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决斗

——网络时代的镇压和抵抗

 

主持人:达伦·坎布里奇是非暴力冲突国际交流中心知识和数字战略部主任,美国大学和平教育和国际发展教育专业的客座教授。他曾经在一些社会正义和教育机构工作,为全球各地、各年龄段人士举行培训班和研讨会。他曾经为“同一个世界教育”、“学习与服务国际”、美国高校和平协会等机构提供咨询服务。他曾经在民主事务研究所担任副主任,在“常识课程”的青年项目担任主任,为青少年设计培训项目,讲授如何在促进民主的议题里组织草根团体。他曾经在美国最大的关于公民教育和公民参与的非营利组织“愈合基金会 担任项目监督和指导,他主办的公民参与研讨会吸引了美国、中东、北非和欧亚大陆的年轻人。他是阿姆荷斯特学院的讲师,教授战争史和国际关系。他是学生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领导成员,组织华盛顿特区的年轻人,从事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工作。他曾经担任阿加佩网络公司项目顾问,为脸书网站设计课程应用程序。他毕业于米德尔伯里学院,在美国大学取得国际培训和教育硕士学位,获得国际和平与解决冲突方面的专业证书。

达伦·坎布里奇: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我要问候世界各地的听众下午好、早上好、晚上好!谢谢你们参加今天的网络研讨会。我还要问候在线参与的朋友、家人,以前和现在的学生,在网上和你们见面真是太好了。

我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因为数字化工具、新媒体,以及互联网的影响很大。在过去几年里,这个话题得到了主流媒体相当程度的关注,我们看到“百万声音反抗哥伦比亚革命武装组织”脸书活动[1],这是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恐游行,它让世界各地1200万人走上街头。我们也看到谷歌被迫退出中国,因为他们的搜索引擎能让中国网民看到中国政府想要屏蔽的内容。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伊朗的妮达·艾嘉·索尔坦[2],她在街上死亡的场景被手机拍下来并上传到YOUTUBE。这件事使人们对伊朗政府非常愤怒,使“绿色革命”[3]的支持率持续上升。这些都是很惊人的事件,然而,对这些事件的多数关注来自传统媒体,只有少数关注给了革命性的使用互联网发动的非暴力斗争。所以,我希望接下来的40分钟能对这个话题进行初步讲解,并在最后听到你们的问题和观点。

我的演讲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我希望能清楚地定义这次演讲提到的一些概念,因为我发现,很多讨论都在围绕这些概念进行,但并没清楚说明这些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想犯同样的错误。昨天我在脸书上发布了问题,我想和你们分享我得到的回复。

第二部分,我想说说数字化工具和网络是怎样改变了媒体格局,以及这种改变如何与战略性非暴力行动的核心原则相关联。

第三部分,我将举一些具体的案例,并且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分析这些案例,希望最后能得出一些结论。

第四部分,听听各位的问题、评论和观点。

接下来我们先定义一些关键概念。

 

演示1)  数字化决斗:网络时代的抵抗和镇压

数字化

 

数字化:指的是媒体内容——视频、音频、图片、文字——转换为二进制代码,就是1和0按照特定方式排列,然后产生的数字化版本。这些代码可以被一些数码工具——比如,电脑、手机、电视和相机等——生成和解压。这个网络研讨会之所以存在,也要感谢数字化技术。现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我的电脑屏幕画面和我的声音被转换成了二进制代码,接着它们被发送到你们的电脑上,解压,再重新生成画面和我的声音。这种接近即时的信息共享,除了数字化技术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做到。

 

演示2  数字化决斗:网络时代的抵抗和镇压

决斗

 

数字化决斗中的“决斗”这个词,指的是冲突双方之间的较量,即其中一方挑战现状,试图发起政治或者社会转型,而另一方试图维持现状,以保护他们的财富、控制力和主导地位。就像下面这张图片一样。

现实的决斗在物理空间发生,但在数字化世界,决斗存在于非物理空间,即抵抗运动在虚拟网络空间和对手战斗。在此背景下,反应更快、更聪明的一方能够利用最新的科技、软件或程序,以增加自己利用网络的能力,以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获得解放或者成功镇压。

 

演示3   数字化决斗:网络时代的抵抗和镇压

抵抗

缅甸“袈裟革命”

 

