随时就绪。假冒的精神病患者总是表现出许多自相矛盾而且不连贯的症状,这些症状很少会同时出现。装病者经常演得过火,过份夸大、戏剧化、扮鬼脸、嚎叫、装神弄鬼,或通过其他方法把注意力从获得信息转而引向他自身。”“装病者的另一个症状是总想躲避或者拖延检查。比如,一个如何发现说谎者的行为研究显⽰示,装病者往往有相似的行为,他们总是用各种方法拖延或者推迟检查。他们会表现得非常焦虑,有时会对检查和检查者表现出敌意。逃避检查的方法包括叹气、打哈欠、四处走动,这些都被用来阻止测试者做记录。在测试前,他们往往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的反应有可能引发检查者的误会,以为他们在说谎。因此,发现装病者的过程和发现说谎者的测试有可能刺激骗子表现得更加可疑。”梅尔策指出,只要装病者不是心理学专家,罗夏克实验就有可能让他们暴露。

装病的一个关键是检查者的思维框架。面对一个装病的人,专业的检查者不仅会怀疑,而且有戳穿谎言的强烈冲动,相反,如果面对一个隐瞒自己病情的真病人时,检查者的直觉是发现隐藏的疾病。

梅尔策观察发现,假装哑巴和假装精神分裂症的人很容易通过麻醉分析法检验出来。在药物的影响下,装病者仍然会坚持不说话或者失忆,而在真正的患者身上,服用药物会使这些症状暂时消失。另一个手段是假装认真对待这一欺骗,表达出严重的关切,然后告知“患者“,治疗疾病的唯一方法是电击疗法和额叶切除术。

10. 结论

简单总结一下前面谈到的各种强制审讯概念,以便各位理解:

(1)强制技术主要是逮捕、拘禁、剥夺感官刺激、威胁和恐吓、衰弱、痛苦、高度暗示和催眠、药物。
(2)如果使用强制技术,或者使用两个以上的强制技术组合,应该选择符合受审者个性的强制技术。
(3)强制技术通常要达到的效果是使受审者退化。成年受审者的抵抗会随着其退化的深入而削弱。在退化过程中,受审者可能会感受到内疚,审讯官可以强化这种内疚感。
(4)当退化的程度达到使受审者屈服的意愿强于抵抗的意愿时,审讯官应该给他提供一个合理的借口。和强制技术一样,合理化借口必须根据受审者的个性精心挑选。
(5)受审者屈服之后,强制的压力应该被减轻或者解除,这样才能强化受审者的自愿服从。
一直没有提到的是共产党政权经常使用的最后一招:策反。在西方国家,审讯的目标是获得情报。一旦受审者的合作达到审讯官可以获得情报的程度,审讯官一般不会再关心受审者的态度。但有些时候,这种现实主义的漠视是非常短视的。如果受审者在审讯结束之后感到懊悔或愤怒,处理因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要比在审讯结束后策反受审者要麻烦得多,更何况受审者还可能具有长期的利用价值。

 

X. 审讯官的检查表

下面列出的问题是为了提醒审讯官和他的上级而设计的:

