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无法扼杀精神——女性与非暴力行动

非暴力最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它能够解决暴力解决不了的复杂问题。这里所说的复杂,是指女权活动家面临的困境——她们在对体制性的男性霸权表示愤怒的同时,仍旧爱着她们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和男性朋友。这里所说的复杂还在于我们既要把一个回家打老婆的低收入男性视为压迫者,同时也把他视为被压迫者。暴力的战略、战术是极端化和二元论思维——非黑即白——相信这种二元论思维的人假定这些问题都是简单的,边界清晰的,都可以用枪杆子予以回答。非暴力则让我们将问题的复杂性融入斗争之中,包容他人合理差异的同时,发现并赞美我们的共同之处。

芭芭拉·戴明1977年在《记得我们是谁》一文中指出了这种 “复杂的现实”:一个人怎样才能彻底地区分谁是压迫者,谁是被压迫者?是否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些人既是被压迫者,同时又是压迫者?是的,这种情况经常出现。生活是如此复杂,无视这种复杂性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要走出清楚、彻底地区分的幻想……

如果现实的复杂性在于,很多被压迫者同时又是压迫者,而压迫者同时又是被压迫者,那么非暴力斗争是唯一让我们实际地回应这种复杂性的斗争形式。这种斗争形式使我们转变心态,把自己从拒绝接受他人到尊重他人,寻找与他人的共同点上——无论这种共同点是多还是少。

芭芭拉·戴明认为,非暴力给予我们对付压迫者的双重策略:“一方面从他那里拿走他不应该拥有的东西,另一方面在我们拿走那些东西的时候,让他可以慢慢平静下来。”

芭芭拉·戴明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如果我们关心对手,我们会施加给对手两种压力:对他的挑战和对他生活的尊重,这两种压力的结合恰好是最为有效的。”

这个双重策略的比喻在描述对非暴力的基本态度时特别有用。一方面我们对压迫者说:“停止你的所做所为!我拒绝赞美你扮演的角色,拒绝服从你,拒绝与你合作,拒绝制造墙和炸弹,拒绝为你的枪炮买单。我甚至干涉你的错误行径,破坏你的合作伙伴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一直传达这样的理念:“不!你不是敌人,我也不是敌人,没有人是敌人。”, “我不会把你开除出人类,我相信你有比现在更好的选择。当你准备好了,我会在这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们是一体的。”非暴力的特殊力量就在于这两方面的完美结合。

1983年夏天,纽约州塞内卡和平营的妇女使用了非暴力的双重策略。在那历史性的一天,芭芭拉与和平营的妇女们一起走过哈里特·塔布曼(女性废奴主义者—译者注)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争取女性投票权的活动家—译者注)的家,走过签署世界上第一个《妇女权利宣言》的广场(1850年,美国一些女权主义者在这里签署了世界上第一个《妇女权利宣言》)。在走到滑铁卢时,她们遇到一群激烈而疯狂的暴徒。这些暴徒朝和平营的妇女们挥舞着美国小国旗, 像矛一样的旗杆指着她们,并喊叫着:“共匪,滚回苏俄!”,“欠操!”

在这个紧张、危险的时刻,芭芭拉看到了非暴力双重策略的作用:“我看到一些妇女坐下来,围成一圈……在看到她们的那一刻,我的疑虑和恐惧顿时一扫而空。这是她们无言的宣言:‘我们不害怕——不会屈服于暴徒,我们也不会退却,我们了解宪法,我们有权利在此散步。’她们传递出两个信息:你们不能欺负我们,你们也不必害怕我们。

我们对世界的回应需要考虑非暴力策略蕴含的复杂性。我学习了越多非暴力的知识,我就越认识到,非暴力不仅允许而且要求我依照我的良知和感受行动。然而,非暴力斗争的关键还在于说出全部真相,用多种方法回应斗争的丰富性。它让我使用最苦涩的言词,最爽朗的笑声,最深切的同情和最风趣的幽默。

非暴力策略
 

与非暴力的实践相比,上述关于非暴力哲学的的讨论可能过于高大上了。其实大多数参与非暴力行动的人并不关心非暴力哲学,他们甚至不了解自己采取的行动就是非暴力行动。事实上,人们罢工、签名、请愿,参与抵制行动,举办烛光晚会或参与集会,都是在使用非暴力的策略。虽然在宗教、媒体和国家层面上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武装冲突,在民间故事和卖座大片里常常宣扬的是复仇的冲动,但事实上,非暴力的策略被更频繁地使用,而且更为成功。这是因为使用非暴力斗争取得成功的民众,对非暴力有一个直观的理解:非暴力斗争就是用常识去抗议、干预、参与,拒绝在不公平的情况下合作。

