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战略对安保部队的影响

——以2000年塞尔维亚革命和2004年乌克兰革命为例

引言:

国家安保部队(军队和警察)是专制政权核心中的核心。作为镇压工具,它们使用非常广泛的用以打击对政权具有潜在危险的镇压手段。因此,政权使用这一镇压工具的能力,对于巩固政治权力有着直接意义。正如挪威奥斯陆大学政治学资深研究员玛丽安·达尔在1971年所说的那样:“政府对于反对派的忍耐力和镇压反对派的成本成正比……和政府使用暴力和社会经济制裁反对派的能力成反比。”

因此,非暴力行动的战略家认为,非武装行动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削弱当局的安保部队或者其他重要支柱的忠诚和服从。非暴力运动无论是用合法的主张说服那些穿制服的个人,还是通过妥协与官方达成协议,或是提高镇压的政治、经济、道德成本,都可以在政府使用安保部队进行镇压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1]

塞尔维亚的“欧特珀运动”推翻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2000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推翻了维克托·亚努科维奇(2004)。这两个运动的组织者都使用了说服、强制和这两者相结合的战术,增加了政府镇压的成本,削弱了国家安保部队镇压的意志。本文将研究这两个案例使用的战略和产生的影响。

以史为鉴:

塞尔维亚和乌克兰非暴力运动的领导者从前辈的失败中总结了教训,创造出一套自己的战略。在乌克兰,1990年代反抗专制的列昂尼德·库奇马政权的抗议活动收效甚微。2000年秋,乌克兰记者乔吉·贡加泽在列昂尼德·库奇马授意下,被残酷杀害,引发了多处抗议活动[2]。反对派声称要召集20万抗议者走上街头,但实际出现在街上的人数只有2-5万人——在接受一次采访时,列昂尼德·库奇马得意地指出这一点(《欧亚每日观察》2005年1月24日报道)。2001年3月,抗议者和警察之间发生的一次暴力冲突成为了这场抗议的转折点,此后运动逐渐瓦解。

在塞尔维亚,1996-1997年反对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抗议活动失败的教训——这些活动都以凄惨的结局收场——给“欧特珀运动”的组织者上了深刻的一课。他们认识到,要让大规模的抗议人群长期待在街上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也总结了1991年3月9日抗议活动失败的教训。该活动是由武克·德鲁斯科维奇发起的“塞尔维亚复兴运动”组织的,目的是抗议国家电视台在新闻报道中对反对派抹黑。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对这一抗议活动的反应是派警察上街,用催泪弹和高压水枪驱散抗议者,抗议者也用暴力予以还击。日落时分,坦克开始在首都贝尔格莱德街头巡逻。武克·德鲁斯科维奇被捕,抗议被镇压。

受这些失败的启发,“欧特珀运动”的组织者认为,未来的行动计划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必须短时间内在贝尔格莱德召集起100万名抗议者,才能对抗米洛舍维奇。第二,必须确定塞尔维亚安保部队不会执行镇压的命令。为了达到这两个条件,运动的首要任务是贯彻非暴力原则。

乌克兰“橙色革命”的组织者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一名曾经参加这一运动的建筑师在后来回忆道:“在2002年和2003年,我们认真分析了之前抗议失败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抗议人数太少,抗议带有太多的攻击性。所以,我们决定,要尽可能多地动员民众,而且必须确保抗议是非暴力的。我们意识到,没有军队——没有任何人——有胆量拿起武器攻击足够多的抗议人群。”[3]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政府公然对选举舞弊,给了运动一个动员大量民众的完美时机。因此,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的反对派都针对揭露和攻击伪造的选举结果制定了战略。

在塞尔维亚,2000年9月24日,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伪造了总统选举获胜的结果之后,反对派组织了一系列罢工和在街道上设置路障的行动,引发了更多民众的参与。紧张的形势持续了2周以后,反对派对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他在10月5日下午3点接受反对派候选人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在选举中获胜的结果。与此同时,反对派在贝尔格莱德联邦议会大楼前举行抗议集会。有大约80万名抗议者从塞尔维亚各地赶来参加集会。(《每日电讯周刊》2000年11月1日报道)。

在乌克兰,抗议活动从2004年11月22日开始——当时有传言说,官方的计票人员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为候选人维克托·亚努科维奇的选票造假。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是当时列昂尼德·库奇马政府的总理和钦定的总统接班人[4]。反对派在选举开始之前就判断存在舞弊的可能性——一份乌克兰反对派“我们的乌克兰”政党联盟的内部备忘录强调,乌克兰的大选将会“是一场没有规则的混战,将会是史无前例的信息、组织、财务和管理资源的竞争。我们至少需要50万个支持者。”。2004年10月中旬,当局大规模逮捕了一直在积极准备选举后的抗议活动的青年组织“波拉”的成员。然而,最后出现在基辅街头的抗议人群仍然远远超出了当局和反对派双方的预期。在反对派领导人维克多·尤先科号召群众走上基辅街头的第一天,10万名抗议者出现在独立广场。第二天,独立广场上的人群差不多翻了一倍。11月24日,又有几十万人从乌克兰各地涌入独立广场。到第7天,有大约100万乌克兰人聚集到了基辅[5]

两个运动都意识到,迅速地大规模动员会明显增加当局的镇压成本。针对少数人的、结果可预测的镇压——突袭、殴打、逮捕和暗杀等——是当局一般的应对方法。相对而言,当局使用这些方法的成本较低,不太容易引起民众的不满。而大规模镇压成千上万的和平抗议者则会给当局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合法性造成重创。