抵抗这个词,指的是为了维护人权、公义和民主自治原则,用非暴力战术抵抗某些权力结构(独裁者、政府、大公司或机构)的公民运动。当然,还有其他形式的抵抗,比如暴力抵抗。我想关于暴力抵抗的媒体报道已经够多了。“非暴力冲突国际中心”当然关注的是非暴力冲突,所以,我要谈的是公民抵抗的非暴力斗争。

 

演示4  数字化决斗:网络时代的抵抗和镇压

镇压

中国北京“六四事件”

 

镇压这个词,指的是权力体制为了压制不同意见、消解公民动员或钳制任何反对现有秩序的人,而采取的行动。这张图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且最具标志性的抵抗图片,1989年,在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一个男人单独面对一列坦克。镇压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在数字时代,镇压可能没有发生在现实社会,而是发生在网络上。

 

演示5  数字化决斗:网络时代的抵抗和镇压

网络世界

 

网络世界这个词,指的是人们与机构以及组织之间日益增长的联系,是通过促进联系网络与各种形式的数字化媒体和社交媒体达到的。当然,世界并不是都在网上和网络相连,但我们正迅速往这个方向前进。有一天,全世界大多数人都能通过电脑、移动宽带或手机联系起来。

以上就是我在本期演讲将提到的概念。

 

演示6  在冲突中哪个更有力量?

是枪还是摄像机?

 

你们昨天都应该收到一份邮件或脸书提示,要求你们思考这个问题:在冲突中谁更强大更有力量,是枪还是摄像机?你们中的一些人回复了,并且提供了很棒的观点,非常感谢!当然,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公平,或者不是很明确,你们的回复带出了这个问题中最常见的三个方面。

1. 你如何定义力量?

安吉拉的脸书评论涉及了这个主题。她说:“枪能让人们暂时屈服,但是只有告诉人们真相,才能带来变革。因此我坚信摄像机有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力量。”我想安吉拉提到了我们是寻求让人屈从的力量,还是寻求能带来积极的社会变革的力量。

2. 冲突在什么情境中发生?

琳恩的脸书评论触及了这个以及上一个主题。她说:“这主要取决于当时的情况,以及你怎么定义力量。在短期冲突中,枪明显能立刻带来后果,而在长期冲突中,摄像机有更巨大的力量。”我认为,琳恩的意思是枪有力量还是摄像机有力量,这取决于冲突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

3. 使用工具的目标是什么?

这取决于使用工具的人有什么样的长远目标。在一封写给我的邮件中,艾曼·纽埃尔写到:“枪能带来短期效力,但枪无法触动人们的良知。摄像机则能触动人们的良知,让一个尚有人性的人不敢做恶。所以如果你想触动的是人们的良知,那么摄像机的力量更强大。”格雷格在给我的邮件中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如果我需要在现实中进行统治,我会选择枪。但如果我需要赢得民众支持,摄像机内在的说服力更为强大。”你们都触及到了这些问题的关键:冲突的情境,冲突中的各方怎么理解和定义力量,以及冲突中的各方最终要达到的长远目标。毫无疑问,枪和其他的暴力工具可以执掌一些特定的力量,但非暴力运动不使用暴力工具,因为暴力工具根本不是一个选项,或者因为非暴力行动者在道德上反对使用暴力,或者因为非暴力抵抗方式是最务实的斗争方式。所以摄像机和其他数字化工具会被战略性的使用,就像武装斗争使用枪、坦克和炸弹那样。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更多关于摄像机和数字化行动的观点。

我认为,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与非暴力抵抗有关的数字化工具和网络只和一个强大的概念有关,那就是叙述方式。让那些正在反抗残酷和难以忍受的迫害的人们的故事为人所知,让不公正露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反抗者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我想,有几个重要元素能让故事有这种力量,这些元素不是每次都能被所有人接触到。

首先,是对故事的叙述能力。确定故事的不同元素——主人翁、权利、整个事件,和其中包含的瞬间。

其次,是选择用哪种媒介发布故事的能力。它们呈现故事的方式是文字、照片还是录像?要不要加音乐?有没有不同的语言?等等。

第三,是和其他人分享故事的能力。广泛并迅速的向那些可能感兴趣的人传播故事。

第四,是收集故事的能力。当你在寻找某些特定斗争的信息时,是否能收集和发现需要的故事?

