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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二)

案例分析

为了建立抵抗组织类型和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我们检验了3个案例。它们发生在菲律宾,缅甸和东帝汶,而且均使用了暴力和非暴力手段。我们选取这3个案例有如下原因:第一,菲律宾和缅甸的案例是反对本国政府的,而东帝汶的案例是反对外国占领的。这样可以尽可能涵盖运动目标的多样性。第二,这些案例中的非暴力运动有成功也有失败。第三,这些案例的选取受最接近案例分析设计的影响。根据这一设计,每个案例都可以和同时期相同的统治政权的回应进行比较。更重要的是,这些案例中的运动都没有接受外国政府的援助,这使我们不必讨论“外国政府的物质援助”这个因素对运动变化的影响。

这一比较方法有多重目的。第一,可以为理论检验提供严格的案例筛选方案,以避免受到样本选取有所偏向的指责。因为我们的样本既包含了期望(运动成功)又包含了偏离(运动失败)的结果。第二,这一研究方案可以改进理论模型。因为对于失败的运动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解释。巢式方差分析(译者:一处抽样调查方法)既包含了期望的结果(非暴力运动成功)——菲律宾和东帝汶的案例,又包含了偏差的结果(非暴力运动失败)——缅甸的案例。对于偏差案例(失败)的分析进一步说明数据库需要更多的变量敏感度,以及是否有其它被遗漏的因素来解释这一成果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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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一)

——非暴力抗争的战略逻辑(节选)

玛丽亚·斯蒂芬 埃里卡·切诺韦思 著

赵然诺 译

很多学者的著作里都隐含着一种假设——在处理政治冲突的多数手段中,暴力最有效率。政治学家也普遍认为,之所以暴力革命在反政府运动中盛行,是因为暴力手段比非暴力手段能够更有效的实现他们的目标。尽管存在诸多假设,从2000年到2006年,塞尔维亚(2000年)、马达加斯加(2002)、格鲁吉亚(2003)、乌克兰(2004-2005)、黎巴嫩(2005)、尼泊尔(2006)等国家有组织的公民运动利用包括抵制、罢工、抗议、不合作等非暴力手段成功地挑战了强权,并最终达成政治和解。我们亟需对这些非暴力运动的成功进行系统化的研究——特别对那些同时爆发暴力和非暴力运动的国家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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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种数字技术的运用:以埃及的公民抵抗为例

演示1:标题

玛丽.乔伊斯  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  2011.4.12

主持人:玛丽.乔伊斯(Mary Joyce)是数字社会行动专家,她在世界各地演讲、培训和被聘为顾问。2007年她创建了DigiActive.org,这是一个彻底的志愿者组织,致力于帮助世界各地草根阶层的社会运动家使用数字技术扩大其影响。2008年玛丽在奥巴马总统竞选中担任新媒体行动经理。她是《数字行动解码》(Digital Activism Decoding)的编辑,这是第一部明晰地阐述关于数字行动课题的出版物,于2010年春季发行。现在我把话筒传给玛丽。

玛丽.乔伊斯:大家好!谢谢来到网络论坛。我今天要讲的是数字非暴力战略问题,我将以埃及革命中的数字技术为例,但我也会先涉及一些理论问题。在这个演讲过程中,我会以解放广场的旗帜为背景,让我们满怀希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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