战术的选择具有战略的意义。在塞尔维亚,“欧特珀运动”具有迅速召集其成员和支持者,用车辆堵塞贝尔格莱德街道的能力。在乌克兰,堵塞基辅各条不重要的街道也比较容易做到。因此,运动的早期目标——占领基辅独立广场上那些明显而有象征意义的建筑——就变得至关重要。后来,乌克兰反对派对自己居然真的占领了独立广场感到不可思议。在这两个案例中,抗议人群急剧增长的数量让当局很难在低风险的条件下完成镇压抗议者的任务。这明显地提高了政府和各部门下达、服从和执行镇压命令的成本。

乌克兰反对派意识到,他们亟需更多民众的参与。他们立即加大动员力度,让基辅和周边地区的民众参加到运动中来[6]。在听到维克多·尤先科发出呼吁的最初48小时,基辅市民的参与是抗议规模增加的主要原因。这场以“人数持续增加”而著名的抗议活动最后持续了3周以上。(《卫报》2005年5月13日报道)。支持反对派的乌克兰电视台“第五频道”24小时不间断地播报反对派在独立广场上的实时动态。当抗议人数减少时,24小时播报的战术在防制当局趁夜袭击广场上的占领人群时非常有效。前乌克兰外交部长鲍里斯·塔西克是这一战术的发明者,他回忆道:“广场上确实很危险,所以我建议“第五频道”实时播报广场上的情况,尤其是夜晚的情况。万一发生了什么情况,民众可以立即知道。”借用一位西方外交官的话,这一招是决胜的关键,因为它向人们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来打我们啊,如果我们受伤流血,CNN会让全世界都看到。”[7]

尽管大规模抗议有其优势,但是,这也对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的运动提出了潜在的挑战。警察清楚地知道,他们要对公共安全负责,要对社会混乱负责。运动的组织者从过去的教训中了解到,如果群众愤怒的情绪失控,很容易招致警察的镇压[8]。具有开创性的非暴力冲突理论家吉恩·夏普指出:“如果大规模群众运动不能维持非暴力纪律……很可能削弱这个运动。” “如果人们能够维持必要的准则和纪律,他们将无往而不胜”。

因此,避免对对手产生不必要的刺激,避免陷入对手设下的暴力陷阱至关重要。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的运动都维持了高质量的非暴力纪律。他们培训志愿者,为面对安保部队的镇压做好准备。

在“橙色革命”与对手僵持的3周里,为了避免抗议人群与警察之间,维克托·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者和维克多·尤先科的支持者之间发生冲突,“波拉”和“我们的乌克兰”政党联盟的志愿者组成人体“隔离”将抗议者和警察、敌对阵营的帐篷分隔开。接受过培训的志愿者在帐篷群和人群之间巡逻,发现并平息潜在的骚乱。志愿者还在抗议人群中分发小册子,提醒人们:“不要刺激对方。我们会赢。我们因为冷静而强大。”运动组织者所做的这一切对警察和军队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2005年6月的一次采访中,一名资深警官表示:“我非常尊敬维克多·尤先科的支持者为了避免冲突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他们看起来并不具有攻击性。真令人惊讶!”有时候,需要采取这样的方法来防止整个政治联盟——媒体称其“嗜血”——的暴力冲动。(乌克兰《今日报》2005年11月21日)

实际上,坚持非暴力原则是塞尔维亚和乌克兰非暴力运动的领导人做出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长期以来,战略家一直宣称,非暴力的战略优势是“非对称”,即非暴力战略活动家反对对手使用的武器,包括警察和军队,但运动的对手却不能决定运动使用的武器——这一武器非同寻常[9]。2000年,塞尔维亚的“欧特珀运动”在培训志愿者时特别强调“非对称”这一战略的重要性。乌克兰“波拉”组织的协调人佐罗塔耶夫也十分赞成这一战略,在2005的一次采访中他表示:“非暴力战略允许运动与当局同台竞技。如果我们不使用暴力,我们能够应战。如果我们使用暴力,当局就可能诉诸武力。非暴力是当前环境下唯一有效的战略。”舆论也普遍认为,镇压和平抗议者要比镇压看起来像恐怖分子的人要困难得多[10]

折断棍子

最终,运动的领导人都会意识到,统治者与运动和解的成本可能比镇压要高得多。在塞尔维亚,如果非暴力运动获胜,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将面临严重的政治损失和个人损失。在乌克兰,如果“橙色革命”获胜,就算列昂尼德·库奇马已经卸任,他阵营内的其他寡头也会面临极大的风险。

在塞尔维亚和乌克兰,政府都曾经尝试对抗议者使用暴力。2000年10月,在贝尔格莱德,警方企图使用催泪弹驱散抗议人群,当这一手段失败后,他们又接到向示威者射击的命令。在乌克兰,尽管列昂尼德·库奇马并不想在“橙色革命”期间下达镇压命令,但“橙色革命”开始一周后,总统府还是下令召集1万名核枪实弹的武装警察包围了基辅(《纽约时报》2005年1月17日报道)。这就是非暴力运动认为削弱警察执行镇压命令的意愿和能力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像一位西方资深观察家在2005年5月31日的一次采取中指出的那样:“如果你想用棍子打人,而棍子在你手中折断了,你能怎么办呢?”

