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玛丽·乔伊斯是数字行动专家，她在世界各地演讲、培训，担任顾问。2007年她创建了一个志愿者组织DigiActive.org，致力于帮助世界各地草根团体的活动家使用数字技术扩大他们的行动力和影响力。2008年玛丽·乔伊斯在奥巴马总统竞选团队担任新媒体行动负责人。她是《数字行动主义解密》一书的编辑，这是第一部研究数字行动主义的著作，2010年春季出版。现在请玛丽·乔伊斯为我们演讲

玛丽.乔伊斯：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关于数字技术行动的战略问题，我将以埃及革命中使用的数字技术为例，但也会涉及一些理论问题。在今天的演讲中，我用解放广场的旗帜作为投影片的背景，预示着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希望。

数字行动是指用数字技术手段达到社会或政治改变的目的。这里说的数字技术手段一般理解为各种数字工具，比如众包、危机地图、推特、油管、维基解密、脸书等。有许多工具可以用于数字行动，而且这样的工具还在不断增加。我们也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数字技术应用于社会运动的案例，新的案例也在不断增加。

活动家是怎样使用数字技术的？这方面有太多选择了，在这里我只给出部分案例。有些案例可能你们已经听说过了。投影片上面这一排图片，左1是维基解密的创立者阿桑奇，维基解密利用网络匿名地泄露涉及公众利益的信息；左2是危机地图，这个地图是海地地震后由行动者制作的等待援助的地图，你也可以用它制作一个众包的人权危机地图；左3是“匿名者”组织，它使用数字技术从事黑客行动；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人权行动也使用数字技术，他们虽然资源有限，但行动可以是全球范围的。比如左4是铁窗内的卡里姆.阿米尔，他是埃及的一位博主，被判入狱4年。人们为了声援他，利用博客和其他数字技术发起了一场全球性的“自由卡里姆”运动。投影片下面这一排图片，左1是英国《卫报》2009年创建的一个网站，用于发布有关英国国会议员的消费丑闻，曝光议员将纳税人的钱用于个人支出，比如支付自家花园的园艺服务。这个网站上有成千上万的相关资料，都是读者自己搜索，然后发布出来的。左2是美国活动家利用网络募捐支持独立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左3是一个名为“会变得更好”的网络论坛，让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变者可以在这里诉说他们年轻时的悲惨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正在变得好起来。还有一些类似的针对自杀防御的项目。也有一些同时使用多种数字技术的案例，比如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活动家使用各种各样的网络工具进行内部动员和外部传播，揭露政府的镇压等。

现在大家知道有这么多数字技术可以为活动家所用，是不是已经很清楚了？是不是我讲到这里可以就此打住了？当然不是，我们还不清楚怎样应用这些技朮，相关案例也还没有详细的解释，因为更多信息并不等同于更多知识，更不等同于更好的战略。

我们要从这些数字技术行动入手，这是我们现在掌握的数据。但是，像危机地图这样的数字技术行动现在应用还十分有限。我们不能直接从这些技术中学到战略，因为每一种数字技术行动都有太多可借鉴学习之处，我们应该提出问题，这些数字技术行动有什么共同特征？然后进行比较，缩小范围，让问题更集中，以获得详尽和具体的答案。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过程？因为对于数字技术战略研究而言，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今天要讲的是我的一些想法，当然，它们还有待改进。

这里我列举了七种活动家常用的数字技朮。我认为它们相对详尽，而且各有特色，可以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加以应用。现在我们以埃及革命为例对它们进行讨论。

这张投影片上有它们的定义，我简单解释一下。记录是用数字技术进行文字、声音、影像记录；传播是分享信息，人们通过获得信息可以增进了解；动员是通分享信息后呼吁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当然是非暴力的；合作是共同设计和制定战略行动计划；保护是绕过审查和监控，保护隐私，让活动家更安全；整合是汇总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组合使用；最后是募捐。

2011年2月3日，埃及革命期间的开罗市中心，有一个人站在立交桥上用手机录下了一段视频：警车疾速撞向手无寸铁的抗议人群。这个人看见了警察使用暴力，并将它记录下来。很多人看到暴力，但不一定能记录下来。记录下来很重要。

