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女权行动影像展

导 言

 
青年女权行动派是2012年在中国崛起的一支权利力量,它体现了在中国这个新极权国家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权利的民间新战略,其特点包括:青年主体;直接行动;公开化。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和她们的支持者结成同盟,介入个案,倡导政策,并始终坚持将诉求与争议曝光在媒体与网络,通过关注和讨论争取大众支持,并进一步形成促进改变的压力。

在过去3年,青年女权行动派为许多歧视与暴力的受害者提供直接援助,同时也以预料不到的速度促进了相关政策与意识的改善。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制造了许多被中国公众熟知的事件与话题,也得到了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

影像是中国青年女权行动派的必备手段。其目的之一是要以鲜明、简洁、有力的可视化方式呈现和传播诉求,获得大众的关注。在此3年中,中国青年女权行动派拍摄和发布了数以千计的现场照片。在这些照片及相应的行动中,她们打破街头公开行动的禁忌,用公然表演来打动观众,将自己的身体形象作运动的武器,用对性别限制、“女人味”的反叛来自赋力量。其中有些图片形象已经成为中国女权运动的“经典”标识,甚至复制到其他国家。影像的另一个目的是持续的公众教育,她们为此制作了数十则短视频,这些视频都使用非专业设备和简易的编辑技术,充满活力和幽默感,曾无数次在各种民间活动中播放,拥有数以10万计的观众。此次展出的图片和视频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

这是一群富有灵感、才华和勇气的年轻人,在艺术、身体与社会运动之间,女权主义毫无疑问是她们能够无师自通的智识源泉,是全球女权主义运动本地化(Globalization)的版本,在每一个此时此刻中绽放,定格,进入历史。改变既在社会,也在自己。

“妇女的权利是人权”,青年女权行动派的活动是中国公民社会的新成就,以及对新极权秩序的挑战。

2015年3月7日“国际妇女节”前夕,5名青年女权活动人士——武嵘嵘、李婷婷、王曼、韦婷婷、郑楚然突然遭到拘捕,该案给中国民间妇女运动带来担忧、迷茫乃至恐惧。然而,她们仍然在顽强地坚持合法活动,个人的与群体的抗争。令人欣慰的是,在整个中国,妇女权利已经拥有庞大的支持社群,许多人已经醒来——这是青年女权行动派正在创造的无法被消灭的社会财富,她们也由此参与到一个国家的未来之中,而她们的影像之旅也将继续。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中国法专家孔杰荣先生致开幕式的视频:

 

一、女权五姐妹

 
2015年3月7日“国际妇女节”前夕,五名青年女权活动人士——武嵘嵘、郑楚然、王曼、韦婷婷、李婷婷突然被拘留,原因是她们计划组织一次反对公交车性骚扰的倡议活动。即“中国女权五人案”。

“女权五人”的朋友与伙伴们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呼吁争取国内外的声援以营救她们。在该案导致的最肃杀的时期内,中国青年女权行动派爆发出了超乎寻常的团结与勇气,也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

全世界有超过300个公民社会团体公开声明要求释放“女权五姐妹”,在伦敦、西雅图、纽约、首尔、东京、香港、新德里……出现了声援集会。在中国,人们参与联署甚至到看守所现场声援。

在这场全球联动中涌现出了无数的平面与视频影像。值得特别介绍的影像符号之一是“面具行动”。在印度新德里的示威者最早戴上“女权五人”的面具,并发布了新闻照片,一群在广州的青年女权行动者受到启发,秘密制作和发布了一系列“女权五人”在街头的面具图片,表示为“女权五姐妹”争取自由的决心,随后“面具行动”在北京和东京复制。

在被拘留37天后,“女权五姐妹”获得取保候审,这是中国维权营救行动的罕见成功。但警方至今仍维持她们的“犯罪嫌疑人”身份,各地的女权活动继续遭到监视和威胁。通过这一案件,中国政府终于撕去了其“男女平等”的面纱,女权活动也终于走出了政治上的安全区,一个长期严峻的、需要更多智慧与勇气的时期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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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女性污名

 
女权主义者不得不与歧视性的性别偏见做斗争,这种偏见基于错误的本质性假设,认为女性应顺从专门针对她们的一些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例如“贤惠”、“乖巧”、”保养外表”、“贞洁”以及“及时”结婚等等。反抗偏见和追求自由选择是中国青年女性成为女权主义的重要动力。

青年女权行动派针对性别偏见和性别污名而开展的活动往往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其目的是曝光荒谬。在这些公开活动周围,集结了许多自发或自觉的论述。而另一方面,反对女性在性、气质、婚姻及生活方式方面拥有充分自由的言论也层出不穷,因此双方经常展开辩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辩论,更多女性明确了她们的立场,而辩论的规模也因此越来越大。

这并非“口水战”,偏见为歧视性的政策提供了舆论的保护伞,所以辩论与推动政策是密切相关的。2015年年初,就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的性别歧视而发起的抗议,同时也是对官方言论垄断与管制的反对。这一事件是2015年3月“女权五人案”前最后一个取得重大影响的女权倡导活动。

所有这些活动并非女性专利,男性志愿者也加入进来,并留下了坚定的身影。

2-1_7 2012年9月武汉女大学生公开砸花瓶反对选美

2-3_9 反对淑女班

2-5_11绿茶婊

 