武装部队:

专制政府经常使用国家军队来“平定”那些大规模挑战他们统治的人。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用坦克封锁了天安门广场,并对广场上的学生开火。1988年,缅甸军队镇压了大选后的抗议活动。时间更近一点,在乌兹别克斯坦,军队参与到警察、情报机构实施的安集延血腥大屠杀[11]中。(《纽约时报》2005年6月17日报道)

在乌克兰和塞尔维亚,当局不断挪用军费给武装警察。非暴力运动相信,他们有能力说服军队保持中立[12]。这两个国家都采取的是征兵制,这意味着两国军队由相对年轻的义务兵组成,士兵与家人和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政治倾向与同代人大体一致。在乌克兰,非暴力运动与当地卫戍区军官的家人进行了广泛接触,与他们建立联系,了解他们的观点。非暴力运动的组织者意识到,“军属可以是非常好的晴雨表”。因为军队和当地民众的紧密联系,反对派可以对军人和普通民众传递相同的信息:要求民主改革、坚持民族主义和反腐败。

但是,非暴力运动对于安保部队中某些关键人物仍然需要传递具体的关键信息。在革命开始之前的一些年里,两国军队的待遇均开始恶化。据说,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时代的军队认为,与铁托时代享有特权的南斯拉夫国家军队相比,他们不如警察受重视。在乌克兰,革命开始之前的15年里,政府一直在削减军费。和警察相比,军人的薪金较低、缺乏训练、士气低落。(《金融时报》2004年11月25日)分析显示,超过80%的军官认为,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低于平均值”或者“非常差”[13]。政治反对派在总统选举期间一直强调要改变这些状况,要让军人能够经常探望他们的家属。比如,“我们的乌克兰”政党联盟就特别强调与军人切身相关的退休金议题,军人与家属隔离议题,以争取乌克兰现役和退伍军人的选票。

两国的非暴力运动还寻求在传统竞选平台之外处理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议题。在北约轰炸南联盟之后,北约轰炸成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污蔑反对派的重要手段,因为当局非常清楚军队对这一议题很敏感。“欧特珀运动”的领导层担心,政府抹黑他们是北约的“带路党”,指控他们是在为北约的入侵做准备,以便命令武装部队进行镇压。

因为这一可能性,反对派传递给军队的信息特别强调,他们是爱国者,同时唤醒军队的民族意识:军队为塞尔维亚人民服务,不为执政党服务[14]。为了应对当局与日俱增的叛国指控,“欧特珀运动”公开谴责北约轰炸,特别强调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对轰炸负有责任。比如,2000年3月22日,“欧特珀运动”在北约轰炸一周年的纪念仪式上用海报宣传“抵抗北约的进攻”。他们还邀请曾经参战的退伍军人对集会民众发表演讲,谴斯洛博丹·责米洛舍维奇“背叛了科索沃”,以此削弱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民族主义支持者基础。

在塞尔维亚,反对派联盟的政治领袖包括两位退役将军——其中一位是在1992年-1998年期间担任塞尔维亚军队总参谋长的莫西洛·佩里西奇——这极大地提升了非暴力运动的公信力[15]。尽管存在这些联系,但反对派从未与现役将军建立起对话机制,也从未从军队获得任何不会镇压大规模抗争的承诺[16]。塞尔维亚军队虽然在贝尔格莱德城郊集结,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试图进入市中心[17]

在乌克兰,反对派领导人把与军方高层直接对话列为核心目标——当然是秘密进行的。他们的努力终于在2002年12月产生了结果:乌克兰前空军司令沃尔迪迈·安东内蒂斯将军被迫退役后,加入了反对派阵营[18],并邀请他的前同僚组建了志愿者小组,与国家安保部队建立联系。因为都是退役军官,志愿者小组可以相对容易地与乌克兰中级军官、军属和老兵进行沟通。遍布全乌克兰的志愿者小组中的每个成员都秘密地与他的同侪联络,并将信息传递给沃尔迪迈·安东内蒂斯。

2004年10月,反对派预测到列昂尼德·库奇马政权不会不战而降,一定会进行镇压。于是,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者小组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积极的准备。一年多来努力建立的联络网和友谊派上用场了。2005年,沃尔迪迈·安东内蒂斯在一次采访中说:“我的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和联络网。联络网中很多人都是军队各级指挥官。让非暴力运动从下而上开展对我们非常重要,只有这样,军队的领导层才会明白,遵守列昂尼德·库奇马的命令是不可能的,因为下层军官和士兵不会执行镇压的命令。”

同时,中层和中上层的乌克兰军官与非暴力运动达成了一系列“建设性协议”。作为这些协议的成果,中层军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抗议者使用武力进行镇压。如果警察使用武力镇压示威群众,军方会干预——如果有必要的话,直接介入——和调解。

11月28日夜,当基辅以外的武装警察接到集结命令时,上述协议开始发挥作用。“我们的乌克兰”政党联盟领导层很快从武装警察的内线那里得到集结命令的消息。据《乌克兰真理报》2005年4月20日报道:一小时内,“我们的乌克兰”政党联盟领导层就与西方大使馆和军队总参谋长奥历山德里·彼克将军取得了联系。后者给内务部打电话,威胁要将军队部署在武装警察和示威群众之间。2005年6月7日,一名曾经参与了电话行动的西方外交官——他试图阻止内务部采取镇压行动——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当晚睡觉的时候,我想,或许我们的行动获得了成功。第二天早上,我听说军队上层也给内务部打了电话。显然,军队的电话是更重要的因素。”

当地警察:

在乌克兰和塞尔维亚,警方介入政治很深,他们对运动的威胁比军队更严重。在警察接到镇压抗议者的命令时,他们与当权者的联系会更紧密。比如,2004年5月,乌克兰内务部部长迈科拉·比洛科在与他的下属开会时称:“我们总是被告知,武装力量应该远离政治”,“但作为政府的武装团体……我们支持政府是天经地义的。我们会在选举的第一轮获胜——那时,我们将痛饮3天!”2005年,乌克兰内务部的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大选前,我们接到给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投票的命令。”1999年,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将塞尔维亚的警察部署到科索沃,当示威发生的时候,他把这些警察调回贝尔格莱德,对”欧特珀“的示威者进行暴力镇压。