1. 汇编和学习了可能影响库巴克进行单方审讯或者联合审讯的(联邦或地方)法律吗?
2. 如果受审者被捕,我们能合法地关押他多长时间?
3. 如果受审者是库巴克管辖的范围,其他欧登约克机构或者组织进行的审讯是否与库巴克协调过?如果受审者是其他欧登约克机构或者组织管辖的范围,库巴克进行的审讯是否与他们协调过?
4. 审讯是否遵守了库巴克的各种规章条例,和本手册中提到的各种法律文件?
5. 受审者是帕普利姆公民吗?如果是,上文多处提到的注意事项是否都做到了?
6. 将要进行审讯的审讯官是否符合下面四个条件:(1)充分的培训和经验;(2)非常熟悉审讯将要使用的语言;(3)了解相关地理/文化知识;(4)充分了解受审者的心理状态?
7. 是否对受审者进行过背景审查?受审者主要的心理特征是什么?是否符合本手册提到的九种主要类型?如果符合,是哪一种?
8. 所有与审讯相关的可以取得的信息都已经被收集和分析了吗?
9. 受审者[删去一句],或审讯会在其他地方完成吗?如果在基地或者分站进行审讯,审讯官、受审者、审讯设施可以在审讯所需要的时间内供我们使用吗?如果受审者被送到情报中心,得到中心或者总部的同意了吗?
10. 受审者随身携带的所有文件都是技术分析的目标吗?
11. 是否对受审者进行过逻辑审查?真的有必要进⾏行审讯吗?
12. 现场和总部是否对潜在的受审者进行了审查?是否调查清楚了与受审者有情感、家庭、生意关系的人的身份?
13. 对受审者的诚实信用是否做过评估?评估结果如何?
14. 如果受审者承认曾经与一个或者多个外国情报机构或者共产党或者共产党统战机构有关系,是不是还需要并且向上级汇报更多的细节?
15. 使用吐实药是否得到了授权?有没有实用性?可以多次使用吗?什么时候可以使用?
16. 是否对受审者合作或者抵抗的可能性进行过评估?如果有可能抵抗,是因为什么抵抗?是因为恐惧、顽固、爱国、个人因素、政治因素还是其他因素?
17. 审讯的目的是什么?
18. 有没有制定审讯计划?
19. [删去一段]
20. 审讯所需要的各种设施都安排到位了吗?
21. 审讯过程被记录了吗?记录设备齐全吗?记录设备已经安装好了吗?
22. 必要的食物、住宿和警卫准备好了吗?
23. 审讯需要一名以上的审讯官吗?如果需要,审讯官之间的角色分配好了吗?
24. 审讯官可以完全操纵和控制审讯环境吗?
25. 审讯结束后,应该怎样处置受审者?
26. 在审讯早期阶段,有没有可能发现受审者对于审讯官的情感反应?审讯官对于受审者的情感反应是什么?情感反应会不会强大到扭曲结果的程度?如果会,能不能更换审讯官?
27. 如果受审者抵抗,应该使用强制技术或者非强制技术吗?根据什么进行选择?
28. 受审者曾经接受过审讯吗?他对审讯技术是否精通?
29. 审讯官对受审者的印象是否和审讯之前收集的情报一致?如果有明显的不一致,是哪些不一致?这些不一致会不会影响剩余的审讯计划?
30. 在开场阶段,审讯官是否通过受审者的声⾳音、眼睛、嘴巴、动作、沉默或者其他任何细节觉察到他的敏感区域?如果是,那些区域是什么?
31. 在开场阶段是否与受审者建立起和谐关系?
32. 开场阶段后是否有必要进入侦查阶段?需要使用什么技术解决受审者的抵抗?需要多少压力?可以延长拘禁时间吗?如果可以,对于延长的拘禁时间、联络⽀支持、警卫等,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安排?
33. 审讯官认为受审者对他的情感反应是什么?为什么那样反应?
34. 每次审讯都向上级汇报了吗?⽤用书面汇报还是录像汇报?
35. 如果受审者有可能是敌方情报机构的特工,如果他没有在审讯阶段招供,应该使用何种手段阻止他不受阻碍,不受检查地继续行动?
36. 有没有遗漏对受审者的承诺?受审者复仇心强吗?会进行反击吗?会如何反击?
37. 如果使用了一个或者多个非强制技术,这些技术和受审者的个性相匹配吗?
38. 需要使用强制技术吗?如果需要,所有现场特工的各级长官都被通知了吗?他们是否同意?
39. 是否取得了总部的授权许可?
40. [删去一段]
41. 如果要拘禁受审者,库巴克能否完全控制他的拘禁环境?受审者的日常生活能够因为审讯被打乱吗?
42. 能否对审讯者进行单独拘禁?是否有必要对审讯者进行单独拘禁?拘禁地点是否能够实施感官刺激剥夺?
43. 威胁了受审者吗?是计划内的威胁吗?威胁的本质是否和受审者的个性相匹配?
44. 如果催眠或者药物是必要的,有没有足够的时间提前通知总部?有没有足够的送达药物的时间和采取其他预防手段的时间?
45. 受审者有装病的嫌疑吗?如果审讯官不能确定,机构能否提供一个专家?
46. 在审讯的结束阶段,是否准备好总结报告?
47. [删去一段]
48. [删去一段]
49. 审讯成功吗?为什么?
50. 审讯失败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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