这个人不仅拍下了这个视频，而且将它发布和传播出去了。这个视频就成为警察对抗议者实施暴力的证据。这段视频首先发布在脸书上，被许多人点击，继而被人们传播到油管上，激发更多人参与到了抗议者的行列，人们用这样的字眼形容警察：暴徒，屠杀和平抗议者等。这其实定义和诠释了正在发生的革命——抗议者是和平的公民，他们走在路上；政府是暴徒，开着车冲向人群。这段视频后来也被很多西方主流媒体——比如BBC、CNN等使用，成为人尽皆知的新闻。

或许从这个手机录制视频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埃及革命中手机是最重要的记录设备。这张投影片是开罗解放广场的手机充电站。

埃及活动家是如何用手机传播信息的？方法之一是在推特发布图片或视频。上面这张投影片是一名叫莎拉卡的活动家通过TwitPic这个第三方工具发布在推特上的图片（当年推特还不能直接发图片）。我之所以用这张图片，是因为图片右下方有时间戳：2011年2月11日19:06，这是穆巴拉克宣布辞职的时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在今天的演讲中使用的所有的图片都是由埃及活动家发布出来的。

埃及活动家会将图片发到各种网络平台，这些活动家灵活地使用网络。Yfrog也是一种通过第三方发布图片到推特的工具。在埃及革命期间，我一直盯着推特看，因为推特在埃及很流行。我盯着看的还有莫娜·赛义夫的博客，她用英语发布了很多信息，这些信息将最真实的埃及革命的情况及时传播到国际社会。这张投影片是上周的一张截图。现在埃及人关心的是军队的动向，军队是穆巴拉克政权的一部分，它们原本应该保护人们，让政权能够向民主转型，但它们实际上做了很多镇压活动家的事情，包括镇压数字技术活动家。现在军队的立场如何？这是莫娜·赛义夫通过Yfrog发到推特上的图片和推文，图中横幅上写着：我们伟大的军队，请想明白：你们要和人民站在一起，还是要和政权站在一起？

还有一个活动家们经常使用的，叫做Bambuser的网络信息发布平台，它是一个智能手机的视频直播平台。你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建立一个直播频道，直播活动现场发生的事情，这个平台也可以显示信息发布者所在的位置。这张投影片显示的是拉米·拉奥夫的竹林频道，他为埃及的社会运动记录和贡献了许多数字内容。通过他的频道，人们可以观察了解埃及公民权利倡导和社会运动开展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介绍的数字技术都要使用智能手机和网络，似乎买不起智能手机，上不了网的人就无法参加运动。我们也看到埃及革命中的活动家和组织者大多数是中产阶级，比如医生、律师、非政府组织成员等，智能手机成为革命的硬件。不过手机的覆盖率正在提高，成本正在降低。

我们看到埃及的活动家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发布文字、图片和音像的案例。我们前面也举了视频直播的案例，但发布信息不一定采取行动。为了达到行动的目的，就需要进行动员。因此，除了信息分享，还要呼吁人们采取行动。你们可能听说过埃及革命用脸书进行动员的力量，它特别吸引主流媒体的关注。比如有一个叫做“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的脸书页面。哈立德·赛义德是一个被埃及警察杀死的年轻博主，据称他因为发布警察腐败的信息而被警察殴打致死，警察则谎称他死于毒品。这是警察腐败和暴力的一个案例。埃及人想把自己的祖国变得好一点，却遭遇警察暴力，甚至被杀死。因此活动家呼吁大家行动起来，为他伸张正义。这张图片是原脸书页面的英文版。

这张投影片是“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的阿拉伯文的脸书网页，头像那里的文字是号召人们在4月8日星期五穆斯林净化日这一天举行抗议。人们想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国家如何民主转型？穆巴拉克如何接受审判？

在进行动员之前，必须制定战略行动计划，数字技术可以帮助活动家制定战略行动计划。我想举瓦埃勒·古尼姆的例子，他是“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脸书页面的创建者，他说自己不是埃及革命的领导者，但我们知道他确实在传播运动和动员民众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在创建了“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脸书页面后被安全部门追踪到，被关押了12天。当他2月7日被释放时，埃及革命已接近成功（穆巴拉克是在11日辞职的），人们感觉累了，有很多人说，让我们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吧。瓦埃勒·古尼姆2月7号被释放后出现在电视上，他雄辩地表达了非暴力行动者对祖国的热爱，他号召人们不要放弃，要坚持抗争。

