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如何运用公民运动方式反抗非洲最残暴的政权

——以塞拉里昂、利比里亚和肯尼亚为例

 

演示1:普通人如何运用公民运动方式反抗非洲最残暴的政权

以塞拉里昂、利比里亚和肯尼亚为例

罗伯特∙普莱斯(Robert Press),南密西西比大学

bob.press@usm.edu

主持人戴维:罗伯特∙普莱斯是南密西西比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他是《新非洲:来自变迁中的大陆的报告》(New Africa: Dispatches from a Changing Continent)一书的作者,该书1999年由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认为是1999-2000年度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好的四十种书之一。他还著有《非暴力抵抗:促进人权与民主自由》(Peaceful Resistance: Advanci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Freedoms),该书于2006年由英国阿什盖特出版公司出版。罗伯特∙普莱斯曾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他在肯尼亚八年时间,从东到西游遍非洲。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游历和报道时,他开始注意到许多人从事非暴力抵抗以反对专制。随后他在摩洛哥、坦桑尼亚的联合国国际开发署工作。之后他和妻子贝蒂∙普莱斯(Betty Press)以搭便车和飞行的方式游历世界二年。他曾在普林西皮亚学院做访问学者,也是佛罗里达斯泰森大学的客座教授。现在我把话筒交给罗伯特∙普莱斯。

罗伯特:谢谢戴维。欢迎各位!这是关于三个原本非民主制度的国家,通过非暴力公民运动最终走向了不同程度的民主。

 

演示2:《希望的涟漪:普通人如何以非暴力手段反抗专制》

《希望的涟漪:普通人如何以非暴力手段反抗专制》封面

我写的这本书的名字是《希望的涟漪:普通人如何以非暴力手段反抗专制》,现在亚马逊网站或阿姆斯特丹出版社可以买到,照片由我妻子贝蒂∙普莱斯拍摄。

演示3:公民抵抗可以在专制条件下发挥作用

占主流的社会运动理论认为,公民运动主要依靠有利的结构条件,即“政治机会”。

《希望的涟漪》驳斥了这一观点。

本书主要考察了当时处于专制下的三个国家:肯尼亚、塞拉里昂和利比里亚。

在这三个国家,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变过程中公民运动扮演了重要角色。

“机会”——即使已经出现,也不是公民运动的必要条件(古德温和贾斯伯,2012年)。

本书一个首要观点是,公民运动可以在专制政治背景下发挥作用。占主流的社会运动理论向来认为,公民运动主要看政治环境或有利的结构条件,似乎有个门先要打开,然后才可以做。《希望的涟漪》驳斥了这一观点,不只我一个人持这个观点,至少还有古德温和贾斯伯二位。

这本书主要考察了当时处于专制下的三个国家的公民抵抗,这三个国家分别是肯尼亚、塞拉里昂和利比里亚。在这三个国家,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变过程中公民运动扮演了重要角色。

 

演示4:为什么选择肯尼亚、塞拉里昂和利比里亚?

肯尼亚:从1987年打压异见人士到2002年自由选举。

问题:这是如何发生的?

答案:公民抵抗起了关键作用。

多数研究归因于国际援助者的压力,我不同意,那仅仅是外围作用。

但为什么要选择肯尼亚、塞拉里昂和利比里亚?我曾经在肯尼亚作记者,相当了解当时的情况,我亲见了肯尼亚从对异见人士的打压到2002年走向自由选举。问题是,这是如何发生的?答案令我吃惊,并不是大多数研究显示的那样,外国压力起了作用,而是公民抵抗起了关键作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情形,莫伊总统比那些外来观察家更为清楚。

 

演示5:下一步,我运用“连续案例选择”——并不是多案例选择。

“寻找相似的案例来看,在一个国家发生的情况,是否可能也在其他国家发生。”(查尔斯∙瑞金,方法论家,亚利桑那大学)

塞拉里昂和利比里亚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变,差不多与肯尼亚发生在同一时期,这二个国家甚至有着更为严峻的专制(看下表),包括内战的发生。

在得出结论之后,再看其他二个例子,更验证了我的结论。这几个例子来自我的上一本书,2006年英国阿什盖特公司出版的《非暴力抵抗:人权与民主自由的促进》。我运用的是“连续案例选择”——这是亚利桑那大学查尔斯∙瑞金的方法论 ,他极为推崇这种选择法。许多人都说你应当选择各种不同的案例,不行的话可以找二个相似的案例,在一个国家发生的情况是否可能也在其他国家发生,然后看能否发现什么模式。我选择了塞拉里昂和利比里亚,因为它们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变,差不多与肯尼亚发生在同一时期,这二个国家甚至有着更为严峻的专制。