非暴力行动也经常被一些暴力策略者使用。那些毫无疑问会拿起枪来保卫信仰和家园的人与那些投票决定是否要继续罢工(传统的非暴力策略)的人们,与那些站在抗议集会外围维持秩序的人们(另一种非暴力策略)是一样的。更深层次上,在许多国家的解放运动中,非暴力斗争比暴力斗争的作用更大。这些暴力斗争主要靠使用暴力策略和致命武器的战士,但也靠工人、学生、妇女、老人和孩子采用的无数非暴力行动。这些人们使用包括绝食、请愿、大规模集会、设置路障和避难所,罢工、怠工、抵制、抗税等经济上的公民不合作、法律上的公民不服从,发展地下刊物和秘密组织等一系列策略。在这些斗争中,甚至教公民阅读有时也是一种非暴力策略。非暴力行动对那些自己手无寸铁,却不得不面对武装到牙齿,而且训练有素的军队和警察的民众尤其有用。

1923年,克拉伦斯·马希 ·凯斯在《非暴力强制:社会压力方法的研究》中第一次提出了非暴力这一概念。不过,早在这之前,非暴力行动已经被使用。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和实践一种即不伤害他人,又能为公平而战斗的行动方式,只是人们没有将这种方式命名为非暴力行动。历史学家研究非暴力斗争时发现,历史上确实存在使用非暴力行动的场合,但是很难确认他们具体使用了哪些非暴力的哲学和战略。

非暴力革命的理论家吉恩·夏普确认了三类基本的非暴力行动战术:第一类是非暴力抗议和施压,人们通过这类行动指出社会存在的问题,努力得到他人的理解。这类行动包括请愿、纠察、集会、游说等;第二类是非暴力不合作,人们通过这类行动拒绝支持错误的一方。这类行动包括抵制、罢工、抗税等; 第三类是非暴力干预,人们通过这类行动反对错误的一方,并对错误的一方进行干预、阻止。这类行动包括设置路障和封锁线,公民不服从,静坐等。

颠覆性活动: 反抗女性在历史中“消失”
 

几年前我接到一个大学教授的电话,他说自己在课堂上教授非暴力历史——你知道,就是梭罗、托尔斯泰、穆斯特、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的贡献,但他觉得非暴力历史也应该包括一些女性的贡献。麻烦的是,他没有任何有关女性与非暴力方面的信息,于是他问我:“在非暴力历史上女性有过哪些贡献?”

像梭罗、托尔斯泰、穆斯特、甘地和马丁·路德·金这样的男人在非暴力发展中的贡献已经广为人知,但女性——在世界各个角落和历史开始的地方,女性一直在寻找不使用暴力来挑战不公和反抗压迫的方法。我们通常称为“女性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指女性在非暴力行动发展中担任的角色。

女权主义历史学家戴尔·斯彭德写道:女性参与的强有力的行动,是那些尊重生命,帮助我们留下历史痕迹的斗争。伟大的劳工组织者玛丽·琼斯——她的每一次演讲都被当作历史教科书——告诉工人们,他们的勇敢行动不是孤立的,而是传统斗争的一部分。我也希望告诉大家一些使我们有力量摆脱孤立隔绝的状态,在失望沮丧时支撑我们,治愈我们伤痛的故事。我希望这些故事能激发我们的想象,激励我们的行动。

在那位大学教授的要求下,我在他的课堂上讲了两个多小时的课。我给学生们讲述了苏珊·安东尼——学生们对她的了解仅限于她印在硬币上的头像——是如何在北美(主要在美国)争取社会公平的斗争中使用非暴力行动的。学生们听得入了迷,甚至都忘记记笔记了。

我讲述了1600年易洛魁部落聯盟(是使用易洛魁語言的北美原住民聯盟,该联盟形成并生活在今天的紐約州中部和北部——译者注)的妇女采取的“和平女神行动”(和平女神,出自阿里斯托芬创作的古希腊喜剧《利西翠妲》。该剧中,利西翠妲希望结束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因此,她说服全希腊的女人与自己的丈夫谈判, 要求他们停止战争,开始和谈,否则不与丈夫同房——译者注),她们威胁男人,如果不同意让她们参与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决策讨论,就拒绝与男人发生性爱和生育。