当局争取底层民众支持的手段之一是“洗脑术”。在乌克兰选举期间,一盘可疑的视频录像带突然“出现”在各大警察局,录像带记录了反对派对警察的暴力行为[19]。2005年,一名看过录像带的记者在接受采访时把它比作乔治·奥威尔的名著《1984》中臭名昭著的情节“2分钟仇恨”。在这两个国家,政府一直试图把学生活动家描绘成“恐怖分子”或者“瘾君子”,以诋毁他们的名誉。

因此,对这两个国家的非暴力运动来说,打击统治者的信用,向当地警察说明非暴力运动的合法性势在必行。“欧特珀运动”为自己设计了一个时尚的标识——在黑色的T恤上印一个紧握的拳头。这个设计的目的是让他们的运动看起来很危险,但实际上却是非暴力的。在欺骗政府高官的同时,将正确的信息传递给当地警察[20]。“欧特珀”的战略家意识到,如果政府认为他们是一个革命组织,当局就会逮捕他们的成员[21]。但是,由于“欧特珀”有严格的非暴力纪律,并且提倡选举是变革的合法工具,因此,警察会在审讯中发现这些矛盾的信息,他们希望这些矛盾信息会引起警察对政府污蔑“欧特珀”动机的质疑。

这一战略很大程度上是成功地。随着“欧特珀”的扩大,对“欧特珀”成员的逮捕也在持续增加,但当局对他们的指控却越来越无力。2000年5月2日,在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家乡波扎雷瓦茨,米洛舍维奇的儿子马尔科的朋友使用暴力殴打了3名“欧特珀”成员之后,警察逮捕了这3名被殴打的人,并指控他们谋杀未遂。5月13日,一名社会主义党官员在塞尔维亚南部城市诺维萨德被谋杀,当局利用这一事件,指控“欧特珀”是恐怖组织,应该为谋杀负责[22]。很快,对“欧特珀”的严厉镇压开始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数千名“欧特珀”成员被随意逮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镇压促进了“欧特珀”和警察之间的沟通[23]。到9月24日选举日,塞尔维亚警方已经对“欧特珀”非常了解——高级警官除外——他们甚至比普通民众更了解“欧特珀”的目标和方法。而“欧特珀”成员也利用每次被逮捕或拘留的机会,加深对警方的了解。乌克兰的青年组织“波拉”的成员也利用被逮捕的机会与警察沟通。2004年夏天,学生活动家在一次集会上分发宣传反对派的贴纸和内部通讯时被逮捕,并受到审讯(《基辅国际文传通讯社》2004年8月5日讯)。2004年10月24日,当局逮捕和审讯了超过150名活动家[24],并提起了15起针对“波拉”成员的刑事诉讼,指控他们是恐怖分子。“波拉”成员也把每次被捕视为与警方沟通的机会。“波拉”的活动家还拜访乌克兰各地的警察局,给警察送花,发通讯稿,要求警察遵守法律。

很多因素有利于这两个组织的战略实现。这两个国家的非暴力运动组织主要由主流年轻人组成,政府对他们的恐怖主义指控听起来并不可信;运动成员对于非暴力纪律的坚决执行,强化了政府指控的不可信度;两个运动都利用幽默战术强化了政府的不可信度。“欧特珀”公开把他们十几岁的成员称为“模范”恐怖分子,当政府指控“波拉”的活动家藏有手榴弹的时候,他们用柠檬当做手榴弹进行抗议。(《乌克兰国际文传通讯社》2004年11月28日讯)(想了解更多青年NGO使用幽默战术的案例,请看乌克兰政治研究者塔拉斯·古佐尔的相关文章)两个运动都采用松散的组织结构,并且强调地方创新战略。这意味着抗议会自发地在全国各地出现,为最后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成进行了反复预演。因此,当局很难派遣最忠诚、最凶残的安保部队前往各地进行镇压。

这两个运动对其成员的被捕反应都很快。他们用热线电话迅速将逮捕事件通知各地的支持者网络和媒体资源,进而迅速组织起抗议者到本地警察局前集会。这使那些被捕的成员往往只被关押几个小时就被释放,这鼓励了新加入的活动家“争取”逮捕[25]。在乌克兰,“波拉”还召集了反对派议员和监察员组成“专门小组”,要求警察限制对“波拉”的侦查。

当地支持者对通知的迅速反应也有效的阻止了当局的镇压。2000年9月29日,塞尔维亚科路巴拉地区的煤矿工人开始举行罢工。(《纽约时报》2000年10月5日报道)科路巴拉市地区的煤矿在塞尔维亚电力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罢工将导致塞尔维亚全面瘫痪。10月4日,数百名警察被派去镇压煤矿工人。矿工们得到消息,立即给周边城乡的居民打电话,人们迅速赶来保卫矿井。警察最后只好放弃执行驱散罢工工人的命令。

在塞尔维亚和乌克兰,反对派政治精英都努力与警察进行沟通。在乌克兰,反对派发起任何行动之前,反对派议员韦拉多默尔·费兰科和塔拉斯·斯泰茨基夫都会准备一份执行预案。在“我们的乌克兰”政党联盟大型集会之前,除了向警方申请行政许可,他们还会给当地警察局写信。他们认为,这些信件给了他们一个和警方见面的理由,让双方了解对方的态度,评估形势的发展。在基辅,非暴力运动特别关注市议会和各警察分局。在“橙色革命”期间,基辅市长奥莱克桑德·奥梅尔彻恩科和“我们的乌克兰”政党联盟领导层经过多次讨论,决定与基辅警方全面合作——警方受内务部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