 

演示6:专制程度1981——2003

(这些年的总分)

肯尼亚/塞拉里昂/利比里亚

91        87             46

(分数越低,专制程度越高)

数据来源:Cingranelli-Richards

www.humanrightsdata.org 

在1981年到2003年期间,相比之下,利比里亚最为专制高压,其次是塞拉里昂,再次是肯尼亚。我不确定这些网络数据库是否仍可用,但“自由之家”[1]有相似的数据可用。

 

演示7:变革的力量:普通人民

学生

母亲

律师

记者

职员

其他人员

他们其中的大多数,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受过教育。一些专业人士因其职业而成为社会活动人士,但并非运动组织的成员。

那么,谁是变革的推动者?如同你们当中很多人知道的那样,是普通人民,是学生、母亲、律师、记者、职员和其他人员,这些人大多数都受过教育,但并不是所有的人,特别是民众参与时,有一些人没有受过教育或受到很少教育。我感到新鲜的是,一些专业人士,因其职业而成为社会活动人士,但并非任何运动组织的成员。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索耶[2],他曾担任利比里亚临时总统,当我访谈他时,他说他从来就不是活动家,站在街头挑战政府,他只是在办公室里打磨自己的学术报告,这些报告批评了查尔斯∙泰勒的言论,与之针锋相对。当外国代表团来到利比里亚,处于礼节,他们先去访问查尔斯∙泰勒,然后去访问索耶和他的小团体,这是参加公民抵抗的专业人士。我想强调的是,在公民抵抗力量中,这些专业圈子比许多研究表明的要强大得多。大多数的研究都首先看各运动团体,然后是政权。我的研究始于政权,再看政权以外的任何公民力量。我的发现令我很吃惊。

 

演示8:战略的公民抵抗和参与

活动人士:个人、组织与群众

参与:

作为个人;

作为组织成员,通常是小型组织;

作为公众的一员支持战略行动。

多数公众参与是参加有计划的示威,但有些集会是自发的,如集会反对抓捕社会活动人士。

我们称为公民行动者的,有个人、组织和群众。 作为个人参与,通常是组织的成员,尤其是小型组织的成员。像阿拉伯革命中那种群众公开的抗议,是非常重要的,但我的研究在于强调那些效果显著的小团体。玛格丽特∙米德[3]有一次也谈到这一点,不是说抵抗组织,而是和平团体。“ 多数大众参与,是参加有计划的示威,但有些集会是自发的,如集会反对抓捕社会活动人士。”如在利比里亚,当一位活动人士被抓捕,人们聚集在警察局门口,之后又跟随他们到医院,这向当局表明,这位活动人士得到人们的支持。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在这方面稍为再强调一点,公民抵抗的广度超出你我能想象的范围。

 

演示9:公民抵抗的广度超出你的想象

狭义地看:从群众组织的角度:

我们看到了群众组织,但忽略了很多东西;

更广的视野:从专制政权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到不仅有大规模群众组织,

还有个人行动,

和小团体。

从群众组织的角度看公民抵抗,是一个狭义的视角。当然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有一些很棒的研究成果。我有幸见到过查尔斯∙蒂利[4],那是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欣赏我的发现,而我很钦佩他的所为,他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人物。但其他大多数研究都有点纸上谈兵,往往强调我们都做了什么,怎样成长壮大,我倒过来对此加以审视,从一个更广的视野来看,即从专制政府的角度来看。在你的脑中想象一下,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个城市,整个国家,看各种抵抗运动,你会发现,记者们不会停止他们的编辑,批评时政, 即使他们受到威胁,有可能被抓,报纸被毁,他们仍会继续坚持。你会看到另一些人在努力打造自己的学术报告,像利比里亚的索耶所做的那样。还有律师们走上法庭,陈述案例,反对政权。以肯尼亚来说,在80年代末律师协会是非政治的 ,但当时需要它成为政治性的以挑战政权,这些律师实际上自己行动起来了,他们利用一些非正式的关系,就在城中心在一个同情者的办公室,有一个叫做“作战室”的地方。在手机普及之前,他们使用电话,通过私人关系使用传真,将消息发到国际组织。从政权角度审视,可以看到比从团体着手的研究者眼里更多的公民抵抗。

 

演示10:非暴力公民运动的主角

妇女游行,守夜示威;

学生示威:组织各学校罢课;

律师挑战对民主人士的抓捕和迫害;

记者不顾威胁以笔为刀;

反对党组织联盟;

专业人士不认为自己是社会活动家——但是他们行动!