我讲述了安妮·哈金森、玛丽·戴尔在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争取宗教自由的斗争中使用的非暴力策略。

我讲述了妇女们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卢克丽霞·莫特、莎拉·格里姆克、安吉丽娜·格里姆克、普鲁登斯·克兰德尔、哈里特·塔布曼、玛丽·夏德 ·凯利,这些脚踏实地工作的女性。

我讲述了苏珊·安东尼、索杰纳·特鲁斯、艾丽斯·保罗和其他为争取女性普选权而斗争的非暴力行动。

我讲述了美国民权运动中的女性活动家芬妮·刘 ·哈默、罗萨 ·帕克斯的故事。

我讲述了女性反对私刑运动,艾达·威尔斯和妇女劳工运动。讲述了和平运动中的女性:简·亚当斯、珍妮特·兰金、多萝西·戴、芭芭拉·戴明。

我演示、讲解了女性在运动中如何创造性使用非暴力斗争的方法。这些故事不仅有关女性的历史,也有关非暴力行动——它是什么,如何使用,以及为什么使用。在随后的讨论中,学生、教授和我自己都被这些女性活动家对非暴力理论在全球创造性实践的丰富历史所激励。

这次经历也使我发现,要了解女性运动的历史存在的困难。我很惊讶这位专门研究非暴力历史的学识渊博的教授竟然找不到妇女参与非暴力发展和实践的资料。

当我开始涉猎更多的故事时,我很快发现为什么这位教授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因为女性的历史被湮没了。1705年,英国女权主义者玛丽·阿斯特尔发现:“因为历史学家通常是男性,他们很少记录女性的作为。”事实正是如此。

非暴力理论的著作很少提到女性的非暴力行动。在吉恩·夏普的著作《非暴力行动的政治2:非暴力行动理论》中,列举了198种非暴力策略和解释这些策略的案例。但在这些引人入胜的非暴力知识中,女性令人震惊地被忽略了。例如,这本著作中有9例大规模的非暴力请愿,却没有提到任何女性的案例,虽然非暴力请愿是女性抗争史上最常用的策略。这本著作中列举了10例非暴力抗税,也没有包括任何一例女性的案例。这本著作中列举了10例非暴力抗议集会,也没有一例女性的案例。并不是说这本著作将妇女完全排除在外,里面还是提到了一些妇女运用非暴力行动的案例,但数量非常稀少,稀少得让人生疑。

吉恩·夏普并不是唯一忽略女性贡献的非暴力研究者和理论家。1971年,在艾伦·科斯纳、琳达·科斯纳编辑出版的《和平缔造者的祝福:和平的声音——从以赛亚到鲍伯·迪伦》一书中,提到了一系列思想者和行动者,在佛陀、约翰二十三世教皇、梭罗、莱纳斯·鲍林、皮特·西格、丹尼尔·贝里根等人组织的“男性俱乐部”里,琼·巴兹是唯一的女性。1966年,史塔顿·林德编辑出版的长达535页的《非暴力在美国:历史文献》一书中,只有46页提到了女性。马尔福德·西布利编辑出版的《寂静的战争:非暴力抵抗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收录了27篇文章,包括对美国、印度、宾夕法尼亚州殖民地、古代罗马、南非、匈牙利、挪威等国家和地区的案例研究,其中只有一篇是关于女性的。

1970年,彼得·布鲁克博士在政治学著作《二十世纪和平主义》的序言中,感谢他的妻子 “打印了这本书的手稿的大部分” ,但是却没有留下他妻子的姓名。在这本274页的著作中,只有索引中提及了6位女性,其中3位每人被给予了一个完整的句子。难怪那位教授会打电话问我,女性是否对非暴力的历史有所贡献。是的,她们有贡献,但你从现有的书籍里很难找到她们的贡献。

我发现其他领域的出版研究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很快明白,如果想了解女性的行动史,必须到有关女性的原始资料里寻找。如果我想了解日本、南非、秘鲁的女性在罢工中的表现,我无法从这些国家关于劳工斗争的书籍中找到,只能从女性运动的书籍中去寻找。我发现那些声称提供了全部信息的著作,实际上只提供了男人的想法和行动。对此我并不吃惊。正如我受的大部分正规教育和我学习的“历史”被北美白人男性的声音和观点过滤了那样,北美白人男性笔下的历史被打上了世界历史的标签,而且这个所谓的“历史”也只记载了帝王将相和欧洲的历史,却忽略了非洲、大洋洲、亚洲、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