这些能力综合起来,故事就能给公众和运动带来一种强大的、影响冲突的整体叙事能力。这不仅能给冲突的直接参与者、也给旁观者一个重塑运动形象的机会。

毫无疑问,网络和数字化工具以及新媒体,为非暴力运动参与者提供了进行这些报道的能力,让他们可以史无前例地创作、叙述、分享和收集报道。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演示7 传播报道途径的演化

 

如果我们简略地回顾用不同工具和叙述方式报道和分享信息的过程,我们会看到叙述报道的力量和我之前提到的能力都在进步。人类长期以来使用口头方式交流,用单词和声音,用教导人们的方式来叙述报道,用谚语、诗歌、戏剧、音乐,用最基本的口语。现在这仍然是一种最有效的分享信息的方式,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体都能够这样交流。

 

演示8 传统媒体:单向传播

 

叙述报道的方式也在进化:写作、印刷、电话、广播、电视,讲述故事的力量一点点从个体转移到特定的群体——这些人能够控制叙述报道的新方式。毫无疑问,这些进化加快了信息传输,但也巩固了少数人手中的权力——创作和分享故事的权力,尤其是当我们越来越多依赖这些交流方式的时候。写作的主导力量是传播宗教的作家,印刷的主导力量是报业公司和出版公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主导力量要不是媒体集团,要不是独裁政权。

 

演示9 新媒体:交互式传播

 

让我们看一看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期,就有了关于互联网的创意。互联网实际是被美国军方发明的,它能让远距离的国防科研部门之间迅速交流和分享文字内容。直到1990年代,互联网才对公众开放,普通人开始发邮件、做网上表格、在聊天室和人聊天,建立网站。人们还在FLICHR上分享照片,在YOUTUBE上分享视频。人们创造了一种新的虚拟空间,用来建造、叙述、分享和收集信息。是网络带来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区别,新媒体有时也被称作社交媒体。传统媒体运作的方式,使少数专业人士有权力决定什么信息值得传播。他们筛选不同的报道和观点,把他们选定的信息使用不同形式的媒体——电视台、报纸、电台——分配或广播出去,专业编辑和出版商拥有大量的权力。在传统媒体领域,专业人士能使用大多数人无法涉及的工具,比如,制作工作室、无线发射塔和出版社。这是种自上而下分享信息的方式,内容创建、叙述报道和传播的权力都被极少数人掌握。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媒体集团规模越来越大的同时,独裁政权也找到了钳制传统媒体的方式。所以在传统媒体领域,少数人掌控的权力越来越多。

而新媒体整个改变了信息筛选和传播的方式,并从基本上改变了人和信息之间的关系。新媒体工具和平台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人们可以自己制作内容并自行发布,就像传统媒体大佬那样。比如,博客、推特、YOUTUBE或自己建立网站。网络为人们提供了平台,使廉价分享信息的方式成为可能。人们不再需要昂贵的、被少数人或政府控制的出版公司为他们发行音乐专辑、书籍、电影或杂志;第二个特征,人们自己为自己筛选内容。网上信息浩瀚如海,人们除了提升自我判断力,找出他们想看和想传播的信息外别无他法。信息的筛选工作从掌控传统媒体的专业阶层向个体转移;第三个特征,人们可以对你传播的内容进行评论。当人们消费信息的时候,可以评论报道和分享链接,可以促使人们去看其他与信息相关的资源。在这个交流过程中,人们通过提供观点,使报道更丰富、更有相关性。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社会进程呈现出来,挑战传统媒体的权力体制和那些世代掌控报道和信息分享能力者。

为什么讲述故事的权力转移会对非暴力运动有利?这涉及到非暴力运动的一个关键原则,非暴力冲突最基本的一点是人们怎么理解和定义力量,让我回到你们评论中提到的内容。

 

演示10)关于权力的观点:

权力的一元论

人民依赖政府的善意

自上而下

权力自我延续,坚不可摧

权力的多元论

政府依赖民众的支持

自下而上

权力很脆弱,需要服从

 