2005年,“我们的乌克兰”政党联盟协调人斯迪斯科夫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在与警方会面时,我们会告诉他们,列昂尼德·库奇马不会获胜,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也不会获胜,人民站在维克多·尤先科一边。我们要求你们不要做违法的事,如果你们违反法律,必须为此承担责任。”我们像读祈祷文一样重复这句话。我们赢得了宣传战,我们让他们犹豫不决,怀疑列昂尼德·库奇马是否能获胜。这很重要。当你的对手对胜利没那么确信,而你对胜利充满信心的时候,你就已经胜券在握了。”

“我们的乌克兰”政党联盟协调人斯迪斯科夫继续回忆道:“在与警方会面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努力说服他们,旧政权会瓦解——它没法继续存在下去了。在任何情况下,让他们知道这一点都非常重要。”反对派的努力之所以能够成功,取决于民众对反对派的支持,而这一支持又是反对派自己努力建立起来的。2005年,韦拉多默尔·费兰科议员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警察和反对派之间的联系在人民走上街头之前毫无作用。一旦人民走上街头,上述联系立即显示出成效。没有人走上街头,就不会有任何妥协和谈判。人民上街是这些联系能够产生作用的前提。[26]

在塞尔维亚,从2000年9月25日选举结果公布到10月5日之间的10天里,警察部队司令官和反对派政党领袖之间进行着秘密而频繁的接触。有些警官公开宣称他们不会对抗议者动手,这些人马上被解雇了[27]。反对派领导人佐兰·金吉奇回忆道:“……在10月4日晚上召开的会议上,很多警察长官决定不介入冲突。他们说’我们收到了命令,但是别担心,我们不会执行。’警察信守了诺言,这就是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 [28]

乌克兰情报部门:

从2004年11月开始,乌克兰情报部门SBU就一直在对“橙色革命”成功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严肃的讨论。(《纽约时报》2005年1月17日报道,《欧亚日报》2005年1月24日关于此类讨论的详细报道)尽管很多人认为,在制止流血方面,与SBU相比,军方的立场起到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但我们认为,讨论SBU忠诚的转移对政权垮台的作用仍然是有价值的。

人们很难猜测情报部门在”橙色革命“期间的意图。2002年,当“我们的乌克兰”政党联盟总部刚刚在基辅设立的时候,包括SBU在内的很多执法机关就已经开始关注他们了。2004年10月,SBU的便衣洗劫了多个选举办公室,殴打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没收了许多重要文件,包括选民名单和资助者名单。(《乌克兰真理报》2004年10月23日报道)从”橙色革命“一开始,SBU内部对非暴力运动的态度就产生了严重分化。2005年在“第五频道”的一次采访中,一名熟悉SBU的观察家这样描述:“乌克兰情报部门分成三派。第一派支持维克托·亚努科维奇;第二派私下将信息通报给反对派;第三派隔岸观火,按兵不动。SBU的不团结是“橙色革命”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选举期间,反对派和SBU的成员建立了某种非正式的沟通渠道。甚至在选举之前,很多“我们的乌克兰”政党联盟的成员就与国内情报机关的高层建立了联系;在2005年6月10日的一次采访中,SBU总负责人霍·斯米什科将军承认,他早在1992年担任乌克兰驻美国华盛顿特区第一国防专员时,就曾经与反对派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霍·斯米什科在“橙色革命”期间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9月初,反对派候选人维克多·尤先科与霍·斯米什科将军及其他SBU的高层官员曾经举行过一次深夜会议——据说,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利用这次会议让SBU介入选举——按照霍·斯米什科将军的说法,会议讨论了“SBU是否会介入总统选举。”但他向维克多·尤先科承诺,SBU不会介入选举。会议之后,维克多·尤先科说:“我希望告诉SBU的头头会遵守承诺。”(《乌克兰真理报》2004年10月2日报道)。

作为SBU的领导人,霍·斯米什科将该机构作为乌克兰政治权力斗争的“制衡”,但是他也不掩饰对维克托·亚努科维奇过去犯罪经历的反感。[29]2004年夏初,霍·斯米什科曾派一名SBU的将军与“我们的乌克兰”政党联盟的智囊奥列格·赖巴彻克建立秘密联系。整个2004年夏天,奥列格·赖巴彻克都会定期从情报部门收到信息。他还收到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总部的文件,文件暗示,他们将在选举中舞弊。这些文件后来成为“我们的乌克兰”政党联盟的证据。(《欧亚日报》2005年1月14日报道)

2004年11月24日,维克多·尤先科与霍·斯米什科会面,应维克多·尤先科的要求,霍·斯米什科从精税的“阿尔法”特种部队中挑选了8名特种兵,保护维克多·尤先科的安全,并且同意联系退役的SBU特工,保护其他运动参与者的安全。双方达成协议,SBU将在整个政治进程中保持中立。(《纽约时报》2005年1月17日报道)

11月28日夜,当特种部队集结时,SBU积极地与各重要机构负责人联系。根据“我们的乌克兰”政党联盟的情报,霍·斯米什科分别给总检察长、内务部长和基辅警察局局长打了电话,要求部队撤离。(《法新社》2005年2月15日讯)有未经核实的消息称,“阿尔法”特种部队已经装备武器,如果内务部的警察部队向基辅进发的话,“阿尔法”特种部队将予以阻击。