让我们再看一下非暴力公民运动中的主要推动者,有 妇女的示威,她们静坐,以示抗议。 还有学生的示威,他们创造各种反对手段,有一次居然把棺材抬到了图书馆,寓意政府的死亡。他们实行罢课。律师在法庭上挑战专制政权对民主人士的抓捕和迫害。

人们可能会问,专制政权怎样才能受到合法的挑战?在这几个案例中,各国政权都很想显示自己是法治国家,因此允许法庭的活动。而律师很聪明地进行记录,得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而记者们会说他们只是发表了法庭的记录而已。政权持续施压,民主是假的,因为这些国家并没有民主。对反对党,有时一些人会挑剔说反对党不该这样或那样,我并不担心这些条条框框,我只是寻找公民抵抗运动,特别是当他们真正走入地下、秘密组织起来,甚至受到镇压,他们是公民运动的一部分,他们是在以非暴力的手段推动政权转变。

 

演示11:公民抵抗的方法:(1)正式的

以法律程序反抗政权;

为活动人士辩护;

公众对政权的批评;

发表反政府的文章、期刊。

照片由贝蒂∙普莱斯拍摄

照片由贝蒂∙普莱斯拍摄

看这张照片,左边是我,当时我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塞拉里昂教学,这是美国大使馆组织的一个人权考察活动,照片中间的妇女是抵抗运动的领袖,还有镇上的警察和军队,以及学生。同时公民抵抗的方式可以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正式的如对政权的诉讼,为活动人士进行法律辩护,公众对政权的批判,及反政府的文章、期刊等。非程式化地观察公民运动,我们会发现各种不同形式的抵抗,比我之前想象的多得多。

 

演示12:公民抵抗的方法:(2)非正式的

政治集会;

秘密战略会议;

公开抗议、游行。

 press2图片中的这个人在吹奏乐器,奏乐与反抗政府并无关联,但他在游行,游行是非正式反抗的一部分,非正式反抗有很多形式,我这里只列出了三种,即政治集会,秘密战略会议,公开抗议和游行。抵抗战略被一些人推崇,这是对的,因为这些决定是有计划的,也可 能是在正式机构之外所决定,其中有很多计划,有很多是隐密的。

 

演示13:研究的方法

一旦选定了作为案例的国家——

如果抵抗发生在不久前,用“滚雪球”方式寻找前活动人士:找著名活动人士寻问其他人的名字;

不要忽视女性的贡献——对男性与女性都要找出他们的名字;

访谈录音要经过允许,亲自做笔录;

我做的是“半直接”访谈:暂时放弃准备好的问题,在访谈中跟随线索,即兴发问。

关于这一研究方法, 一旦选定案例, 如果抵抗发生在不久前,将怎样选定那些活动人士?在肯尼亚,我知道这些人。我列出一个名单,用“滚雪球”方式寻找出更多的活动人士。但是在塞拉里昂和利比里亚,我刚到这二个国家的时候,只知道一、二个人,“滚雪球”的方式的确起了作用。我利用档案中提到的姓名,最终建立了一个名单,然后去访问他们。但是要小心,男性活动人士不太会提及女性的贡献,特别是在利比里亚,我妻子注意到这个现象:女人哪去了?我们又回过头,专门去寻找那些妇女活动人士。有很多妇女活动人士,其中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没能见到,但是我见过一些早期的女性活动人士。我在做访谈录音前,要经过他们的许可。我亲自做笔录,我曾想找人做,没能行得通。 我做的是“半直接”访谈,我相信你们许多人已经使用过这一方法。如果我问你对某一特定事件的参与,你会说,那是在1997年当某某建筑遭毁以后。如果我紧接着问一个与你刚才所说毫不关联的问题,那是直接的访谈,其效果欠佳。你所说的什么建筑遭毁其实是一个关键信息,于是我问:“发生了什么情况?”这种半直接的访谈方式,使我得到了前面提到的“作战室”,她只是这样冒出一句,她知道那是什么,而我不知道。我的方法很简单,不是事件统计,不是数据分析,我不是坐在电脑前,想办法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只是从这个国家消失,在那里呆一阵子。

 

演示14:公民抵抗的访谈和研究

“访谈提供了一个档案研究和事件统计所不能提供的了解公民抵抗的窗口,显示出参与者战略选择的灼见和他们的动机。”