吉恩.夏普被许多人视为战略非暴力冲突的主要理论家,他列出两种对权力截然不同的观点。他提出的第一种观点是权力一元论的观点,民众依赖政府或者他们所属的权力体制的善意,这强化了自上而下行使权力的方式,让民众相信权力是自我延续、坚不可摧的,普通人无法挑战它。大多数人就是这么看待权力的,尤其是在高度压制的社会里,权力持有者会故意强化这个观点,因为他们想让民众感到无能为力;吉恩.夏普提出的第二种观点是权力多元论的观点,政府或权力体制依赖民众的服从,这是一种权力以同意为基础的观点,人们如果不服从,统治就不能继续。这强化了自下而上行使权力的方式,让民众认识到,如果他们选择不合作、不交税、不工作、不从特定商店购物,或者不相信不公正媒体的宣传,权力体制的脆弱性就可以被利用,就可以开始源于人民、草根的政治或社会转型。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转变,让权力的多元化影响全球人口成为可能,创建自己的媒体,不再需要依赖于政府、公司或者传统权力拥有者选择报道和创作。许多非暴力运动参与者把这些新媒体工具的使用作为他们的优势,这就是全球的压制型政府为什么花越来越多的时间控制数字化媒体和网络平台(如脸书、推特和YOUTUBE等)的关键,因为这些网络平台清楚地显示出对统治的威胁,对权力一元论的威胁。

当你在网上的时候,你不需要是巨头或是摇滚明星就能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希拉里·克林顿

 

数字化媒体工具能使现有的社会秩序更有效,它们并不是现状的敌人。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现在我们具体看一看世界各地的非暴力斗争是怎样使用数字化工具和新媒体以及网络的。我在演讲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一些非常著名的案例,现在我想说一下那些不那么有名,但仍然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数字化行动的战略观点。我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些案例子:一个角度是支持数字化行动的人,这些人将数字化行动看作是社会和政治转变的强大力量。前国务卿希拉里·克里屯就是其中之一,她让网络自由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讲话中,她说: “当你在网上的时候,你不需要是巨头或是摇滚明星就能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我认为她这句话触及到了网络权力的多元性。另一个角度是数字化行动的批评者,他们把数字化行动看作是过度炒作,或是一种会导致更强烈镇压和审查的技术手段。著有《引爆趋势》一书的畅销书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就是其中之一。他最近给《纽约客》杂志写了一篇题为《革命不是发推带来的》文章。他在文中指出:“数字化媒体工具能使现有的社会秩序更有效,而不是现状的敌人。”我想这两方面的角度都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见解,所以在特定斗争的背景下看这两方面角度,能帮助我们揭示一些行动者怎样安全有效地使用数字化媒体的战略观点。

 

演示112008年,埃及“46日青年运动

 

我们先来看埃及的“4月6日青年运动”。背景是埃及被总统侯塞因.穆巴拉克统治了将近30年,在他的整个任期一直实施紧急状态法。这个法律让总统和他的安全部队有不被限制的随意羁押人的权力,尤其是对那些对已有秩序显现出某种威胁的人。在被羁押期间,一个示威者被打,被折磨,最终被害死,但一直未被报道。在埃及现有政治体系下,任何反对派政党或成员者不可能真正威胁到穆巴拉克的权力。

 

演示12)支持者

为异议和辩论开辟了政治空间

从网络到现实

 

作为对这种压抑的政治现状的回应,一个自称“卡法亚”(阿拉伯语意为“够了”)的活动家联盟出现了。联盟中的组织一起为政治和社会改革向政府施压。在2008年,组织者动员埃及人参加当年4月6日举行的罢工。其中两位成员为罢工建立了脸书群组,在24小时内就有3000多人加入。到3月底,有4万人加入了动员罢工的脸书群组。这不仅是人们加入一个脸书群组,很快它就显现出比更重要的意义。它代表了一种政治话语、辩论和异议的新方式——一种被埃及政府压制了很久的东西。从支持者的角度看,以动员罢工日命名的“4月6日青年运动”为政治话语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这在禁止5人以上在公共场所聚集(被视为非法游行)的埃及,其重要性不可估量。人们或许无法真的在街上聚集,但可以在网上聚集,在网上进行政治辩论,分享关于政治改革的录像、照片及其链接。下面这张埃及安全部队军警殴打倒在地上的示威者的照片,就是由一名年轻女性上传到 “酷刑在埃及”的网站发布出来的。

演示(13)批评者

收集行动家的信息

薄弱的社会关系

 

“4月6日青年运动”代表了一个范例,怎样把网上的动员转化为现实的动员。你通知人们一些重要信息,人们从电脑前离开,走上街头参加示威。有一些人对此提出批评,他们担心社交媒人体,比如脸书,可能会把敏感信息提供给当局。埃及安全部队就一直在监控脸书的“4月6日青年运动”群组,他们清楚地知道群组创建人的名字,知道她住在哪里,所以她一出现就被逮捕了。在社交媒体上,我们分享越多关于我们自己的消息,当局就会收集到越多信息。还有一种批评认为,社交媒体依赖于薄弱的社会关系,而只有很强的社会联系才能让人们直接参与非暴力运动,至少比简单加入一个脸书群组的社会关系要强。