这些地区只是作为服务于“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等欧洲探险家的道具时才被提及。尽管这些土地上的人类创造、延续了多个世纪的文明,有着悠久的传统、法律、宗教、历史和文化传承,但它们对于欧洲男性白人来说是新的,因此被称为“新世界”,它们的历史是从“被发现”时才开始的。我听到的故事都是站在征服者的角度,用征服者的论调叙述的。

一本带有偏见的历史书会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进行讲述,就像往往只有欧洲男性白人的历史才被当作“世界史”那样,非暴力斗争的历史也同样反映了欧洲男性白人的偏见。危险的是,这样的偏见经常被忽视,被贴上“普遍”或“客观”的错误标签。

我并非对女性的非暴力行动比对男性的非暴力行动更感兴趣,但令我惊愕的是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被系统地“消失”了,女性的故事被认为不那么重要,仅仅因为不是男性所为。这种否认和压制是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仍旧是男权体制占压倒性优势。如果忽视女性被历史排除的事实,就是男权意识的体现和强化。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戴尔·斯彭德认为,讲述我们女性自己的故事,进而反抗在历史中的消失,本身就是一种颠覆性的活动。

重复表达勇气的手势
 

关于抵抗的故事一直被封锁,书籍被焚毁,歌曲被禁唱,民谣歌手们只能在旷野中徘徊。有些故事被传诵但未引起人们的兴趣。现在,那些摧毁言论自由的人却在媒体上对我们假笑。

我们能做什么?这样的事情过去也经常发生,当时的人们是怎么做的?我们竭力记住历史,但那是困难的。我们需要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需要讲述我们自己抵抗的传统。传播故事的人带来了好消息:表达勇气的手势一再被重复,热血的、集体的记忆在梦中传颂。即使我们忘记这些,即使这些故事再次被封锁,我们知道总有一天它会被唤醒,比如提供避难所的非暴力策略:

公元前1300年,埃及法老下令杀死所有希伯来男婴。一位埃及公主和一位希伯来女奴超越种族和阶级的界线,冒着风险从法老的命令和士兵的屠刀下救出婴儿摩西,并将他送到安全地带。这是一种提供避难的古老艺术,在一个暴力的世界里建起一个避风港。这两位女性勇敢、智慧并创造性地用她们的行动反抗了那个时代的疯狂。

1844年,一名女性贵格派教徒在她家的窗口点起一支蜡烛,作为“地下铁路”(是十九世纪美国的一个秘密组织,为帮助黑奴逃往自由州和加拿大提供庇难所和逃亡路线——译者注)的标记。那天深夜她把一对黑人母子藏在自己家的谷仓里,躲过了士兵的追捕。

1944年,德国一位新教妇女紧张地观察着纳粹的行动,因为一家犹太人正藏在她的阁楼上。

1984年,一位年轻志愿者为一位神情沮丧的母亲和她烦躁不安的婴儿打开了受虐妇女避难所的大门,为婴儿提供牛奶,为母亲提供茶水,给他们安排能够安全过夜的房间。

1987年,一名爱荷华教会的妇女驾车把危地马拉的“非法移民”送进了安全屋——这是“地下铁路避难运动”的一次行动。

以上是自古以来为弱者提供避难所的女性行动。我们可以想象一代又一代,许许多多的妇女照顾生病的孩子,为他们提供食物的古老而普通的善举。这些反抗压迫的举动构成我们传统的一部分。这些故事中蕴含着值得我们记忆的力量。

女性在看着!”
 

1984年一个寒冷多雾的日子,超过1000名女子在纽约大街上举行“不要代表我”的游行,为第二天将在华尔街进行的公民不服从“反核”行动做宣传。她们敲锣打鼓,拿着木偶和旗帜,一边唱歌,一片跳舞。她们给周围的群众发放传单,谴责制造核武器的企业污染环境,谴责和南非白人政府做生意的银行支持种族歧视。妇女们喊着口号: “不要战争!不要以我们的名义发起战争!” ,“滚出南非去!滚出去!不要用我们的名义进行种族隔离!”

在队伍的前面有几位妇女,每人扛着一根长杆,长杆前端挂着用硬纸板做的眼睛,她们高喊“女性在看着!”纸板上的“眼睛”在游行者的头顶上远眺,在旁观者的头顶上远眺,把冷峻的目光投向那些制造核武器企业的总部,那些支持南非政府镇压黑人的组织,那些欺压工人、驱赶低收入群体的企业,那些容忍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机构。 “女性在看着!女性在看着!”

