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类: 如何进行非暴力抗争

人权新战术(六)

工具和资源

本书中提到的个人和组织,都是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选择战术的。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和风险,他们使用这些战术是作为他们更大的战略的一部分,而这个更大的战略又是为了实现一个明确的总目标。虽然某些战术——或者某些战术中的某些部分——可能对你们很有用,但关键是,你们首先要评估自己的情况:你们的环境、目标、资源和盟友。

我们希望本书的这一部分包含的工具,能够帮助你们完成这一任务。 » 看更多

人权新战术(五)

建设人权文化和制度

不同的社会对人权的定义会有所不同,这是由每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和经济现实决定的。但是每个社会——无论其价值观如何——都需要有一个公共空间,让个人、政府机构、民间机构、各种群体和团体都能齐聚一堂,共同为集体福利承担责任,并且为可接受的行为和状态制定规则。

我们可以把这称为公民社会,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为公共领域。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里,我们有机会建设各种尊重人权的文化和制度。在某些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这一公共空间很强大,但即使如此,这些国家也不是完全没有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在某些国家,这一公共空间存在,但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某些国家,这一公共空间非常弱小,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个人被挤到社会边缘,然后,人们会退回并且隐藏到私人生活里,不再关心社会生活。没有这种公民社会或公共空间的国家,公民就不会有积极性,侵犯人权者就会任意妄为。 » 看更多

人权新战术(四)

恢复战术

1980-2000年之间,秘鲁有超过七万人失踪或者被谋杀。多数受害者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庭,基本被排斥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之外。秘鲁人权界让媒体、公众和国际组织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最终,秘鲁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我很荣幸能够为这个组织服务。

2003年8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表了最终报告,让政府无法继续忽视来自失踪者家庭的正义呼声。虽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取得了胜利,但那只是迈出了让所有秘鲁人都重新拥有权利和正义的漫漫征途的第一步。 » 看更多

人权新战术(三)

干涉战术 

我曾幸运地代表侵犯人权的受害者参加过几次干涉行动,也观察过世界上其他许多成功的运动。1980年代末,我帮助发动了“地毯标志认证”行动,这是第一个通过自愿标志认证的方法防止地毯制造业使用童工的行动。我所在的组织“拯救童年运动”成立的南亚童奴问题联盟(是一个由七百五十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反对使用童工的网络——译者注)解救了六万五千名受奴役的儿童,帮助他们恢复了健康。我们还通过1998年的反对使用童工全球大游行,使这一问题得到全世界的关注。

全世界其他的消费者运动——包括地毯消费者运动、清洁服装运动、脏球运动——也利用了消费者的力量来帮助结束侵犯人权的行为。与此同时,像拉丁美洲的清洁环境运动和争取劳工权利运动,非洲的争取妇女权利运动等民众动员运动,证明了人们反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已经削弱了侵犯人权者继续侵犯人权行径的能力。 » 看更多

人权新战术(二)

预防战术

仅仅十多年前,人权组织的焦点主要还集中在公开谴责过去或者仍在发生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上。人权“工具箱”中的主要工具是大棒,人权工作者所依赖的手段是“点名揭露”有侵犯人权纪录的国家。虽然这也是有价值的工作,但是,现在人权工作的许多新的参与者已经将这一“工具箱”里的工具增加了许多。

过去的十年中,人权环境有了惊人的改变。人权议题已经从创建国际法律框架转向认真讨论实际执行的问题。与此同时,人权工作也从国际转向地方,而地方团体的目标常常包括干涉和预防。例如,一个地方的NGO可能需要就某一具体的酷刑案件与警方打交道,并讨论今后如何防止此类事件发生。这些团体使用的战术是传统的人权组织无法使用的。他们不仅批评政府,也和政府部门形成伙伴关系来促进改革和立法;他们为警察部门提供培训课程;他们在关键的地方展示自己的存在。 » 看更多

人权新战术(一)