“我们的乌克兰”政党联盟的一名曾经与SBU联络,要求其维持广场秩序的内部人士称:“SBU对运动的支持并不让人放心,一直到“橙色革命”结束,我们才对没有被SBU背叛松了一口气。”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沃尔迪迈·安东内蒂斯将军回忆道:“SBU派人出现在独立广场周围——他们了解情况,他们自已决定会做什么。在运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得到消息,他们会站在反对派这一边。”

在2005年的一次采访中,霍·斯米什科将军回顾自己在整个“橙色革命”期间扮演的角色,他说自己主要的目标是防止流血和内战。其他“橙色革命”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则认为“反对派可能取胜”这一因素最为关键。他们说:“SBU的官员与两个阵营都有合作,他们两边下注,稳赢不亏。”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乌克兰反对派二号领导人尤利娅·季莫申科也回忆道:“这是一复杂的博弈”。她也认为,SBU包括霍·斯米什科在内的官员“仅仅是两边下注”。(《纽约时报》2005年1月17日报道)因此,SBU官员的决策很可能受到了道德和现实两方面的影响。

特种部队:石头剪子布游戏

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的特种部队都有可能无法被非暴力运动说服,并且对抗议者使用暴力。因此,非暴力运动的主要目标应该是阻止他们,而不是说服他们。

在乌克兰,内务部命令所属的特种部队“铁条”从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向基辅集结,严重威胁到抗议者的安全[30]。特种部队的中低层官兵生活在军营之中,受训在高墙之内,基本上与外界信息隔绝,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我们的乌克兰”政党联盟与两支内务部从克里米亚派到基辅的军队(一支普通的武装部队和一支特种部队“铁条”)都沟通甚少。很多人看到这两支部队出现在基辅城内,站在本地那些没有配备武器装备的内务部“别尔库特”部队(暴徒)后面守卫总统府大门。他们接到命令,如果反对派冲击总统府,格杀勿论。2005年,沃尔迪迈·安东内蒂斯在接受一次采访时回忆说:“欧米茄”还将狙击手部署在广场四周不同地点[31]。更多内务部部队则驻扎在基辅城外,与外界信息隔离。反对派领导人很难与这些部队建立联络,不可能准确预测他们接到镇压命令之后会如何采取行动。在“橙色革命”刚爆发时,就有有观察家预测,革命发生的第一周,将会有超过1万5千名内务部部队在基辅及附近地区集结。11月28日夜,抗议开始一周后,这些部队接到做好战斗准备的命令,并配发了实弹。

在塞尔维亚也有相似的情况。军队和内务部都有精锐特种部队,他们收入丰厚,训练严格,装备精良,而且与外界隔绝,完全听命于上司。其中一只被称为“红色贝雷帽”的特殊行动部队(JSO)尤其令人担心。“红色贝雷帽”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犯有战争罪,据说还与多宗有组织犯罪有关。作为塞尔维亚国家安全局(SBD)的一部分,“红色贝雷帽”为多宗暗杀负有责任[32]。包括2000年8月25日在大选前数周,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前任伊万·斯坦博利克被绑架、杀害事件。

有两个主要因素成就了反对派运动的“妨碍”战略。第一,抗议者人数与部队人数的比例。在塞尔维亚,尽管“欧特珀”不清楚 “红色贝雷帽”会如何应对大规模抗议,但是他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是:如果贝尔格莱德街头有100万抗议者,只有大约300人的“红色贝雷帽”不可能在不开枪的情况下驱散人群。乌克兰也有相似的情况,根据当时的情报,内务部内、特种部队司令和其他机构负责人都十分清楚,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力和武力让抗议者和平地离开独立广场”[33]

第二,不同机构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一名观察家指出,乌克兰内务部特种部队意识到他们处于一种被这位观察家称之为“石头剪子布”的状态:如果特种部队士兵殴打抗议者,军队就会攻击特种部队。这一情况在11月28日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军队、SBU、内务部之间的摩擦让这些本应忠于政权的机构产生了犹豫和疑虑。2000年,塞尔维亚“欧特珀运动”的组织者也意识到,武装部队大多数官员即使不了解他们的主张,也不愿意为了保卫政权而镇压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因此,他们希望这些部队的指挥官能够意识到,无论如何镇压,也阻止不了抗议的进行[34]。1989年,同样的事情也在罗马尼亚政权变更中发生过。当内务部安保部队企图镇压包围了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的抗议人群时,与支持抗议者的军队发生了冲突。不同机构之间的分裂明显改变了安保部队对当局效忠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

结论:

非暴力运动对国家安保部队有三种可能的战略应对方式:防御、妨碍和强制。一,防御。如果采取这一战略,非暴力运动可能会让当局和它的暴力机器 “哑火”。二,妨碍。这一战略会使当局的镇压成本上升。随着镇压成本的上升,当局打击反对派的能力会减弱,安保部队很可能被完全妨碍,而不需要对其采用强制战略。三,强制。即削弱政权的某一个核心支柱,迫使它采取一项此前不可能采取的行动,比如国际协调谈判、自由选举,甚至彻底下台。

每一个具体的非暴力运动会有非常不同的结构性因素,我们不可能得出一个公式化的战术组合。但是,从乌克兰和塞尔维亚的案例中我们还是能够找出一些共同之处。第一,这两个国家的非暴力运动都成功地增加了安保部队每个级别、所有人对运动镇压的成本,使用的手段包括大规模动员民众、吸引国际关注、利用非官方媒体报道。第二,研究显示,运动的政治诉求如果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不仅有利于运动的最后成功,还有利于改变警察和军队下级官兵的忠诚。因为政权存亡与他们的关系不大,但是家人和社区却与他们关系紧密。第三,维持和监督非暴力纪律。这两个国家的非暴力运动都尽可能地减少与安保部队不必要的对立,揭穿当局将运动指控为“恐怖组织”的谎言。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统治者不会在大开杀戒之前移交权力,但上述因素共同让两国的政治转型进程免受到严重暴力的破坏。