看着那些我们不被允许看到的,说出那些我们不被允许说出的,让不可见的成为可见。在面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时,这些“看着”的女性没有低垂眼帘,面露羞涩——虽然社会一直要求她们这样做——她们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通过“看着”,她们对贪官和战争贩子说:“我们知道你们是谁?我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这是藐视对手、展示勇气、坚持抵抗的表现。

戈尔贡是希腊神话中三位蛇发女妖的合称,代表着女性的愤怒。传说任何人看见她们愤怒的眼神都会变成石头。女权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活动家和作家芭芭拉·戴明在她的诗《戈尔贡之歌”》里对戈尔贡进行了重新诠释:敢于凝视戈尔贡的女性不仅不会变成石头,还能重新找回真正的自我——女性真正的自我就是愤怒。芭芭拉·戴明认为,女性内在的愤怒将拯救所有的人类。她的诗歌赞美道:“那真实的呐喊、勇敢的睁大眼睛/我们怒目而视”,看穿真相和真相背后的原因。女性也可以帮助男性认识真理,以共同终结那折磨着所有人的男权秩序。

 
我为那圆睁的眼睛,那嘶叫的头发

唱这首歌

被诽谤的怒火是我们的真理

世间只有治愈,不再有死亡

吾辈惟须颂你之名

——芭芭拉·戴明《戈尔贡之歌》

 

失踪者的母亲
 

在阿根廷,愤怒的母亲们用她们的行动推翻了一个“死亡”的国度。从1976年军事政变开始,她们的儿女和孙辈们一直被失踪。他们举起拳头、提高声音,甚至抬一抬眉毛就会被失踪,他们加入工会、高唱自由歌曲,或者敏感的人出现在敏感的地方就会被失踪,他们甚至什么都没做也会被失踪。夜晚,皮靴声走近家门口,尖叫,声音被堵住,然后是永恒的寂静——没有尸体,没有证据,无声无息。

“失踪者”的家庭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是死是活。他们不能举行葬礼,不能和亲人道别,也没有机会哀悼。他们只能怀疑、希望、祈祷,等待、等待、再等待。孩子们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每天,失踪者的母亲们到内务部要求官方给个说法,她们在走廊里漫长而无用的等待。一个官员终于出现了,他告诉一位母亲,她孩子的案子正在被“处理”,就像其他人那样,她的孩子逃跑了,抛弃了家庭,在某个地方执行颠覆任务。或者,她的孩子是恐怖分子,因为恐怖分子之间的内讧被处决了。官员假笑几声,然后让这位母亲回家去。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母亲们仍然等在长长的走廊里。一天,60多岁的母亲安祖森娜·德温森蒂突然喃喃自语道:“我们不该在这里——我们应该到五月广场去。只要我们人数足够,我们就到总统府去,让总统说清楚,我们失踪的孩子到底去哪里了。”这就是一切的开始。

1977年4月13日,14名勇敢的母亲离开家,分别走到五月广场,她们决定作为失踪者的见证人聚集在一起。她们穿着平底鞋,随时准备逃跑,因为那时的阿根廷,任何游行都是被禁止的。几年之后,她们终于可以笑着回忆那一天,她们说自己学到的第一课是,即使在最凶残的独裁国家首都的中心广场,周六下午进行抗议没有人会理你。

于是母亲们决定,要在周四下午,在广场上人多的时候去抗议。从此,她们每个周四都会高举着失踪孩子的照片缓缓地环绕广场。她们的人数越来越多,许多失踪者的女儿、妹妹和奶奶都加入了游行的行列。人们称她们为“五月广场母亲”,有些人则称她们为 “疯女人”。没有报纸报道她们这种对军政府的反抗行为,于是,她们凑钱买了一个广告。尽管军政府横加阻拦,但这个“我们别无所求,只求真相”的广告还是出现在了1977年10月5号的《新闻》杂志上面。广告还刊登了237名失踪者和他们母亲的姓名。

10天后,收集了24000个签名的几百位妇女聚集在国会大厦前请愿,要求政府调查失踪者。随后的镇压是无情的,数百人被骚扰、拘留、逮捕,其中包括想要采访这些母亲的美国和英国记者。但是,每个星期四,数百名妇女仍然会围着广场环绕。