我引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数字技术如何用于合作，即制定战略行动计划。瓦埃勒·古尼姆说：“脸书成功的秘诀在于，做出任何决定以前可以先做调研，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大多数人的意见最终起决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脸书制定战略行动计划，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尤其是在专制体制下。

出于安全的考虑，用社交媒体制定战略计划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因为无论在埃及还是其他国家，社交媒体都会受到政府的严密监视。实际上，人们制定战略行动计划通常是在线下进行的，或使用像手机短信、电话、谷歌聊天等一人对一人的私密的方式，而不是使用社交媒体那种多人对多人的公开的方式。而且，制定战略行动计划在小范围内进行才更有效率。很难想像在脸书上和数千人一起做这样重大的决定。这里我举的使用手机的例子，是指智能手机，不是指传统手机。

我想强调一点，虽然我们在这里讨论数字技术在埃及革命中的应用，但我并不是说制定战略行动计划都应该用数字技术，肯定不是。为了安全起见，线下制定计划更为关健，因为线下可以躲避政府的监控，特别是在运动开始阶段。这里有一个《纽约时报》关于如何通过线下制定战略行动计划和民众动员的视频，这个视频很不错，建议大家看一看。

这种数字技术是帮助活动家翻墙，绕过审查和监控，让活动家更安全。埃及的活动家很机智，这方面做得不错。

Opera Mini是一种埃及活动家常使用的网络浏览器，在其他国家还不太流行。它有一个叫做Turbo的功能，可以通过压缩网页，为网络浏览提速。Opera Mini你还有VPN的功能，可以帮助活动家保护隐私和翻墙。比如BBC在一些国家被屏蔽，歌剧迷你可以解除屏蔽，让你可以打开BBC网页，它还可以隐藏你打开了哪些被屏蔽的网页。

整合这种数字技术有两种方法，一是将相同类型的内容汇总在一起，比如图片新闻和文字新闻等；二是将不同类型的内容组合在一起，比如将GPS数据、视频、音频、图片、文字等组合在一起。

第一个整合的例子是埃及活动家创建的网络相册的群组小猪百科。它是一种提供图片分享的网络相册，这个相册群组里面并没有抗议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把镇压埃及活动家的安全部队成员的照片帖出来，将他们钉在耻辱柱上。这张投影片里用红圈圈起来的都是安全部队的成员，他们经常跟踪、逮捕、酷刑异议人士。

另一个整合的例子是穆巴拉克辞职后，活动家想找到更多安全部门犯罪的证据，他们在进入安全部门总部时，发现了堆积如山的被粉碎的文件。他们用Yfrog发布了这些图片。人们发现，尽管有很多文件证据被销毁，但也还有许多未被销毁的文件。把那些没有被销毁的发布出来也很有用。于是，活动家做了一个国家安全部门的脸书页面，名为“安全部门解密”，就是脸书的相册功能，呼吁大家上传他们发现的未被销毁的文件图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脸书的相册功能，它可以上传图片，可惜的是它没有办法把上传的图片分类，也不能制作复杂的标签。一个替代方法是把图片上传到网络相册上，但在有些情况下，网络相册会删除你上传的图片。有时几张图片会被放在一个地方，另几张照片又被放在另一个地方，你很难把它们分类汇总。这是对“汇总”的一个挑战，似乎现有的技朮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这张投影片左图是被销毁的文件，右图是未被销毁的文件。

“组合”是整合的另一种方法。这是U-Shahid的例子，它又被称为活动家地图。比如位于不同地方的活动家用手机发送当地发生暴力事件的信息到U-Shahi，它会根据手机的GPS功能将这些信息定位在地图上，就可以生成一个活动家地图。

我不想只把关注点放在抗议活动本身，我认为图片、音频、视频等展现的情感也很重要。这些情感会激励人们采取行动，提醒人们正在为正义而战斗。这个视频把一些电视记者拍摄的镜头和行动者拍摄的镜头组合在一起，配上了背景音乐，十分感人。“组合”并不是只要求大家在某时聚集在某地，它还能够激发人们不顾危险，走上街头。

这里说的募捐是指通过网络筹集资金。这种方法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特别重要，许多非政府组织都利用网络筹集资金。