 

演示(14)策略

匿名和暗语

超越脸书群组

 

看了两方面的论述,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战略?第一,匿名。这可能是使用脸书一类社交媒体的必要策略。使用匿名软件(比如TOR)能隐藏个人访问特定的,在国内受到禁止的网站的痕迹。活动家也在发展秘密代码或者网上假身份,因为他们发现,分享真实的个人信息、工作、地址等等,会给他们带来危险。还有其他社交媒体工具,比如CrabGrass,一个类似脸书的网络平台,但它更适用于组织匿名活动,而不是分享图片和状态更新等等。(脸书不是为组织者开发的,它更适用于分享图片,状态更新。)第二,那些熟练使用脸书的活动家,他们对脸书的使用已经发展到通过搜索脸书好友的个人信息,判断一个网友是否有能力参与或领导直接行动。你不能止步于脸书群组,就像哥伦比亚的奥斯卡·莫拉莱斯发动“百万声音反抗哥伦比亚革命武装组织”运动时所做的那样——从线上走到线下。奥斯卡·莫拉莱斯通过分析好友的地理位置,判断他们是否能从网上的好友变为现实中的示威者。他并不完全依赖脸书群组,而是私下联系这些人。战略性的组织者已经意识到脸书并不能创造直接行动,还要有针对性的开展线下动员。

 

演示演示(152007年缅甸藏红花革命

 

现在看一看2007年缅甸的袈裟革命。背景家缅甸人在残暴的军政府统治下生活了30多年,每当他们试图游行抗议军政府,就会经历暴力镇压。在过去的20年里,标志性的民主运动领导人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大部分时间都被软禁在家里。军政府执掌政权之后,媒体或者很少报道,或者根本不报道缅甸国内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成功的封锁了整个国家。直到一群隐蔽的,为缅甸民主运动工作的记者,用小型手持数码摄像机记录了缅甸国内发生的事情,并成功地运往国外。

 

演示16)支持者

记录侵犯人权的暴行

和外面的世界交流

 

从抗争者的角度看这场斗争,数字化工具(比如手机、相机、数码摄像机)成功的被用于记录侵犯人权的暴行,并且向世界揭露了缅甸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样的一幕在伊朗大选后的示威游行中也出现过,YOUTUBE上妮达·艾嘉·索尔坦死亡事件的视频给关注这场斗争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是《缅甸起义:看不到的真相》的电影海报,这部纪录片获得了许多电影奖项,它叙述了革命的、勇敢的的公民记者,如何向外界公开缅甸国内的斗争。这些记者做出了比过去30年任何记者做得都多的事情,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有藏在包里和报纸下的小小数码摄像机的帮助。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一定要看看,它在YOUTUBE上就可以看到,搜索一下就有。

 

演示17)批评者

关闭或减慢网络连接

无法承担的价格

 

从批评者的角度看这种数字化行动,像缅甸这样的政权要想禁止这种虚拟媒体,只需关掉网络或者调慢网速就能达到目的,在2007年袈裟革命时,缅甸政府其实就是这样做的。为了制止向国内流动的媒体,他们抬高了网费和卫星新闻接入的费用,在革命之后,政府把卫星节目订阅的费用从每月5美元涨到了800美元,有效切断了国内该信号广播的访问量。

 

演示(18  策略

不要依赖于单一交流方式

创建令政权处于两难困境的行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学到的策略有:第一,一个人不能依赖同一种来源或同一种模式的信息分享,当网络连接被关闭,缅甸的公民记者们还有后备计划,他们把信息保存在记忆卡或闪存里,从缅甸偷运到泰国。另一个办法是用普通邮件把它们寄到挪威。这些信息被偷运出去之后,被剪辑、发布,让全世界都能看到。所以,用网络分享数字化内容可能是最快的方式,但就像在缅甸发生的那样,这个行动会受制于被控制的网络服务。第二点,使用虚拟媒体工具的有效性取决于你试图影响哪些听众。数字化工具在开展让政权陷入两难困境的行动时很有效。两难困境是指让你的对手处于一个无论怎么做都没法赢的状态。如果一个运动使用了一个很流行的网络平台,而网络平台上的那些行动迫使政府把这个网络平台永远关掉,那就会影响几十亿与这个运动毫不相干的人。大多数人使用平台并不是为了政治目的,网络平台被关闭有可能让这些中立者转变成为运动的支持者,因为屏蔽网络已经开始影响到他们了。这就是在全球运动中普遍使用的战略,比如越南,活动家用博客来发布信息,他们知道越南有许多人写个人博客,如果政府关掉博客,会导致更多的不满。