另一个下午,母亲们召开了会议,她们不再只是寻找自己的儿女,她们开始互相帮助,寻找彼此的孩子,并要求政府公布失踪者的遭遇。

1977年秋天,一个名叫古斯塔夫的年轻人开始参加母亲们的会议,寻找他失踪的兄弟,并尽其所能帮助这些母亲。20多岁的古斯塔夫是一个金发碧眼的、漂亮的青年,他真诚、友善、慷慨、热情,就像每个母亲梦想的孩子。

12月的一天, 9个女人离开会场时,遇到了一群男人的埋伏。这些男人显然早有准备,其中一人手持机关枪。他们抢走了母亲们为在《民族报》上刊登另一个广告凑的钱,然后把她们塞进一辆车里。这些母亲永远地消失了。两天后,另外3名母亲也消失了,其中包括安祖森娜·德温森。

是年轻的古斯塔夫策划了整个埋伏行动,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海军军官学校(军政府的秘密关押中心)最臭名昭著的绑架犯和酷刑犯,他的真名叫阿尔弗雷多·阿斯蒂斯,外号“金发天使”。大约有5000人被关押在海军军官学校,在那里受尽折磨,最后只有大约200人活了下来。

绑架事件发生之后的那个周四,只有40名妇女来到广场。当“五月广场母亲”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只有4名外国记者前来参加。

整个1978年,母亲们坚持每周来到广场,让阿根廷和全世界知道她们仍然存在,她们仍然在看着,看着这个没有公义的国家。每周都有一些妇女被抓,警察对她们使用了残酷的暴力。1979年初,“五月广场母亲”仍然每周四出现在广场,但她们只能急匆匆地聚集几分钟,赶在警察到来前离开。最后,母亲们终于从广场上消失了。

毫无疑问,军政府的官员们一定在酒会上洋洋得意,额手相庆,因为枪杆子、警棍、催泪弹似乎击败了“五月广场母亲”。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妇女们仍然在城市的各个教堂里继续聚会。

聚会是非法的、危险的,妇女们走进阴暗的教堂,点燃蜡烛,跪在神坛前默默祈祷,表面看来,她们做的事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在教堂做的事没有什么不同。但不同的是,她们在教堂里低头祈祷时互相传递着纸条,她们以这样的方式举行会议,参加的人数有时候超过100人。在这些“会议”上,妇女们不发一言就做出了一系列决定。

1979年5月,让当局意料不到的是“五月广场母亲”们从阴暗的教堂里走了出来。她们决定举行选举,成立自己的组织。1980年,她们租用了一间办公室,将其命名为“母亲之家”。她们开设了银行账户,全世界各地的捐款开始源源不断而来。她们开设了自己的公告栏几年之内,“母亲之家”就拥有了数千名会员。

妇女们带着失踪者的照片又回到广场。她们穿着平底鞋,戴着白围巾,围巾上绣着失踪亲人的名字。一些妇女拿着扩音器站在人行道上,把她们孩子的故事告诉路人。她们意识到,比记住数千个失踪者的照片更容易的是,让人们记住那些失踪者的恐惧。

等待妇女们的仍然是催泪弹、警棍和逮捕。但是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五月广场母亲”们决定,她们绝不再离开广场。她们的勇气感染了民众。过去甚至不敢长时间驻足旁观的人们,现在开始为他们鼓掌加油。

阿根廷残暴的军政府没能逃过“五月广场母亲”的眼睛。妇女们在看着,世界在看着。她们的坚持也鼓舞了其他地方失踪者的母亲(比如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在“五月广场母亲”的激励下,1993年12月,阿根廷人推翻了军政府,劳尔·阿方辛成为民选总统。

再无广岛
 

不要再来一次广岛

不要再来一次长崎

妇女要和平!
 

1981年12月6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纪念日这一天,超过2000个喊着口号的女性在东京商业区举行游行,正如1980年12月她们也做过的那样。游行的旗帜上写着:“我们不要战争重演!”

女性们公开反对核武器,而且邀请其他人一起参与,因为日本是唯一遭受过原子弹打击的国家。就在她们游行时,许多曾经遭受原子弹爆炸摧残的“幸存者”正遭受着辐射癌的折磨,同时也遭受着其他日本人的排斥。

女性们痛心地看到,国家正在抛弃它在非军事化与和平发展上取得的进步。她们追问:日本在战败后,不是在宪法中明确写进了“放弃战争权力”吗?1968年,日本政府不是明确承诺了三点无核原则(不制造、不拥有、不存储)吗?日本政府不是答应要将军费下降到国民生产总值1%以下吗?日本政府不是同意要将国民的智力集中到研究和发展非军事产品上吗?日本政府不是已经向其他国家证明“和平是一个收益颇丰的投资”吗?这些都被丢弃了吗?