——实践者资源手册

中国权利在行动翻译

人权新战术项目手册
酷刑受害者中心项目

版权所有:酷刑受害者中心;中国权利在行动经酷刑受害者中心授权翻译中文版本

严禁出售本书。我们鼓励各个团体免费复印和散发本书或其中的部分内容,这是对人权新战术项目和酷刑受害者中心的认可。如果你想翻译本书或其中部分内容,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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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三)

案例分析总结:对一场运动成败的解释

通过分析上面3个案例,揭示了很多影响非暴力运动成果的因素。

第一,暴力运动都没能大幅度提升当局镇压的政治成本。尽管一些人对暴力起义者产生同情,但从这3个案例来看,没有国家因为这些人的活动而发起国际制裁或者物资援助。虽然非暴力运动也没能从外国援助或者制裁中直接受益,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对施压时机的把握和外国政府对统治当局支持的撤销,改变了东帝汶和菲律宾民主运动的进程。 » 看更多

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二)

案例分析

为了建立抵抗组织类型和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我们检验了3个案例。它们发生在菲律宾,缅甸和东帝汶,而且均使用了暴力和非暴力手段。我们选取这3个案例有如下原因:第一,菲律宾和缅甸的案例是反对本国政府的,而东帝汶的案例是反对外国占领的。这样可以尽可能涵盖运动目标的多样性。第二,这些案例中的非暴力运动有成功也有失败。第三,这些案例的选取受最接近案例分析设计的影响。根据这一设计,每个案例都可以和同时期相同的统治政权的回应进行比较。更重要的是,这些案例中的运动都没有接受外国政府的援助,这使我们不必讨论“外国政府的物质援助”这个因素对运动变化的影响。

这一比较方法有多重目的。第一,可以为理论检验提供严格的案例筛选方案,以避免受到样本选取有所偏向的指责。因为我们的样本既包含了期望(运动成功)又包含了偏离(运动失败)的结果。第二,这一研究方案可以改进理论模型。因为对于失败的运动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解释。巢式方差分析(译者:一处抽样调查方法)既包含了期望的结果(非暴力运动成功)——菲律宾和东帝汶的案例,又包含了偏差的结果(非暴力运动失败)——缅甸的案例。对于偏差案例(失败)的分析进一步说明数据库需要更多的变量敏感度,以及是否有其它被遗漏的因素来解释这一成果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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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公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一)

——非暴力抗争的战略逻辑(节选)

玛丽亚·斯蒂芬 埃里卡·切诺韦思 著

赵然诺 译

很多学者的著作里都隐含着一种假设——在处理政治冲突的多数手段中,暴力最有效率。政治学家也普遍认为,之所以暴力革命在反政府运动中盛行,是因为暴力手段比非暴力手段能够更有效的实现他们的目标。尽管存在诸多假设,从2000年到2006年,塞尔维亚(2000年)、马达加斯加(2002)、格鲁吉亚(2003)、乌克兰(2004-2005)、黎巴嫩(2005)、尼泊尔(2006)等国家有组织的公民运动利用包括抵制、罢工、抗议、不合作等非暴力手段成功地挑战了强权,并最终达成政治和解。我们亟需对这些非暴力运动的成功进行系统化的研究——特别对那些同时爆发暴力和非暴力运动的国家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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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无法扼杀精神——女性与非暴力行动

非暴力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它能够解决暴力解决不了的复杂问题。这里所说的复杂,是指女权活动家面临的困境——她们在对体制性的男性霸权表示愤怒的同时,仍旧爱着她们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和男性朋友。这里所说的复杂还在于我们既要把一个回家打老婆的低收入男性视为压迫者,同时也把他视为被压迫者。暴力的战略、战术是极端化和二元论思维——非黑即白——相信这种二元论思维的人假定这些问题都是简单的,边界清晰的,都可以用枪杆子予以回答。非暴力则让我们将问题的复杂性融入斗争之中,包容他人合理差异的同时,发现并赞美我们的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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