但是我和我的同事阿利克斯·邓恩做了很多调研，我们发现埃及革命中没有募捐的情况出现。这说明沒有充足的资金照样可以发动一场运动。只要你能激发民众投入时间、精力、才智和技能。你还可以利用免费的数字技术进行记录、传播和动员。这在运动战略上也很重要。

我这里再次引用瓦埃勒·古尼姆的话：“我被国家安全部门绑架，在关押期间……他们百分之百相信我是叛国者，为境外势力工作，或被境外势力洗脑，或拿了境外势力的钱。境外势力告诉我应该去哪里、应该做什么，或应该在网上说什么。”埃及政府可能认为埃及革命受到美国或以色列的支持，事实上埃及革命并没有得到任何境外资金的支持，这对其合法性和信誉非常重要，这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在战略上也更加有助于埃及革命的成功。

以上我们讨论了7种数字技术的应用。现在许多人会认为这些数字工具真不错，油管、推特、脸书、博客等等都可以使用。但只要你了解这些工具的工作原理，既使你只用一种工具，也可以让它发挥很大的作用。从发挥作用的角度看，你反过来会更了解这些工具。我以推特为例，可以将它用于5种用途。一是动员，比如“大家去开罗的以色列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活动”；二是传播，比如“希望我今天能在解放广场。看到这么多人在推动革命，令人鼓舞。“被控在苏伊士市杀害抗议者的14人于周六开始审判。”——这是信息的传播，并没有号召行动。三是记录，比如“大家去开罗的以色列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活动”也是记录。四是保护，这是一个在埃及政府断网的情况下创建的“1月25日的声音”的帖子。在抗议开始后，人们用手机短信联络，绕开网络屏蔽，在推特和脸书上发布信息，非常具有创造性。五是整合，推特特别擅长整合，无论你身在何地，只要你加上“#1月25日”这个标签——埃及革命开始的日期——你会发现所有与之相关的内容都会被汇总在一起。人们会不停地转推，相关内容如果变成热点的话，也可能出现为了干扰而故意污染这个标签的内容。我在埃及革命期间每天都会多次搜索这个标签，可以看到现场的人发出的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这些最基本的数字技术工具在动员、组织运动方面得了很有用。这张投影片是“埃及保卫抗议者阵线”组织框架图。一是记录，对抗议者受到的暴行进行记录，包括殴打、非法拘留等；二是整合，可以通过电邮、电话、寄信等方式，将录音、录像、图片、文字汇总在一起，发给抗议者保卫阵线的信息中心；三是合作，由运营部制定计划，包括研究者、医生、供给委员会、律师、信息中心等，他们会一起商量如何使用这些信息。四是传播，所有部门都有传播渠道，通过不同渠道将信息传播出去。五是动员，人们要动员起来，这是最重要的事。如果有人被拘留，律师就去警察局；有地方需要食物、饮水和医疗用品，供给委员会就马上送过去；哪里有人受伤了，医生会去提供医疗援助；研究者、记者会记录暴行。你可从从这个组织运作框架图里看到，不仅仅是哪些技朮可以应用，还有技术可以如何应用。

我还想再谈一点，那就是这些行动框架可以适用于任何案例。现在我只用刚开始演讲时提到的维基解密和《卫报》揭露英国国会议员消费丑闻这两个案例做一个比较。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包括记录、传播、整合等。不同之处在于，维基解密网站还有保护作用。它最重要的一点是保护信息提供者的匿名性。《卫报》网站则没有保护作用，它的着重点在于动员研究者和读者发布信息。对比之下，维基解密网站的动员没有什么成效。阿桑奇最初的设想是，人们看到维基解密发布的信息后，会去找议员，会举行抗议活动，但事实并不像他想的那样。于是，他开始主动寻求与报社等传统媒体合作，因此他需要整合信息。所以，维基解密网站在动员上是存在劣势的。维基解密网站动员到的人太多数是匿名参与者。有一个名为“匿名者”的黑客组织也会把他们通过黑客活动挖到的资料上传到维基解密，但维基解密并不与他们直接合作，“匿名者”是单独行动的。当你用这个框架进行比较时，你可以看到之前看不到的一些联系。

我在前面提到，将线上战术与线下战朮结合起来非常重要。数字技术也越来越多应用于商业、约会、娱乐等各种生活领域，这是不容忽视的。尤其不应忽视它在非暴力运动领域的作用，忽视它是愚蠢的。没有人说所有的运动都应使用数字技术，问题在于人们要知道数字技术的作用，知道可以如何将它正确地应用于非暴力运动。