——摘自《希望的涟漪》

press3

伦巴∙昆奴西亚

我在书里写到:“访谈提供了一个档案研究和事件统计所不能提供的了解公民抵抗的窗口,显示出参与者战略选择的灼见和他们的动机。”花点时间和人们在一起,听他们开口讲述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这张照片是肯尼亚的伦巴∙昆奴西亚(Rumba Kunuthia),他很忙,这些活动人士都很忙,即使在20年之后,他仍然很忙。事先说好他只给我10分钟,后来我们谈了一个半小时。临走时他站了起来,他是一个很高大威武的人,他对我表示感谢。我说为什么要谢我,我们谈的是你怎样受到折磨。我很吃惊,除了他的家人以外,并没有人关心这些经历,对很多人来说,也许都是第一次谈。现在该问的是,他们讲的都是真的吗?这就是为什么做档案研究的好处,你可以事先查阅一些重要事件,关于时间问题。还有许多书,可以相当准确地做一个时间表。档案研究所没有的是:为什么会发生?怎样发生?这些人是谁?他们多数是很有激情的人。在访谈人物中,有人出于一己之私,只为寻找政治机会吗?当然在这点上我会很小心,特别是当政权改变以后,这些人变得很明显,他们往往会站错了立场。尽管如此,我的观点是,无论他们的自我动机如何,当他们站出来,越过界线而加入公民抵抗,将自己暴露于政权面前,他们面临同样的危险。

 

演示15:《希望的涟漪》一书中非暴力活动的事例

在《希望的涟漪》书中举几个例子吧,我妻子拍摄了这些照片,为本书增色不少,让你对看到的景象感觉更强烈。

 

演示16:记者、活动人士奥卢∙戈登(Olu Gordon)(塞拉里昂)

“那时,我们只是抓住机会——做了我们必须要做的事。”

1、为异议报纸撰文,揭露政府滥权;

2、记者协会领导;

3 、在暴力军政府时期,发行“地下”独立报纸。

奥卢∙戈登

照片由戈登的家人提供,奥卢∙戈登2011年去世。

我最喜欢的一个活动人士是塞拉里昂的记者奥卢∙戈登,不幸的是,他已于2011年去世。他曾说:“那时,我们只是抓住了机会——做了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另一位记者也说了同样的话,有一次当我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位记者在街上停下步伐,看着我,好像我是傻瓜一样,他说:“我是记者。”这一点我要再次强调,许多活动人士只是在做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不是要让他们做一个活动人士,而是用以改进人权、法治水平。这是他们的工作,在公民运动中很多人就是在尽职本分。奥卢∙戈登所做的三方面工作将他置于危险境地:为异议报纸撰文,揭露政府滥权;担任记者协会领导,有时因此受到恐吓;参与发行“地下”独立报纸。这是很聪明的战略。塞拉里昂的武装部队革命委员会(AFRC)曾宣告:“在这里没有独立的报纸,没有批评的报纸。”其实还是有一些,它们呆在隐秘的建筑里,有时在家里,当政府部门来人时,什么也发现不了。因为就在对面街头的隐蔽处,设有暗哨,报告是否有人来访。这些报纸怎么发出去?夹在官方报纸里面,连街上的报贩都被追赶。

 

演示17:迪阿温∙龚乐(Tiawan Gongloe)的合法抵抗(利比里亚)

法庭上挑战查尔斯∙泰勒政权侵犯人权

为活动人士和民主人士辩护

“我认为他们(泰勒政权)的压制更使人权意识强化,因为压迫越大,人民越坚忍。”

tiawan

迪阿温∙龚乐

现在让我们看利比里亚的迪阿温∙龚乐,他在法庭上挑战查尔斯∙泰勒政权侵犯人权,为活动人士和民主人士辩护。他说:“我认为他们(泰勒政权)的压制更使人权意识强化,因为压迫越大,人民越坚忍。”实际上,政权对公民运动镇压得越厉害,越失去人心 ,因为人们对公民运动持同情态度,国际社会也持同情态度。象伊色列大卫王孩提时代以石子击败巨人哥利亚一样,这些活动人士只使用合法文件和新闻报道,或只是站在街头,和平示威。

 

演示18:妇女在利比里亚内战中的和平示威

非武装的妇女为和平守夜

这有助于使泰勒政权蒙羞,促其与反叛者和谈

lybia

利比里亚妇女在内战中示威呼吁和平

在利比里亚,在泰勒政权以前,妇女在内战中示威呼吁和平。泰勒当政时她们也进行过抗议,但起先并未广为人知。后来一次和平运动的领袖古博韦[5]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她们在街上和平抗议了半年,街上充满打斗,她们很勇敢。看这张图片,战后持续的抗议具有象征意义,泰勒每天都从那里经过,最终与反叛者和谈。

演示19:肯尼亚活动家伦巴∙昆奴西亚

挑战迫害的律师;

他自己受到酷刑,获释后仍致力于推进法律宣传。

press4

伦巴∙昆奴西亚

这张照片是刚才提到的伦巴∙昆奴西亚,他受到酷刑,获释后,又受酷刑。最终他因此而受到补偿。

 