 

阿妮卡·洛克·班尼迪克

伊万·马洛维奇

 2006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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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暴力战略理论家吉恩·夏普博士将这一过程分为:说服、和解、强制。

[2] 2000年,反对派“社会主义党”领导人奥莱克桑德·莫罗斯公布了一盘由总统列昂尼德·库奇马的保镖迈科拉·梅尼切恩科在他办公室内私自拍摄的录像。录像显示,列昂尼德·库奇马对一个官员下令“解决”记者乔吉·贡加泽。

[3] 本文所有没有标注姓名的受访者都同意在匿名的情况下接受采访。因此,本文只标注了这些受访者服务的机构和他们的职务,没有标注他们的姓名。

[4] 2004年10月31日,由于乌克兰总统大选中没有任何候选人达到法律规定的50%的多数,因此,同年11月21日要在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维克多·尤先科和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之间重选。但是民众普遍认为维克多·尤先科在第一轮大选中已经获胜。同时,乌克兰国内外观察家也纷纷报道,官方在大选中存在舞弊行为。

[5] 尽管高速公路警察一开始就想要遵守上司关于拦截开往基辅车辆的命令,但最初48小时的巨大车流和抗议者绕开主要公路的战术使他们的努力失败了。一名“波拉”活动家发现,当大路被阻断,当地人总会帮助他们找到很多到达基辅的小路。人们试图解释为什么列昂尼德·库奇马没有使用更多的警力,拦截所有的道路。其原因可能是当局低估了抗议者对它造成的威胁,也不想采取严厉的镇压行动影响政权在国际国内层面上的合法性。

[6] 他们还相信,必须聚集更广大的乌克兰民众,让人民走上街头非常重要。

[7] 这位外交官还认为,北京“6·4”大屠杀没有被实况转播是天安门民主运动失败至关重要的因素。研究非暴力运动与社会公正的学者布莱恩·马丁和瓦尼·温迪也持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 “外界缺少大屠杀的相关信息,给20世纪80年代东帝汶的非暴力运动争取国际支持造成了障碍。”一个相反的案例是,在印度尼西亚成功推翻军政府领袖苏哈托将军的非暴力运动中,人们特别擅长使用媒体。在示威时,抗议者甚至会携带写有“化好妆,今晚你可能要上CNN”的标语。

[8] “我们的乌克兰”政党联盟领导人指出:“我们绝不能用愤怒激怒对手,这非常的,极端的重要。我们的行动是和平的。我们从2000年记者乔吉·贡加泽被杀事件引发的抗议活动的痛苦教训中学到了经验。”

[9] 在中世纪,决斗的原则是,接受决斗的一方有权决定决斗双方使用的武器,而“非对称”战略中的非暴力运动一方向对手发起了“决斗”,但是对手却不能决定运动使用何种武器。——译者注

[10] 举例来说,2004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的卡里莫夫政权在安集延大屠杀之后,对被屠杀者是恐怖组织“阿卡隆米亚”成员的指责,就被一些民众所接受。

[11] 2005年5月13日,乌兹别克斯坦安保部队向安集延市的抗议者射击。有消息人士称,有1500人死亡,死者尸体被掩埋在附近的乱坟岗。大屠杀起因是23名安集延商人被逮捕并被指控为“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分离主义分子”和“阿卡隆米亚”成员。“阿卡隆米亚”是被政府定性的恐怖组织。这些商人则辩称,他们被逮捕的原因是他们在当地深孚众望。也有人认为,这些商人被逮捕是因为他们支持与总统卡里莫夫有隙而被撤辞的前安集延州州长科比尔乔·奥比多夫。5月11日,法庭宣布判决结果。5月10日,他们的支持者就开始在法院门前抗议。大部分抗议者是这些商人的亲朋好友。5月12日,政府逮捕了抗议者。5月13日,大屠杀发生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宣布,抗议者是恐怖分子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后来承认,当地恶劣的经济环境和人民的不满可能是抗议发生的原因。有分析家称,对抗议的镇压有可能是政府认为,抗议者企图推翻政府,或准备采取劫狱行动。还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乌兹别克斯坦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译者注

[12] 乌克兰军方与北约和平项目的伙伴关系以及与美国国际军事教育和训练项目的紧密联系,也可能在乌克兰军队内部孕育了民主思想。

[13] 据塞尔维亚《时代周刊》2000年4月22日报道,退役上校德拉甘·武克赛奇表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对南斯拉夫军队没有信心。他更喜欢警察。因为他认为警察可以解决他的所有问题。但是,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意识到,这在科索沃不可能做到。于是,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对军队人事进行了调整,将他的亲信安插进军队要职,他的亲信上台后,对军队内部进行了大清洗。现在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更喜欢军队了。”

[14] 乌克兰的非暴力运动也使用了“军队站在人民这边!”的口号。1991年,在苏联的“8·19事变”中,民众在阻拦坦克时也使用了这一口号。

[15] 莫西洛·佩里西奇将军说:“南斯拉夫军队不属于执政党,它属于国家,它保卫人民和祖国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成为一名政治家来阻止政府对军队的滥用。”(《独立亮度》杂志2000年7月8日报道)

[16] 反对派领袖佐兰·金吉奇后来说道:“尽管莫西洛·佩里西奇将军和反对派领袖瓦克·奥布拉多维奇做出了尝试,但10月5日之前我们不了解军队真正的想法。”(塞尔维亚《时代》杂志2000年11月2日报道)