我再次引用瓦埃勒·古尼姆的话：“它表明不仅要有互联网，而且要有使用互联网的能力。互联网是一个开始行动的好工具。革命属于互联网一代的年轻人，因而属于埃及青年，既而属于埃及人民。”我的演讲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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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问：您有没有关于传统手机而不是智能手机应用数字技术的例子？如果没有，那关于这方面您有什么要高见？

答：我想最流行的传统手机技术就是手机短信。有一整套关于如何通过手机短信在人际网络中进行组织动员的方法。比如，你把信息通过手机短信发给10个人，那10个人又分别发给他们认识的10个人，一直这样传下去，最终将这些信息发给成千上万、上百万的人。有些国家，例如中国政府有很复杂的监控系统，可以追踪到发送手机短信的源头，以及哪些人转发了这些手机短信。如果你发的短信内容是“今天去参加揺滚音乐会”就罢了，如果是“今天去抗议”，政府就会追踪这个信息，然后可能会关掉手机短信的发送功能。总之，传统手机的重要用途就是发短信。

问：我的问题与上一个问题相关，除了直接关闭网络这一手段，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也会应用数字技术来对付民众的抗议行动？

答：政府除了直接关闭网络，还会打宣传战。我举一个政府利用手机短信发送信息的例子。在埃及革命期间，在政府的压力下，英国跨国电信公司沃达丰（在埃及占据几乎一半市场份额的手机服务商）向用户发送了亲政府的手机短信：军队号召所有诚实的人站出来与罪犯与叛国者战斗。显然，政府也用这一手段为自己服务。在莫罗佐夫的《网络幻想》一书中有许多这样例子。虽然莫罗佐夫的观察对象是俄罗斯，但专制国家的作法大同小异。尽管如此，我认为政府更多是对信息进行审查，而不是开展信息竞赛。因为信息竞赛会提升信息的竞争力，也会增强人们得到信息的能力。政府一般不会冒这样的风险，他们更愿意加强对信息的审查。

问：我想再问一个手机短信的问题。在非洲，多数人仍然使用传统手机，我想知道在反腐败运动中，通过手机短信举报腐败的手机号码有没有可能隐藏起来，不被政府追踪到？

答：是可以的，我之所以前面没有提及，主要是因为我着眼于数字新技术。有很多将手机短信用于社会运动的例子，特别是“前线”的应用，前线是一个发送手机短信的信息平台，在埃及革命中被广泛应用。它也有发送电子邮件的功能，还可以建立群组，可以自动回复，群组回复可以显示在屏幕上等。这个服务也被用于反腐败运动，它保护举报者的个人信息。我想他们的服务协议中有相关条款，他们的后台会有举报者的信息，但他们承诺会保障举报者的隐私，比如收到举报者的信息后，会删除举报者的个人信息，或为举报者保密。我不清楚有没有一种服务可以自动隐藏手机号码，既使有，可能也会保存记录，仍然会被黑客找到，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对腐败行为进行举报，最好有一个热线电话，或有一个接收信息的短号（比如911、112等），短号更好记。要让短号广为人知，可以四处张贴海报，或在高速公路上建广告牌：如果你知道腐败的信息，请发短信到这个短号，我们会为你保守秘密。

运动的关键在于必须有人响应。有很多组织具有技术力量，但它们不清楚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即使他们收到了暴力或腐败的报告，但没有能力去做核查或采取其他行动。因此，要建立有能力的工作网络，对腐败报告采取行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号召更多的人参与举报。

问：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您认为会有更多新的可能，或更安全的方法，为活动家利用数字技朮进行相互协作提供服务吗？二，数字技术能够怎样改变组织动员的方法？还是说只是简单地把各种工具放在一个工具箱里？

答：我先来回答第二个问题，这和我的研究领域更相关。这个问题是，这些新的数字技术只是新工具，用来解决老问题，还是新的数字技术会带来新的运动方法？即新工具的效用，意味着运动规模的变化还是运动方法的变化？规模变化指运动的规模更大、更好、更多，运动方法的变化则是指我们改变了运动的道路和开展运动的方式。我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在我的博客上可以看到。我今天不会谈数字技术如何改变我们对社会运动理论的理解，我想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如何安全地开展社会社会运动的问题。我想保持匿名非常重要，比如使用VPN等代理服务，特别是登录社交媒体网络时要使用洋葱路由器(Tor)，它可以隐藏你真实的IP地址，保护你不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在使用脸书等社交媒体时不要添加好友，不要透露与自己的真实信息有关的内容。如果你在脸书上开展活动，政府可以通过你的联系人发现你的真实身份，你的联系人也会因此而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你通过社交网络联系好友，就给政府提供了找到你的相关信息。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今天没有时间更多涉及。