演示20:反对党联盟中的肯尼亚妇女

公民对专制政权的抵抗是政治活动。反对党是抵抗的一部分,妇女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演示21:肯尼亚的母亲们

为释放政治犯而进行的和平守夜;

由妇女发起的和平抵抗可能引起政权的武力镇压。在肯尼亚,这引起了国内外的同情并支持改变政权;

母亲们受到国内外的关注和同情。政府武装最终将其驱散。他们在附近的教会又坚持了一年。

在肯尼亚莫伊政权早期,一个特别的妇女和平示威发生在这个棚子里。就在街道正对面的房子里,他们中一些人的孩子被关在那里受到拷打,她们听说她们的孩子会被处死。刚开始她们就坐在树下,后来有人送水,搭起了棚子。政府人员不知道这些人在做什么。而且在非洲,袭击妇女有违常理,直到这些妇女的示威吸引了很多人,政府开始下手。我跟在这些往外跑的人后面,被催泪弹击中,我妻子没有被击中,就在旁边拍摄。这些母亲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同情,警察没有吓倒赤手空拳的母亲们,但驱散了支持者。母亲们脱掉上衣进行诅咒,吓退警察。几天后,这些妇女就在附近的教会,图片上几乎可以看到教堂的背景,她们在那里呆了一年,实行半绝食,最终有大约五十人获释。不幸的是,在那些险恶的日子里,后来监狱又人满为患了。

 

演示22:利比里亚健康专业人士与和平谈判

妇女举行游行、守夜,寻求与反叛者对话;

伊利莎白∙穆尔巴(Elizabeth Mulbah)帮助组织了一次反叛者的讨论会鼓励对话。

press5

伊利莎白∙穆尔巴

这张照片上的妇女伊利莎白∙穆尔巴是一位健康专业人员,她在利比里亚的公民运动中是一个重要角色,她受邀组织了一次讨论会,邀请反叛者的领袖,当时这些人并没说会来。当有人敲门时,她起立欢迎,这些叛军头头说,当母亲召唤时,我们会来。那是对邀请他们的妇女的尊重。之后他们坐下来玩了一天游戏。第二天,又是游戏。没有证据表明这会引出他们之间的对话,但不久后,他们确实进行了对话。这是妇女从事公民抵抗的另一种方式。

演示23:公民抵抗:《希望的涟漪》一书的主要观点

  1. 个体活动人士:尚未被充分研究的社会活动,在公民运动中意义重大(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有组织的抵抗);
  2. 在专制统治最为严峻的时候,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也许会缺乏一个正式的格局,但会继续保留非正式的、一个较低水平的抵抗,等待较安全的时机,再公开而正式地出现。

演示24:

  1. 即使在最严重的专制时期,没有有利条件或“政治机会”,及仅拥有有限的物资资源的情况下,非暴力公民运动也可以发生。(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是理念、热情和勇气。)
  2. 在专制背景下的公民抵抗,参与者阵容比一般想象得更广泛更复杂,更具变数。(这个很重要。)

演示25:

  1. 从一个基本点来看,公民运动可以发展成为“抵抗文化”,除非被极端的镇压所阻断。
  2. 需要一个普遍适用的社会运动模型——既适合于西方民主制度,也适用于专制统治背景。

演示26:公民运动可导向“抵抗文化”

抵抗文化:

“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其中,活动人士及公众对专制政府滥权的公开挑战变为常态。”

包括:

个体活动人士;

组织行动;

显著的公众支持(不一定是大多数的支持)。

那么,什么是“公民运动可导向抵抗文化”?

它是这样一个过程,其中,活动人士及公众对专制政府滥权的公开挑战成为常态。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出来挑战,但应从内到外都有让人注意到的影响。这包括三个因素,或三种行动者: 个体活动人士、组织行动和显著的公众支持。这里说显著的公众支持,通常并不是大多数人的支持,事实上,很多人都感到恐惧。

 

演示27:

《希望的涟漪》建议设置一个专制统治下公民运动新模型:

“对政权挑战的过程,包括个人行动和组织行动,有时受到大众支持,目标是政治改革或改变政权。”(《希望的涟漪》)

这个模型并不赞同被广为引用的社会运动通常的特点,即“持续的、有组织的和公开的”(迪里,2004年3月)

什么是专制统治下公民运动新模型?你们或许有不同意见,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对政权挑战的过程,包括个人行动和组织行动,有时受到大众支持,目标是政治改革或改变政权。不同的是,政权改变是新模型的一部分。