 

演示19 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2004年在乌克兰发生的橙色革命。2004年总统大选之前,时任总统的列昂尼德·库奇马和他的幕僚为了让他们选定的继任者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成功当选,开始威胁恐吓反对派成员。列昂尼德·库奇马政府的策略之一是控制审查主流媒体,希望能禁止一切批评政府的报道出现。但这些策略并没有能够阻止格奥尔基·贡加泽揭露列昂尼德·库奇马政府的腐败。2000年,格奥尔基·贡加泽建立了一个新闻网站“乌克兰真相”(Ukrayinska Pravda),给乌克兰人提供反对派的观点和调查报道。列昂尼德·库奇马政府很快感到了威胁,他们绑架并杀害了格奥尔基·贡加泽,这一事件后来被揭露出来了。在2004年大选临近时,民间团体对列昂尼德·库奇马政府想要继续进行独裁统治感到愤怒,他们策划了一场运动,以确保2004年大选的公平、公正。这个运动中的一个青年社团“坡热”(PORA,乌克兰语意为“是时候了”)发动了“出去投票行动”监督大选,确保只要有投票人被恐吓或有选举舞弊的情况发生,就会被记录下来。如果选举不公和被操纵,他们就组织人们上街游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他们使用的战术是,用手机发短信与全国各地的行动参与者交流,在需要时动员抗议行动,给全国的临时帐篷营地协调分配资源等等。

 

演示20)  支持者

战术和运动协调

可移动性和可访问

 

从运动拥护者的角度看,手机和短信提供了一种简单廉价的实时联系方式,人们能实时了解行动的最新进展,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手机已成为最广泛使用的工具,现在世界上有40亿手机用户。在发展中国家,手机用户的数量增长最快。并不是很多人都有可连接网络的电脑,但是有很多人都有手机。

 

演示(21 批评者

技术屏障

干扰手机信号

 

从运动批评者的角度看,技术屏障会阻碍人们参与斗争。重要的不是设备问题,而是信息平台的问题。一个例子是,有人质疑能在伊朗发动一场“推特革命”,因为伊朗没有多少人能上推特。另一个例子是,如果手机运营服务被政府控制,可以很容易地干扰信号,或者干脆关闭短信服务。

 

演示(22)  策略

了解你想影响的听众

通过建立和分享符号促进团结

 

以上因素综合在一起,我们可以了解到两个策略:第一,要明确自己用特定工具想影响的受众。草根活动家之间大多使用短信进行组织和协调,但如果用短信给全国所有人发送深度报告,可能就不适合了。第二,在政府关闭短信之前,短信可以在不吸引政府大量注意力的情况下支持一个运动。活动家可以用短信建立、分享、传播符号——可以是文化符号,也可以是想法和做法。,比如,关于对手的笑话,或者运动口号这是一种低风险的团结、动员的方法。活动家可以用短信传播关于对手的笑话,或者运动的口号。你收到短信就转发给朋友,你的朋友再转发给他们的朋友,这是一种简单的,风险很低的动员运动的方法。这在世界各地的斗争中被广泛使用。

总结一下,新兴的数字化工具、新媒体和网络在发动民间抵抗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让活动人士拥了在此之前不可能有的新的战术和技巧。这些数字化工具和新媒体的使用方法,都包含在你们之前回复“枪和摄像机哪个更有力量”这一问题时分享的观点和概念里了。

第一,我们怎么理解和定义力量,决定了我们怎么看数字化工具和网络在发动斗争时的潜在影响力。如果多元化权力有助于运动战略,那么数字化工具更可能用于以草根群体为基础的运动战术,这能让非暴力运动强大、持续和有效。

第二,每次冲突的特定环境——对手、运动、民众、第三方等因素,决定了活动家怎样使用数字化工具。没有任何一个数字化工具或者网络平台对所有运动有用,这取决于你所处的环境。

最后,运动的目标决定怎样使用数字化工具,而不是数字化工具决定运动的目标。你的运动想动员民众采取直接行动?还是想影响民众的观点?想让对手处于两难困境?还是想组织和调配资源?或者是想打击对手?最终目标决定了你的近期目标,而一个明确的近期目标,有助于对如何使用数字化工具和新媒体——这种最近才变得可能的反抗方法——作出明智的选择。

谢谢所有的听众,现在我希望听到你们的提问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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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问:在联合国现有政策体系下,网络行动的有效性如何?