1981年12月6日聚会的女性在看着。她们知道,她们想要维持一个热爱和平的日本的想法被忽视,男人们正在富士山脚下准备战争。有人认为,二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军从未真正离开。1960年代,美国和日本签署了安保条约,条约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军事基地,每年花费20亿美元维护基地运转。1981年,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日本的和平意志动摇了:鹰派首相上台了,自民党越来越向右转;人们正在讨论是否要恢复正常宪法,甚至恢复征兵制度;自卫队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七大军队;24个核设施正在运转,更多的核设施正在建设,所有核设施都可以制造武器级的浓缩鈈。

现在谣言四起,人们认为,美国要把核武器带到冲绳美军基地,用来装备巡游在日本水域的美军潜艇,美国还计划将安装了核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部署在日本本土的岩国岛基地。对此,美国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女性们在看着,她们已经看了很久。 1981年春天,她们走上街头,收集了200万个签名,反对日本日益军事化。她们决心,即使监狱“关满了妈妈和奶奶”,她们也要阻止“不良宪法修正案”生效。整个春季,女性们聚集起来表达她们的担心,她们在“妇女投票构建和平集会”上发声,她们在“妇女宪法思考座谈会”上发声,她们在“反对不良宪法修正案通过妇女集会”上发声。

同样是那个春天,6000个女工冒着大雨来到东京美纪公园参加集会,这次集会有一个长长的名字——“禁止更改日本宪法和建立和平的妇女中心集会”。家庭主妇协会、社会主义党,拥有2万名会员的日本妇女协会、日本女性反战党团、“全日本总工会女性总法律顾问组织”联合起来,抗议日本的军事化倾向。

激进的女性反战组织于12月6日在东京再次举行集会。她们边行进边喊着口号:“不要再来一次广岛!不要再来一次长崎!妇女要和平!”为了促进世界各国女性反战运动的联合,日本妇女反战党团还邀请伦敦和平组织活动家和作家莱奥妮·郝德杰在集会上发表了“关于欧洲和平运动妇女先锋作用”的演讲。莱奥妮·郝德杰站在演讲台上和与她站在一起的日本和平运动活动家们交谈,向她们提出真诚合理的建议。

突然,一队粗犷的农妇走上了舞台。她们穿着棉质的长裤、夹克,头带宽檐帽。一些人举着旗帜,另一些人开始演讲。观众们被她们的愤怒和激情深深地感染了。这些妇女来自富士山下的忍草村,那里距离繁华的东京有两小时车程。

忍草村的妇女大多五、六十岁,她们亲眼看见富士山脚下举行过多次军事演习。她们看到年轻的士兵练习杀人技术,他们与战前那些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如出一辙,军国主义曾经带给日本不可估量的痛苦。

数百年来,富士山脚下的农民在土地上辛勤耕种,他们还建起了一间丝绸工厂。但是1936年,日本军队把这片土地变成了军事训练营。二战结束之后,美军又进驻了此地。1952年,日美签署的《旧金山协定》结束了美军对日本的占领,农民希望政府能够把土地归还给他们,但是日本政府继续把这片土地作为自卫队的训练基地。本地农民发起抗议活动,政府虽然做出了一些让步,但并未把土地归还给农民。男人们只好离开家乡,去城市谋生。女人们则留了下来,她们组织了一个争取土地权利,反对任何战争准备的抵抗运动。当其他人放弃的时候,是女人们维持了抵抗精神。她们忘不了广岛和长崎的悲剧,她们忘不了富士山下的土地曾经是养育他们的农田。

忍草村的妇女对莱奥妮·郝德杰说:我们并不聪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我们很坚强,因为我们与土地相连。我们确信政府是错误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是日本最强的女人!我们希望其他的日本女人也像我们一样。

她们开始骚扰军事基地。她们从自家的小屋挖了一条通往军事训练基地中心的秘密通道。她们有时会爬过秘密通道潜入军营,在那里放置稻草人吓唬士兵,她们自己坐成一个圈唱歌鼓掌,或者站在那里指点嘲笑士兵。她们无视那些要她们离开的命令。

她们的斗争是长期的。1970年的一天,1000名防暴警察冲进她们的小屋驱赶她们。那晚,女人们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她们意识到这场斗争是她们的整个生命。邻镇的人们反对她们的做法,她们另一个麻烦是经常被捕。当她们被捕时,她们拒绝提供同伴的姓名。她们笑着说:我们太老了,连自己是谁都记不住,更别说记住别人的名字了。

这些日本最强的忍草妇女,用生命实践着和平运动。她们在看着,看着,确保“第三枚原子弹永远不会再来!”