这个模型与被广为引用的社会运动的特点有所不同,即一般认为社会运动应该是“持续的、有组织的和公开的”。这是查尔斯∙迪里的观点。但经常它们并不持续,而是受到干扰,但它们会在低潮中坚持,运动的格局还在,意愿还在,行动依然存在;它们并不总是有组织的,有时是自发的;也并不总是公开的行动,如地下报纸的存在等。

 

演示28:公民抵抗比暴力夺权更有效

阿克曼和卡拉尼基发现,发生在非暴力或非暴力为主情况下的政权改变,与暴力革命导致的政权改变比例超过三比一;

陈挪威和斯蒂芬发现,在非暴力抵抗后五年,成为民主国家的可能性是57%,而成功的暴力革命是6%。

演示29: 《希望的涟漪:普通人如何通过非暴力手段反抗专制》

在亚马逊网站可以买到

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

328页;附以索引;访谈人物列表

我今天就演讲到这里,我希望各位对我的著作发表高见。我的书在亚马逊网站和 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都有。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讨论,保持联系,我的邮箱是:bob.press@usm.edu.

 

问答:

主持人:很好!我想提醒各位,如果你想提问,可以按举手键,或直接把问题写在问题框。第一个问题是,在肯尼亚,那些母亲们是怎样赢得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的?

答:问得好。那些母亲是基库尤族,被抓的人也是,他们是最强的反政府族裔。刚开始,从内罗毕城外的四五个人,与旺加里∙马塔伊 [6]会面,决定去监狱门口示威。监狱就在内罗毕城里,被关押者就在他们面前的建筑里受到酷刑。应该是在旺加里的建议下,他们决定使示威更公开。第一晚,她们就坐在树下,后来有人来送水,搭起了帐篷。人们开始越来越注意到她们,报纸立即进行了报道。他们获得同情,首先因为她们都是老人,是老母亲或祖母,她们想救自己的儿子或孙子。我和我妻子都在那里,我妻子去得更多,她记录了这一切。刚开始人们过来看,因为好奇,等到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有些人过来,开始公开地诉说自己曾被关押,受到拷打。在上世纪80年代,有很多人并没有充足证据而被抓。当人们聚集得越来越多,而最终被政府镇压下去,但当权者为此付出代价。你们看到了我妻子拍的这张照片,她的照片可以传到整个国家和全世界。各国大使们坐在那里往窗外一看,就看到那些受到袭击的妇女,自然会产生同情之心。他们恐怕也会置疑,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继续支持这个政府,以及应如何施压。

主持人:很好!谢谢。下一个问题,能听得见吗?

问:可以,谢谢有趣的报告!我有几个问题,我现在非暴力国际网络论坛工作,之前我做国际和平救助工作,我们和许多人权捍卫者有工作联系。我想许多人都符合您提到的那种公民运动者的定义。我的一个问题是,您把这些人称为人权捍卫者吗?还是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

(连线中断)

主持人:抱歉!线路中断了,如果她再次上线,我们欢迎对话。

罗伯特:首先,感谢她所做的一切。这些活动人士认为自己是人权捍卫者吗?这个问题很棒。我认为他们都知道他们所做是危险的,但我不认为他们这样做 ,是因为哪一天早晨醒来,他们突然下决心要挑战政府。坦率地说,我相信有些人并不想做一个那样的记者和母亲,或健康专业人士,那样做,会使他们处于危险的境地。他们很清楚这一点。我所钦佩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做了要做的。有一位利比里亚记者,他的名字是肯尼斯∙拜斯特,他受到政府威胁,被抓过一次,他的手下有的被抓。当时,内战正在酝酿,塞缪尔∙多伊处于危急时刻,威胁要烧掉他的发行室。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人权捍卫者吗?可能吧,但更多的是,这些专业人士在尽自己的职业本分。在肯尼亚,另一个律师保罗∙穆伊特,他说得很直白:我们用人权来战,应消灭这个政权,同时他也说他需要一个空间做事。他们有自我的利益吗?当然是,他们有勇气站在法庭上来挑战政权吗?是的。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人权捍卫活动人士,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的。但在另外的情况下,却不一定,但他们仍然在捍卫人权。

问:有没有任何殖民的历史或后殖民因素对你的工作产生影响或成为障碍?