答:坦白说,我对联合国的政策体系并不熟悉,也不太懂你的意思。但我想这个问题还是可以回到这一点:谁在做世界各地各种人权事件的报道?报道哪些议题?那些人权侵害事件的受害者,他们生活在极度残酷的环境下,他们在斗争,他们面对强大的镇压。我认为,相对于主流媒体、外交官和政治精英,联合国能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当地人的观点,这肯定会对联合国如何看待世界各地的冲突带来影响,因为他们了解的越来越多的残酷现实,普通人并不知情。

问:我不同意你说的数字化工具和新媒体是最近才变得可能的反抗方法。很多21世纪发生的事情,都是建立在20世纪民权运动的基础上的,当有年轻人参与运动时,他们常常带来创新。比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4]有他们自己的摄影部门,就是因为媒体总是关注明星,而不关注运动中的普通领导者,所以他们自己进行报道。他们也使用戏剧、符号来吸引关注。比如他们使用黑色的和白色的手握在一起的符号,还有后来的黑色力量和黑豹党[5]。所以我觉得,今天使用到的一些战术可以从以前的斗争中得到借鉴。

答:我觉得你说的完全正确,发生在当代的运动可以从过去的斗争中学到很多。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的一部分,我们试图告诉人们,历史上的非暴力运动使用了哪些策略,因为有很丰富的历史经验可供借鉴。数字化工具和网络只是交流沟通的另一种方式,活动家的工具箱里有这个工具并不意味着他们只能用这个工具。你提到20世纪民权运动所用的战术,他们创建自己的纸媒,发展街头表演,这些仍然是活动家可以运用的非常有效的工具。谢谢你肯定年轻人作为创新者对斗争的重要性。我常常想起曾经和我一起工作的学生,当我研究民权运动时,那些照片中的活动家被警犬袭击、被高压水枪驱散,这些活动家只有16、7岁,18、9岁,他们冲上去用自己的身体做防线。谢谢你肯定这些年轻人。

问:我想问的是来自外界的干预,比如,来自美国的干预,美国和抵抗运动发生国政府的关系等等。这种干预有时候可能不是在帮助抗争者,而是带来更多的问题需要抗争者去应对。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答:我百分之百赞同你的意见。在世界各国的外交界,有很多由于利益冲突带来的混乱信息。不止是美国,还有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不为美国政府工作,也不在外交界任职,我不想替他们说话。但依我之见,民间抵抗运动重要的是:意识到自己才是变革的动力。那么,来自外部世界或其他国家的支持或不支持就不是很重要了。只有那个国家、那个地区的,参与那场冲突的人,才有能力决定结果是什么。我认为,记录美国政府向世界发出的混乱信息很重要。我知道一些人,比如外交官,他们看起来是谦谦君子,但实际上他们往往言行不一。记录下他们所说的对于某个特定事务支持立场的言语、声明,可以使他们难于反悔。我认为这是策略之一。这是我的看法。谢谢你的问题。

问:互联网平台是否为数字化媒体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和更灵活的信息传播方式?

答:是的,百分之百如此。最令人惊叹的是数字化媒体产生的扩散平台,使信息可以像病毒一样传播。这意味着什么呢?有些人做了一些东西放到网上,这些东西非常搞笑,非常有创意,非常气人,非常及时,它和人们产生了共鸣,发布者几乎刚刚开始把它放到网上,人们就开始用电子邮件寄送它,在脸书上为它点赞,在博客上贴关于它的帖子,一周之内就有超过100万人观看。因为它真的触及到了一些人们一直感受到的、一直想说的事情,有人捕捉到了这些东西,并让人们和它产生共鸣。病毒式传播就是像病毒一样感染人,就像你对着别人打喷嚏,别人再对另一些人打喷嚏,病毒就这么传播出去了。我认为,运用幽默感和文化干预,对那些至今还在控制信息的大公司是很大的威胁,这些公司为了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告诉人们他们是谁、代表什么——支付了数百万美金,但在现实中,很多人会说,不,你们不是这样的,你们在毁坏环境,你们在侵犯人权,你们其实说一套做一套。这些平台让人可以发表不同的观点,毫无疑问,这非常了不起。你们有没有看过《是的,先生》这部电影?它非常有意思的取笑WTO,取笑国际自由贸易,诸如此类,我觉得你们应该看看。

问:是否应该向那些为专制政权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他们封锁、审查网络服务的公司施加压力?