问：……我想问问……有什么机构？什么培训？（语音不清）

答：我没听清你的问题，可能麦克风有问题。但我听到你好象在问可以有什么样的技术培训。我认为最好由社会运动所在国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那里的活动家更了解如何在自己的国家开展社会运动，那里的数字技术活动家也更了解自己国家的社会运动适合使用什么样的技术，他们可以合作进行培训。发起一个行动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需什么样的沟通与合作？2.准备动员哪些人？因为沟通与合作存在问题而难以动员？3.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是否可以通过这些技术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4.如果要进行新的数字技术培训，你只能面向一小群人，比如运动的组织者或发起者。如果你面向一个大的群体，应该首先考虑他们已经在用的技术，比如手机短信。5.要解决沟通与合作的问题，必须先了解目前的工具有没有用？存在哪些问题？然后明确哪些已有的技朮可以解决存在的问题。这是我的建议。

问：埃及革命，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军队已经接管了广场。军队在网络上的宣传越来越强大，我们怎样才能与之抗衡？

答：正好今天我在我的博客里写了一篇关于信息干扰的文章。有一个反宣传的战术叫做信息稀释，它基本上分为两种方式：一是大量发布信息，用更多博客、更多推特，让信息广为传播，比如军队正在做什么等等，这是个数量问题，这对活动家会更容易一些，因为活动家和支持者人数众多，可以使用脸书、推特、博客等等。二是扩大影响，利用有影响的媒体，传播运动一方的观点，而不是政府一方的观点。这里说有影响的媒体是指收视率很高的频道，比如半岛电视台，很多埃及人看这个台，通过这样的媒体传播运动方面的观点，反驳军队方面的观点，这对让运动赢得宣传非常有帮助。同样，如果运动方面有多个有影响力的平台可以发布自己掌握的信息，对于抗衡对手也很有用。

问：我想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在2007年巴基斯坦律师反政府行动中，就用到了数字技术，但这个问题之前一直没有被人们注意到。二是我观察中东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主要限于城市，农村或者沒有网络，或者有网络，但那里的人们不知道如何使用推特或脸书等。我认为在发起社会运动时，必须了解这个群体。像在巴基斯坦，社会运动也主要发生在城市，我很关注这样的运动能维持多久。

答：我同意你的观点。这和埃及的例子一样。要知道运动需要什么，运动要动员的群体是谁？你的运动要动员哪些人，就要看那些人已经拥有了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如果动员的群体在农村，他们主要使用传统手机，大概就只能用手机短信。如果你的运动要动员的群体甚至连手机都没有，那就根本不可能使用数字技术。可能就要先通过数字技术把信息发送给当地的精英人士，然后再由这些精英人士通过线下的方法，再将信息传达给村民。是的，了解你要动员的目标群体使用的技术手段是非常关键的。他们使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决定了你要采取的动员战略。

问：技术手段也可以为政府所用。为了应对政府采用的技术手段，您认为活动家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您认为活动家是否了解这一点？活动家在开展行动时应该怎样处理信息才更安全？

答：我认为大多数活动家并不了解这一点，特别是在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这方面尤其明显。我和我的同事聊这个问题，他们说有“脸书行动安全指南”，我说应该是“脸书行动相对安全指南”。因为使用脸书不可能安全，它就是用来分享个人信息的。我想分享信息的最好方式是创建匿名帐户，不要添加好友，也不要发表与自己个人有关的内容，每次上网都用Tor，如果原来没有用的话，应该从现在开始用。创建的匿名帐户仅为与运动相关的活动所用，否则个人信息很容易泄漏。我们需要更多对活动家自身的保护。政府一开始并不特别了解数字技术，活动家领先了一步，但政府很快跟进，越专制的国家越强于掌握资源，使社会运动变得更危险。

 

（本演讲发表于2011年4月12日）
何小莲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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