三、公共空间

 
公共厕所的空间分配,是青年女权行动派在2012年初倡导的议题,倡导的理由是:这是一个与所有妇女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占领男厕所”令她们在中国的媒体上爆红,也导致了社交媒体对她们的第一次封杀,关键和秘密都在“占领”一词,抗争性的公开行动吸引了眼球,令权力者不得不有所反应。然而表演性的“占领”绝不是倡导活动的全部,而是建构议题——令不合理被看见和被承认为问题,并通过争议为更多较“温和”的活动打开空间,例如给各级决策者写建议信、发布调研报告等等。

在“占领男厕所”一个月之后,媒体注意到连国家的最高会议——全国“两会”会场的女厕所都不敷使用。约一年之后,决策者开始回馈,一些大学改建和扩大了女厕,部分地方政府及国家建设部制定了有利于女性的厕所空间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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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_14 占领男厕所

3-4_15 志愿者在城管委门口用马桶摆起一个大问号

 

四、性别歧视(高考与就业)

 
中国妇女正在各行各业展现出她们的能力,然而另一方面,社会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不给她们平等的机会,一些权力机关也存在歧视问题。整个社会,性别歧视在相当程度上被合理化了。

中国青年女权行动派开始了对就业性别歧视“常规”的挑战。她们提出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起诉招聘性别歧视的诉讼,从而激活了中国的相关法律,证明歧视可以通过诉讼被纠正。她们还发起了多次大规模的投诉、举报和建议活动,要求权力机关监督企业撤销歧视性的雇佣政策。

当高校招生中对男女实行不同分数线的做法被曝光,一系列的公开表达发出了抗议之声,最终促使教育部做出了让步。该做法源自所谓的“男孩危机”:担心男性失去优越地位和阳刚气质,因此要对他们加以保护。然而年轻女性则强烈要求公平竞争和机会平等。

4-3_18公务员妇检

4-7_22 秃头姐妹

4-8_23美团-孕妇

4-9_24高考

4-10_25黄蓉案 准备上诉

4-6_21 百合网

 

五、反对性侵害

 
2012年,一群志愿者表演行为艺术以表达对地铁性骚扰的抗议。她们用手机拍下活动照片并发布到社交媒体,随即在中国的互联网和媒体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原因是“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口号公然张扬了女性的身体与性权利,并要求重设两性道德规则。此后与性侵害相关的行为艺术继续抵制对受害者的污名与谴责,强调反性侵害的目的是维护女性的自由与自主。这些活动被打上“激进”的标签并遭到抨击,其所提出的质询也导致龃龉,这些问题包括:是否应正视各种场所和社会关系中的性别权力关系;学校、教育部门、用人单位应该为性侵害承担怎样的责任,以及司法和执法部门的履职问题。

在行为艺术背后,通过援助和倡导,数十名性侵受害女童获得赔偿,教育部明确禁止教师对学生的性骚扰,最高法院等发布政策,承诺改善儿童性侵害的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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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反家暴

 
官方统计显示,中国有婚姻经历的女性中近1/4曾遭受丈夫的暴力。反对家庭暴力是青年女权行动派的重要议题。她们为反对家庭暴力创造了“受伤的新娘”,后来这一形象在各种活动中多次重现,成为中国青年女权行动派的代表图像,它质询了“和谐”和浪漫的爱对家庭暴力的遮蔽,蕴含着将愤怒与控诉化为抗争力量的行动主义精神。

在多种多样的活动中,青年女权行动派不断呼吁社会应普遍重视这一问题,并特别强调权力部门的责任,尤其是在救济和惩戒方面的责任。青年女权行动派对一些家暴个案的援助保护了当事人的权利,甚至挽救了妇女的生命,同时也指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她们为家庭暴力立法发动了中国妇女权利领域最大规模的声援,并持续从利益相关群体(stakeholders)的角度追问这一立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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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拉拉身份

 
中国青年女权行动派始终重视和支持女同性恋(Lesbian)权利,其中一些活动人士就来自这个群体。

目前中国政府与媒体处理拉拉问题的主要手段是使其在公共视野中销声匿迹,而拉拉群体与Gay(男同性恋)相比更为沉默和隐秘。因此,凸显拉拉群体的存在成为争取权利的第一步。拉拉权利活动的公开化和多样化也让更多拉拉参与其中,行动主义让拉拉和女权主义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近期最具影响的拉拉权利新闻是由“女权五姐妹”之一的李婷婷创造的,她在获得“取保候审”之后在北京与女朋友举行了公开的婚礼。由于中国同性婚姻并不合法,这一婚礼的主要意义是倡导,是以另类身份彰显自尊,反抗对同性恋的歧视和对人性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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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_56 恐同杀死女同性恋

 

八、边缘群体

 
青年女权行动派的主体是受过高等教育并生活在城市的女性,但她们的社会关怀超越了自己的生活范围。她们对边缘妇女群体的生存状况怀有强烈的同情,并与其中一些已经站出来维权的妇女建立了合作和友谊,例如女工、家政工、失去土地的农村妇女、性工作者。她们将行动主义的策略介绍给这些群体,并和她们一起组织活动。

和这些群体的联接对青年女权行动派十分重要,证明了女权主义和社会运动并非少数精英群体的“特权”,也并非只求局部正义。在后社会主义时代,行动者在实践中重新发现了阶级,并在性别与阶级的交叉点上开拓活动空间,使运动建立起广泛和深厚的社群基础,并由此发展了在中国情境中对人权活动的理解:那些在发展中遭到剥夺的边缘妇女的抗争,既是人权的,也是女权的,它们并不是两个分离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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