[17] 本文作者之一伊万·马洛维奇在大选前2周被征召入伍。10月5日傍晚,他所在部队的所有长官都不见了。到了晚上,士兵们开始争论应该怎么办,有人说:“我们应该把武器扔了,去贝尔格莱德参加抗议。”第二天早上,一个名下级军官靠近伊万·马洛维奇和他握手:“恭喜,你们赢了。”不久,有长官出现了,宣布新政府已经成立,军队应该远离政治。这时,伊万·马洛维奇才知道,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政权真的完蛋了。

[18] 沃尔迪迈·安东内蒂斯因为和列昂尼德·库奇马在关于是否将乌克兰空军飞机卖给民航的问题上意见相左,因此,他被列昂尼德·库奇马重新委派到“一个他说什么也接受不了的职位上”并被迫退役。

[19] 一名警官将录音带送到“第五频道”想要他们播放,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上面想给警察洗脑,想操纵警察。”

[20] “欧特珀”尤其希望这个标识激怒南斯拉夫左翼联盟领袖,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妻子米贾纳·马克维奇。一份南斯拉夫左翼联盟的新闻稿显示,“欧特珀”这一标志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预期。实际上,内务部分析理事会2000年6月7日的一份机密文件“对法西斯-恐怖组织’欧特珀’非法行动的信息分析”中的记载与南斯拉夫左翼联盟的观点相似:“他们的服饰(黑色帽子、围巾、长裤和黑T恤)表明这一组织的成员与黑暗的过去和纳粹的理念极为相似,这两者曾经给我们的国家带来无尽的痛苦和邪恶。”

[21] 根据内务部2000年5月11日的文件,公安部部长兼内务部副部长弗拉斯齐米尔·德佐赫维奇将军曾命令警察:“揪出欧特珀”成员,收集他们的人数、意图和隶属关系,他们的运动和其他行动的信息。把所有这些情报送到警察委员会。”

[22] 有多名知情者称,这起谋杀的起因是一次家庭冲突。

[23] 据2001年11月23日贝尔格莱德人道主义法律基金的报告《2000年5月2日到9月24日,警察对塞尔维亚“欧特珀”组织的镇压》称,有超过2000名“欧特珀”活动家,400名其他反对派成员和大约100名NGO工作者被逮捕。有大约300名“欧特珀”的成员被逮捕5次以上。其中10%的被逮捕者(200名左右)不满18岁。

[24] 乌克兰情报部门SBU的特工也参与了这次逮捕行动。

[25] 如果警察在审讯中普遍使用酷刑,这一战术将很难实施。在塞尔维亚,只有不到1%被逮捕的活动家曾经遭受酷刑。最凶残的案例出现在塞尔维亚南部城市弗拉迪钦汉,警察对7名“欧特珀”成员实施了3小时的酷刑。300名“欧特珀”的支持者赶到警察局门口要求放人,7名“欧特珀”成员因此获救。

[26] “我们的乌克兰”政党联盟的另一位成员也有类似的评价:“维克多·尤先科虽然在多个场合要求警察和军队官员不要服从非法命令,但是直到人们走上街头之前,警察和军队没有任何让步,也没有任何支持维克多·尤先科的迹象。”

[27] 2000年9月28日,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反恐部队’赛吉’的指挥官齐维科·特拉杰科维奇上校被派遣去了一个塞尔维亚南部小镇库尔舒姆利亚。4天后他被解职。

[28] 佐兰·金吉奇还说:“在10月4日午夜,我们听说有几个警察部队的指挥官指挥着上千人,他们接到内务部长的命令,第二天(10月5日)将会采取行动阻止民众前往贝尔格莱德。他们不仅发了枪,还发了炸药。米洛舍维奇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政府。高级将领没有向下传达这一命令,但当晚他们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们。我们并没有完全相信他们,但是不论怎样,我们还是根据这一信息制定了战略。”(塞尔维亚《时代》杂志2000年11月2日报道)。

[29] 1968年和1970年,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曾经以抢劫罪和故意伤害罪被判入狱。他宣称,在1978这两起案件已被改判无罪,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他的说法。——译者注

[30] 内务部特种部队的前身是1999年被撤消的国民警备队的一部分。国民警备队克里米亚分遣队被认为效率最高,后被改编为“铁条”。(想了解更多关于乌克兰特种部队的信息,请关注塔拉斯·古佐尔的《乌克兰的非军队安保部队》一文,《斯拉夫军事研究》杂志第13期,2000年12月)

[31] 根据沃尔迪迈·安东内蒂斯的说法,“欧米茄”狙击分队隶属于“铁条”旅,他们被部署在广场四周建筑物的屋顶上随时待命。

[32] 2003年3月,“红色贝雷帽”还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政府大楼门口暗杀了民选总理佐兰·金吉奇。此后,“红色贝雷帽”被宣布违法,它的指挥官被逮捕。

[33] 尽管在广场和总统府附近安置了高压水枪,但是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民众,没人知道它们是否有效。

[34] 米洛舍维奇在1990年-1993年期间的顾问兹沃尼米尔·特拉杰科维奇这样说道:“我确信塞尔维亚不可能爆发内战,因为没有人站在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那一边。军队不是仅仅由几个将军和参谋长组成的,它主要是由中级军官指挥。这些军官绝不会射杀自己人,警察也不会插进一脚,向人群射击。” 政府派遣会最忠诚、最凶残的警察去镇压。但是,当大规模抗议出现在街头的时候,警察不可能介入。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介入的能力。(《今天》周末版2000年5月13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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