答:当然,我认为这毫无疑问。这也是你们能做的。我讲个故事,我曾经为非政府组织工作,我们从一个大公司得到一大笔捐款,很多人就担心,觉得那个公司不会那么好心。为什么我们要从这个公司拿钱?我的一个导师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公司的钱把它打倒,这没有问题。我想我们可以使用这些科技公司的技术来追究他们的责任,我觉得这绝对是需要做的事情,因为有太多科技公司和独裁政权合谋,他们在那里有市场,他们不想失去那些合同。但是我想,最终那些为人权和公义奋斗的人们需要追究这些公司的责任,我们不能允许这些公司帮助专制政权。

问:非常感谢你的演讲,我觉得您的演讲非常有洞察力,而且观点均衡。我想问的是,在网络审查的情况下,怎样从国际网络获取信息?

答:我也思考过你提的问题。现在有几种应用程序可以让人们在网上隐匿身份,其中一个叫是TOR。想知道关于这个话题更多的内容,可以去www.torproject.org看看。每台电脑都有自己的IP地址,就像自己的ID一样,政府可以通过它发现人们去了哪些网站:哦,这台电脑正在这个位置查看这个网站。如果政府认为个网站是“反动”的,警察就会上门逮捕你。于是,人们想找一种方法规避这种情况。而这个方法就是访问一台中心电脑,你登录“反动”网站的时候,你的路径会被修改为通过其他电脑连接过去,你的电脑会连接到一台不同ID的电脑,而那台电脑又会连接到别的电脑,这样连接下去,一直到达那个“反动”网站。政府没有办法追踪你的电脑。在匿名访问特定网站这件事上,毫无疑问我推荐TOR。TOR的使用也相对比较简单。人们还可以在网上使用假身份,还可以使用暗语,世界各地的活动家都在用。在中国,许多事情人们不可以在网上讨论,比如“6·4”天安门事件、法轮功和达赖喇嘛,当这些词在聊天室里出现的时候,中国政府强大的审查机器就能找到是谁在谈论这些话题。那里的活动家就创造了不同的词,用这些词替代被审查的话题,比如说到天安门广场,他们就说苹果;说到达赖喇嘛,他们就说小红书,等等。他们之间互相交流,用暗语谈论这些事情。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每一个登录的人,感激你们的参与,也希望你们喜欢这个网络研讨会。这个演讲完整的PPT会被上传到网上,当它弄好时我会给你们发邮件,也希望你们把邮件转发给那些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同事,让更多人的能看到。再次谢谢大家!期待下次再见!

 

(该视频发布于2011年1月1日)

 

视频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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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脸书上一个全球最知名的民间反抗活动百万声音反抗哥伦比亚革命武装组织One Million Voices Against FARC),有上百万人响应这一活动的呼吁走上街头,参加反抗哥伦比亚政府武装绑架无辜民众的示威。活动的口号是反对绑架,反对谎言,反对谋杀,这一口号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2]原文名为Neda Agha Soltan1982年出生,是伊朗某大学哲学系学生。2009620日,她参加支持伊朗改革派总统候选人穆萨维的示威游行,在现场不幸中枪身亡。这一事件通过网络传授,使她瞬间成为伊朗民众对抗极权的象徵,她的名字妮达,波斯语的意思是声音,她被民众称为伊朗的天使

[3]2009年,伊朗发生的大规模反政府群众运动。在当年伊朗总统选举中,官方宣布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以绝对优势成功连任,但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前总理米尔侯赛因·穆萨维认为选举存在严重舞弊,要求重新选举。从613日凌晨开始,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选举不公,要求伊朗进行政治改革,实现自由和民主。由于穆萨维用绿色作为竞选颜色,示威群众身穿绿衣或佩戴绿丝带、头巾,挥舞绿旗,形成绿色海洋,因而被称为绿色革命。示威抗议活动由伊朗首都德黑兰蔓延到全国各地,最高峰时有超过300万人在德黑兰参与示威。这次运动的一个特点就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民众利用新兴网络工具,比如推特、脸书、YouTube和代理服务器等,将示威和政府镇压的实况信息报道出去。

[4]美国1960年代民权运动最重要的团体之一。

[5]当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使用的宣传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