答:我不是特别明白这里的“障碍”指什么。不,我并不认为。但我会留心这个问题。就肯尼亚来说,知名的历史上的抵抗可以追溯到1900年,当时的记录比较少。你们自己出版的一些书,非常有价值,涵盖了这些历史研究。特别是在肯尼亚,我特地将1900年到2002这一阶段相关联。我认为殖民历史,英国的压迫在历史上是一个因素,你发现抵抗是不同程度地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展开。方式在改变,但对专制政权的反对从没有改变。

问:谢谢你有趣的演讲。我叫劳拉,来自英国的贵格会。我们在肯尼亚的一个项目,是与当地社区一道,以非暴力的手段反抗滥权和压迫。(罗伯特:我在英国时读过你写的文章)噢,太好啦!这个世界很小。我对您的建设“抵抗文化”的模式很感兴趣,这与我们在肯尼亚的项目不谋而合。我想问的是,在您的研究中,您如何追溯这些抵抗力量在政权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可以想象这些个体的力量对“抵抗文化”的作用是累积起来的,很难加以追溯,不同的学者和分析者都指出不同的关键时刻,我想问您的结论如何?

答:问得好,但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想我最好以肯尼亚为例来回答。在肯尼亚,曾经有两个非法的群众示威组织起来,一个被镇压,实际上两个都被镇压下去,但在第二个被镇压后不久,有一个肯尼亚的资助者的会议在伦敦进行,那倒不是特别有关人权的会议,但它发生在那个关键时刻,因为在会议之后,对肯尼亚的援助被叫停。一周后,莫伊总统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要改变,要实行多党政治。本来那些代表团是为加强一党统治而来的。大多数的研究都认为莫伊的这一转变受到一周前伦敦会议的影响,因为那是可直接追溯的因素。但我对此持有不同意见。第一,如果你了解肯尼亚当时的政治背景,我当时作为一个记者在那里,你就知道当时在运动刚开始时,先是基库尤的反抗,非常严峻;第二,各民族的合作,已经表明了全国性的反叛。总统莫伊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最好是顺应时势而谋求改变。那些资助者停止援助起了作用吗?我并不认为,如果他当时那么需要这个援助来掌控政权,发展经济,他们会很快先争取拿到这笔资金,事实上他们很慢,无论如何,一些资助者总会给钱的,并不是所有的资助者都合作一致。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只有我和加拿大的斯蒂芬∙布朗认为,实际上他们对民主转型起了不好的作用。那些地下运动,实际上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才是真正促进政策改变的原因。

(连线不清)

主持人:抱歉,我们听不到,请把你的问题输入问题框好吗?我会确认下是否罗伯特可以回答。另一个问题?您可以大声点吗?

问:谢谢您的报告。我就是提问关于肯尼亚的母亲的,那些母亲们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外国大使都在那里看,通过媒体、报纸,这些消息得以传播开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讨论非洲的问题,我和埃及、突尼斯、也门、伊拉克等国的活动人士有些联系。非暴力抵抗在这一地区其实是有传统的,但我也不确定,似乎对现今的许多人来说,又是令人厌烦的。当我们面对非暴力抵抗,我的一个朋友问我,作为一个女人,你甚至都不能单独出门,因为当你出门,谁知道从天上或什么地方会掉下炸弹?人们没有武器,什么也没有,只是四处躲藏,您怎么能让人相信社会公义?我还没有读过您的著作,我对您和您夫人周游世界充满好奇,您认为非暴力抵抗运动怎样切合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

答: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当他们走出家门时遭遇炸弹,都让人同情。我记得在叙利亚,刚开始时是非暴力的。我一直并不认为,人们总是有勇气走出家门。我只能说,我在这些国家,作为一个记者,我写我的所见所闻,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人们有时明知有危险,还是要冲出去。在塞拉里昂,学生们受到威胁不要出去示威,但他们还是做了,直升机就在头顶上盘旋,到处都是警察,有些人被杀。这也发生在肯尼亚和利比里亚,有好几次,我并不认为是作为个体的人站出来的好时机,我认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可能会更有效。必须非常有勇气才能那样做,有时根本不起作用,有时他们会被杀害。但经常的,牺牲会被铭记,并最终产生影响。

主持人:好。下一个问题,詹姆斯你能听到吗?

问:可以。首先,您提到运动的新模式,一个全球性的模式。由于暴力与专制的特性,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在非洲或欧洲什么地方也有可能,我在想有没有一种模型可以复制,既适于民主的西方,也可用于专制社会?另外您对运动持久性的重要性以及组织的作用,有所看低,我想问的是,您的意思是公民运动要获得成功,运动能够持久与否并不重要?组织是否成功也不重要?我同时也很感兴趣宗教与非暴力运动的关系,以利比里亚为例,莱伊曼∙古博韦领导的妇女和平运动将基督教与穆斯林妇女联手,最终与查尔斯∙泰勒进行和平谈判。我要问的是,在政权改变中宗教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专制特别严重的地方?