 
死亡之雨带着毒素从天而降,

鱼类携带着死亡

在大洋深处,

渔船停顿了,它的船主眼瞎了

死亡的原子弹收获颇丰,

那些在地上和海里的人们啊

你必须看着,必须关心

第三枚原子弹永不降临

——井杉大好《故乡》(译自伊万·麦科尔的英文版本)

 

格林汉姆的康芒妇女和平营
 

格林汉姆的康芒妇女和平营的女人们也在看着,她们看见了那些她们不该看见的,她们让那些不该被看见的被看见了。1981年,一些妇女在格林汉姆的康芒开始了她们的行动,她们盯上了9个美国驻英空军基地。从1983年起,为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些基地开始部署陆基巡航导弹。

除了铁丝网环绕的15公里长的低洼地堡和导弹发射井,隐藏在灰色迷雾和苍翠郊野的导弹基地不容易被人看见,而这正是和平营的女性不想看到的。有时候,数千名妇女会站在基地的铁丝网外面,高举着母亲或孩子的照片。她们唱着歌,敲着锅和盆。她们用蕃薯藤编织成网,象征万事万物都在一个脆弱而宝贵的生命之网中。有一次,5万名女性“拥抱了基地”,她们把镜子举过铁丝网,象征着把基地的死亡能量反射回去。通过这一行为,她们与导弹基地所代表的男权制对话,就像是在回答“戈尔贡之谜 ”:“把你们变成石头的并不是我们的视线,而是你们自己的视线。”

在舆论的压力下,很多妇女撤离了,但仍然有一小群妇女坚持了下来。她们为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赶来的支持者提供住处,带人们参观和平营。有时候她们什么也不做,只是等待和观察,有时候她们会用钳子把铁丝网撕开一个口子,从这里爬进基地,破坏基地的设施,证明核导弹基地的安保设施有多么不完善。1983年1月1日早上, 44位妇女爬过铁丝网,在一个导弹发射井旁边跳起了圆圈舞。

很难让普通人感受到核武器的真实威胁。地产商抱怨和平营的女性让基地附近的地价急剧下降,而不是抱怨原来生长白桦树的地方现在却围上了铁丝网。

妇女们监视着部署好的导弹系统,并披露她们发现的信息——这些信息本应该是国家机密。巡航导弹很小,可以很容易被移动。如果拉响核警报,导弹会被从发射井中取出来,用发射车拉到秘密地点进行发射。

为了准备一次军事演习,导弹发射车驶入了军事基地。这次军事演习可能是为了一场核战争,或者至少为核战争做准备。即使掩饰得再好,20辆导弹发射车也很难不被发现。和平营的妇女怀疑,敌人怎么能知道这些从基地开出的发射车不是想乘夜间偷袭,而只是在进行演习呢?这些为美国宽大的高速公路设计的50英尺长的庞然大物,行驶在英国狭窄多风的小道上真的安全吗?这些卡车可是携带着死亡的武器在夜间行驶啊!

和平营的妇女发现,格林汉姆还有其他可怕的夜间演习。她们经常听到汽车喇叭声,住在附近新伯里小镇的美军家属们从床上被叫起来,乘坐巴士,送往基地内“安全”的核地堡。孩子们害怕地哭闹,或许是在害怕末日已经来到。英国警察为那些没来得及进入地堡的美军家属打开了警察局的大门,他们对于核报复没做任何准备。

和平营的女性风雨无阻地守候在在基地门口,观察巡航导弹的部署,跟踪导弹发射车的去向——她们忍受着士兵的辱骂和挑衅——搜索那些被隐藏的东西。每当大门打开,护卫队隆隆驶过,她们就吹响口哨,叫醒其他和平营的女性,然后打电话警告附近城镇的人们。女人们会跑进她们的车里,整晚绘制导弹发射车行进的路线图。她们在导弹发射车上喷绘标语,公开导弹发射车行进路线和隐藏地点。

她们看到了她们不该看到的,把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曝露在阳光下。

帕姆·麦考利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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