答:希望在我回答时,保持听众在线,确保他们得到我的回答和继续提问。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不知你是从肯民亚、利比里亚或其他什么地方打来的电话?(我是从芬兰打来的。)你是哪里人?(加纳。)噢,我去过加纳多次,我爱加纳。(谢谢!) 是否会有一个模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只是想社会运动理论在和平的民主的西方世界开始,然后在美国加以运用,现在逐渐在非洲展开。我想理论不只停留在纸面上,也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我把政治改革与政权改变放进去,还有个体的力量的考量,这部分在西方模式中缺失,却在非西方世界里很活跃。我相信它是起作用的,但具体模式又各有不同。对运动的持续性,你说得很好,我并不认为非要看到一大群人,星期一要聚在一起,星期二要一起做什么,持续几年做什么。运动是一直变动的,人们时来时去,有时会有点改变,有时人们为养家糊口,也不能外出进行活动。但要将运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如果你聚焦这些普通人,你会看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他们都在行动,这经常发生在首都城市。我想这是一种持续性,但不是蒂利和其他人所说的那种有组织的持续。宗教的确起到很大作用,我读过一篇文章,忘记是什么题目,玛丽∙布朗是其中一个关键人物,她是早期利比里亚妇女抵抗人士,她说到听从上帝的指引。你实际上回答了你的问题,你知道宗教起到很大作用。利比里亚基督徒与穆斯林的例子很棒,显示了内在动机的力量。我看这些运动,几乎是出于灵性的动机,不是理性的选择。理性怎么可能令这些人站在外边,加入那些会被屠杀的人群,仅仅为了得到一些诉讼的客户,或多卖几份报纸?这不可能,当我们谈到要求改变的热情与愿望时,应超越那种理性的模式。

我是不是可以要求这些还在线的人,发邮件给我,让我们对话讨论。我很喜欢这个组织,内心充满尊敬,因此来做这个演讲,我感觉有很多智慧的东西,我很想参与进去。我的邮箱是:bob.press@usm.edu,请发邮件给我,保持对话。谢谢。

主持人:我们会在我们的网络论坛贴出。谢谢各位抽出时间参加这个研讨会!祝大家愉快!

 

视频连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jDLdPfPu54

 

注释:

[1]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致力于民主、政治自由以及人权的研究和支持,其最知名的是对各国民主自由程度的年度评估,该报告被用于政治科学的研究。

[2] 阿莫斯·克劳迪乌斯·索耶(Dr. Amos Claudius Sawyer,1945-),利比里亚前临时政府总统。毕业于利比里亚大学,获学士学位。曾留学美国,获政治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73年回国在利比里亚大学执教。1984年8月任利比里亚人民党主席,遭多伊政府查禁而被捕入狱,同年10月获释。1990年8月底在班珠尔举行的利比里亚全国会议上,当选为全国团结临时政府总统,1994年3月新政府国务委员会成立后去职。

[3]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美国人类学家,美国现代人类学成形过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1928年,完成并出版《萨摩亚人的成年》。曾担任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馆长、美国人类学会主席。米德先后提出文化决定论、三喻文化理论和代沟理论,并被誉为人类学之母。1978年11月15日,玛格丽特·米德在美国纽约逝世。随即获授总统自由勋章。

[4]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主要研究集体行为的历史和动力、城市化的过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一生出版了51部学术著作,发表论文数几百篇。曾任教于特拉华大学、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他注意到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抗议政治的重大意义。认为以组织和动员为核心的集体行动,与制度化的非抗议政治同样是推动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之一。

[5] 莱伊曼·古博韦(Leymah Gbowee),利比里亚和平运动领导人。2002年,她组建了“利比里亚妇女和平运动”。该运动以地方妇女进行祈祷和歌唱为开始。她也组织了基督徒与穆斯林妇女的和平祈祷和非暴力抗议活动。在她的领导下,妇女们与总统查尔斯·泰勒举行会谈,并促使他参加在加纳举行的和平谈判。她还与人合作,组织了妇女和平建设协会,宣称:“在过去因为我们的沉默,我们遭到了杀害、强奸、虐待、传染病、家庭分裂等一系列问题,战争教给妇女未来我们要敢于拒绝战争,我们不会容忍对和平的破坏行为”。利比里亚的妇女和平运动导致第二次利比里亚内战于2003年结束。

[6] 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uta Maathai,1940年4月1日-2011年9月25日),肯尼亚社会活动家,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匹兹堡大学生物学硕士。她是绿带运动和非洲减债运动联盟的发起人,1977年发起了一个以妇女和环境为主的绿带运动;1990年代她因为反对开发商强占公共土地,被肯尼亚当局监禁和鞭打。但她通过不懈努力,在2002年被选为国会议员。

 

何小莲 译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